臺灣的過去和現在？
臺灣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移居而來的。1971年和1974年，兩次在臺南縣左鎮鄉發現了迄今為止臺灣最早的人類化石，被命名為“左鎮人”。考古學家認為，“左鎮人”是在3萬年前從大陸到臺灣的，與福建考古發現的“清流人”、“東山人”同屬中國舊石器時代南部地區的晚期智人，有著***同的起源，都繼承了中國直立人的壹些特性。臺灣早期住民中，還有少部屬於尼格利陀人種的矮黑人和屬於琉球人種的瑯嶠人。上述臺灣早期住民是現今臺灣少數民族的祖先。
臺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當時三國吳王孫權派1萬官兵到達“夷洲”（臺灣），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誌》留下了世界上對臺灣最早的記述。隋唐時期（公元589—618年）稱臺灣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師臺灣。據史籍記載，610年（隋大業六年）漢族人民開始移居澎湖地區。到宋元時期（公元960—1368年），漢族人民在澎湖地區已有相當數量。漢人開拓澎湖以後，開始向臺灣發展，帶去了當時先進的生產技術，公元12世紀中葉，宋朝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兵戌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臺灣。元、明兩朝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負責巡邏、查緝罪犯，並兼辦鹽課。明朝後期開拓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戰亂和災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當局和鄭芝龍集團曾經有組織地移民臺灣。
16世紀，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勢力迅速發展，開始把觸角伸向東方。17世紀初，荷蘭殖民者乘明末農民起義和東北滿族勢力日益強大，明政府處境艱難之時，侵入臺灣。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臺灣北部和東部的壹些地區，後於1642年被荷蘭人趕走，臺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荷蘭殖民者實行強制統治，把土地據為已有，強迫人民繳納各種租稅，掠奪臺灣的米、糖，把其收購到的中國生絲、糖和瓷器經臺灣轉口運往各國，牟取高額利潤。荷蘭殖民者的統治，激起了臺灣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農民領袖郭懷壹領導了壹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這次武裝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它表明荷蘭的殖民統治已經出現危機。
1644年，清軍入關，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權。1661年4月，鄭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討大將軍的名義，率2.5萬將士及數百艘戰艦，由金門進軍臺灣。鄭成功在進軍臺灣時，向荷蘭殖民者表示，臺灣“壹向屬於中國”，臺灣和澎湖這兩個“島嶼的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自古以來占有和耕種這壹土地”，荷蘭“自應把它歸還原主。”經過激烈戰鬥和圍困，1662年2月，鄭成功迫使荷蘭總督揆壹簽字投降。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了中國領土臺灣，成為壹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廣大人民的敬仰。
1684年，清政府設置分巡臺廈兵備道及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至1811年，臺灣人口已達190萬，其中多數是來自福建、廣東的移民。移民大量開墾荒地，使臺灣成為壹個新興的農業區域，並向大陸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陸輸入的日用消費品和建築材料等，使臺灣的經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這個時期，臺灣與福建、廣東的來往十分密切，中華文化更加全面地傳入臺灣。
由於西方列強向中國邊疆侵逼，中國出現了邊疆危機。1884—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法軍進攻臺灣，遭劉銘傳率軍重創，到1885年6月《中法新約》簽定，法軍被迫撤出臺灣。
中法戰爭以後，清政府為了加強海防，於1885年將臺灣劃為單壹行省，臺灣成為中國第20個行省。首任臺灣省巡撫劉銘傳積極推行自強新政，清理田賦，增加財政收入，購買輪船，架設電報線，設立郵電總局，建造鐵路；購買軍艦，增設炮臺，設立機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務局，安裝新式采煤機器；設立興市公司，建街造路；創立西學堂、電報學堂，培養建設人才。劉銘傳把眾多新式事業集中於壹省，使臺灣成為當時中國的先進省份之壹。
早在16至17世紀，日本就曾數次出兵窺伺臺灣。19世紀後半葉，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力圖躋身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1894年它發動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敗的清政府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臺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臺灣從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期。
日本占據臺灣後，在臺北設有總督府，作為統治臺灣的最高機構。並在各地建立鄉鎮公所，實行警察、保甲制度，對臺灣實施殖民統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時，基於發展本國經濟的需要，初時把臺灣作為其發展農業和農產品加工基地，使臺灣加工工業和交通運輸逐步得到發展。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為配合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又進壹步在臺灣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各類工業，擴大了工業在全島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使臺灣開始由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逐步向半資本主義半封建的以工商業為主的社會形態轉變。據統計，抗戰結束前夕，臺灣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紀初期的約占7%上升到約占18%。與此同時，臺灣勞工階級也在此轉變中逐步萌芽發展起來。1920年，臺灣約有勞工4萬多人；至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增至8萬余人；到了1943年，臺灣勞工已達20余萬人。
從1895年臺灣淪失，到1945年重新光復的整整半個世紀中，不堪忍受亡國奴生活的臺灣同胞，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保疆衛國，光復失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從而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譜寫了光輝而壯麗的篇章。
反對割臺議和的鬥爭 1895年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出後，舉國嘩然，人人“痛心疾首”，萬分憤慨。康有為、梁啟超等集十八省舉人千余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地求和，主張變法圖強。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籍進士、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都察院，痛陳：“數千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壹不***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以全臺之地使之戰而陷，全臺之民使之戰而亡……雖肝膽塗地而無所悔。”清廷各級官吏亦紛紛上書，陳述臺灣為中國東南七省藩籬，“今日無臺灣，明日即可無南洋；中國雖大，雖壹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譚嗣同怒斥清廷“壹旦茍以自救”，舉疆土而贈之於人，“其視華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臺灣紳民電奏清廷：“割地議和，全臺震駭。……臣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署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
馬關條約簽訂之次日，全省同胞哭聲震天，悲憤無可抑制的臺北人民鳴鑼罷市，民眾擁圍撫署，反對割臺，並要求餉銀不準運出，軍械制造局不準停工，稅收全部留作抗擊日寇之用。丘逢甲等壹批臺籍士紳還試圖以“自主”的辦法抵抗日本的占領，建立“臺灣民主國”，並要請政府臺灣巡撫唐景崧任總統。《自主宣言》中稱：“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理。”但隨著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陸，12天之後，這個“民主國”即告解體。
武裝抗擊日寇占領 日軍侵占臺灣後，清政府敕令其駐臺巡撫唐景崧等官員離臺。臺灣同胞紛紛拿起武器，自行組織抗日民軍，保衛祖國疆土。他們持續進行了前後長達7年之久的武裝鬥爭。
初時，臺灣同胞在各地配合壹度拒不奉詔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等清軍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義和臺南壹帶與日寇拼死搏鬥。他們手拿土槍和長矛，憑血肉之驅，前赴後繼，猛撲敵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義保衛戰最為激烈、悲壯，抗日民軍首領徐驤等人、黑旗軍的將領以及劉永福新軍七星隊的大部都壯烈犧牲。壹個日本人當時記載道：“不論何時，只要我軍（日軍）壹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壹面呼喊著，壹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藏在村舍裏，當壹所房子被炮火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壹所房子裏去，等壹有機會就發動進攻。”
臺南抗敵的最後階段極為艱苦。清政府壹再嚴令禁絕大陸各地支援臺灣，黑旗軍和民眾軍械糧餉俱絕，隊伍餓極不能起。在此情況下，劉永福堅持抗日5個月後，不得不被迫登輪退返大陸。臺南遂於1895年10月20日淪陷。至臺南失守時止，臺灣軍民總***斃傷敵3.2萬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壹半以上。
臺南失陷後，臺灣各地人民繼續堅持武裝抗日。他們在臺北的深坑、雲林鐵國山，嘉義臺南之間的番仔山、鳳山附近及屏東潮州等山區先後建立抗日據點。抗日民軍隊伍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他們進攻日寇軍營，襲擊日寇官署，抗擊敵人壹次又壹次的瘋狂掃蕩，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簡大獅是臺北農民抗日武裝的領袖之壹。1896年元旦，他率領隊伍同其他民眾武裝壹道直襲臺北，攻入市區。其後，簡輾轉至廈門。日寇殺其妻以泄憤，並向清政府將他本人索去。簡就義前慷慨陳詞：“我簡大獅，系清國臺灣之民。……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應目我為義民。況自臺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壹空，無壹人敢出首創義舉，唯我壹介小民，猶能取勝眾萬余，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願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後的武裝起義 在日本侵略者的殘酷鎮壓之下，臺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鬥爭經歷了壹個短暫的低潮時期。1906年以後，在祖國大陸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下，臺灣同胞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義；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義；1913年的苗栗起義；
915年臺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是辛亥革命直接影響下較大的壹次愛國抗日鬥爭。領導人羅福星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派赴臺灣的人員之壹。羅以其家鄉苗栗為據點，建立中國革命黨臺灣支部，在臺北、基隆、桃園、臺南等地發展組織，宣傳革命，籌劃起義。事敗後近千人被捕，20余人慘遭殺害。羅福星就義前的絕命詩說：“海外煙氛突壹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背鄉離井赴瀛州，掃空東庭指顧間，世界腥膻應滌盡，男兒不誤大刀還。彈丸如雨炮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屍回。”西來庵起義是愛國誌士八清芳、江定、羅俊等人組織的。他們以臺南西來庵等處為據點，訓練骨幹，籌劃起義，號召全省同胞“奮勇爭先，盡忠報國，恢復臺灣”。參加者遍及臺北、臺中、南投、嘉義、屏東等地。因事機為日警獲悉，余、江等率千余人臨時舉事，血戰七晝夜。起義失敗後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處死刑，被日寇濫殺的群眾竟達數萬人，引起了世界震驚。
“五·四”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 第壹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祖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臺灣同胞進壹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並和祖國的革命鬥爭密切相聯系，成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壹環。1920年1月，受“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臺灣籍青年學生產上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仿照北京的《新青年》發刊《臺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後，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廈門、南京等地的臺灣籍學生相繼成立“臺灣青年會”、“臺灣學生聯合會”，“中臺同誌會”等組織。1921年10月以蔣渭水為主聯合林獻堂等人於臺北成立旨在“喚起漢民族自覺、反對日本民族壓迫”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啟蒙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提出“反對民族差別”、“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廣東中山大學等校的臺籍學生在郭沫若等人影響下，建立“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在該團發表的《告中國同胞書》中呼籲：“勿忘臺灣”，“臺灣乃中國之臺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在這同時，臺灣各地農會和各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1928年4月，在大陸的臺灣籍中國***產黨黨員和留學日本的***產主義者，在中國***產黨的幫助下，於上海成立了臺灣的黨組織，即日本***產黨臺灣民族支部。臺灣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眾黨亦登上政治舞臺。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組合。臺灣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局面。同年底“臺灣農民聯合會”領導下的會員達3萬多人。各種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階級意識迅速提高。他們把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民族的階級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支持中國工農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鮮明的戰鬥口號。
在臺灣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形勢鼓舞下，居住在臺中濁水溪上遊霧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壓迫，於1930年10月27日舉行武裝暴動。這就是震憾中外的霧社起義。他們在搗毀十幾處日寇警察分所之後，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軍警激戰20余天。許多高山族婦女，為激勵丈夫殺敵而無後顧之憂，集體跳下懸崖。最後高山族同胞彈盡糧絕，起義領袖等自戕以殉。
高漲的民族民主運動猛烈地沖擊著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統治者對臺灣同胞開始全面大鎮壓，實行白色恐怖。無數臺灣同胞、愛國進步人士被囚人鐵牢，慘遭迫害。但是，臺灣人民並沒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們繼續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直到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根據歷史的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協定重新肯定了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壹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同簽署的《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後又有蘇聯參加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8年的艱苦抗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終於同全世界人民壹道，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使臺灣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結束了臺灣同胞蒙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的屈辱歷史。同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臺北舉行臺灣省日軍受降儀式。會後臺灣省行政長官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臺灣及澎湖列島所屬的壹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於中國主權之下。臺灣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戶戶張燈結彩，祭告祖先，通宵歡飲。臺北市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環市大遊行，歡呼回到祖國的懷抱，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渴望和平，實現民主，建設獨立、自主和富強的新中國；但是依附於美國的國民黨政府卻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內戰。它壹方面大舉進攻中國***產黨領導的廣大解放區，壹方面對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瘋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圖把中國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國人民，迫使人民起來與之進行堅決鬥爭。1947年2月28日，在全國民主革命的高潮下，臺灣全省人民舉行了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武裝起義。“二·二八起義”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深切同情。中***中央給予熱烈支持，指出：“臺灣人民的武裝自衛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宣布“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妳們，幫助妳們。”“二·二八起義”在國民黨政府的血腥鎮壓下雖然失敗了，但它又壹次表現了臺灣同胞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國人民在中國***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新中國宣告誕生。中國歷史從此進入了壹個新紀元。在祖國大陸解放的前夕，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部分軍政人員跑到臺灣，他們依靠美國的庇護與支持，在臺灣維持偏安局面，使臺灣與祖國大陸再度處於分裂狀態之中。
臺灣當局在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同時堅守“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所謂“三不政策”底線，並稱“只有中***徹底放棄馬列主義，認同三民主義後，兩岸官方才有接觸的可能”。
1“兩航談判” 自1949年國民黨當局逃臺後，海峽兩岸真正意義上的第壹次接觸談判是在1986年5月。這是壹起因偶發事件引發的兩岸談判，臺灣當局是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被拉上了談判桌。
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壹架編號“B-198”的臺灣“中華航空公司”波音747貨機，在飛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啟德機場後，突然偏離航線，朝北飛行，稍後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機長王錫爵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同行的另兩名機械師要求回臺，機上***有貨物22萬磅。事件發生當天，中國民航致電臺灣“華航”，請其盡迅派人到北京商談有關飛機、貨物和機組其他成員的處理問題。
面對這壹突發的事件，臺灣當局立即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按照“三不政策”，就不能與中***談判但不談判又解決不了問題。經過權衡利弊，為避免給外界造成國***兩黨在進行談判的印象，蔣經國最後決定在堅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委托第三者“香港國泰航空公司”全權代表“華航”與中國民航協商解決人機交接事宜。蔣經國還指示“華航”依國際慣例解決善後工作。這壹不合適宜、多此壹舉的決定自然遭到祖國大陸的反對。祖國大陸方面認為，這純屬兩個航空公司之間的業務性商談，並不涉及政治問題。既然是交接，就應當由當事雙方直接地、負責地辦妥交接事宜，以確保飛機和願回臺灣的另兩名機組人員安全返回臺灣。中國民航再次致電“華航”，催其盡快作出答復，並提出如果臺灣方面認為到北京不方便的話，也可到他們認為方便的地方協商。
在經過兩個星期的交涉後，1986年5月17日至20日，“中華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在香港進行了為期四天的歷史性商談，就交接貨機、機組人員和貨物事宜達成協議，簽署了“兩航會談紀要”。
2.“金門談判” 80年代後期，由於臺灣當局拒絕兩岸“三通”，奉行單向的開放政策，限制大陸民眾與臺灣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區出現了大陸居民私渡去臺的現象。臺灣軍警對大陸私渡入臺人員采取不人道的強制“並船遣返”的做法，致使臺灣海峽連續發生數起大陸同胞在遣返過程中遭受人身傷亡的事件。1990年7、8月間，發生了因“並船遣返”導致25人被集體釘在船倉內窒息死亡，以及21人因遣返船被臺軍艦撞擊落水身亡等兩起慘劇，臺灣軍警的殘暴行徑遭到兩岸人民的壹致譴責。
1990年8月，為避免再次出現死傷悲劇，切實解決私渡人員的遣返問題，中國紅十字總會向臺灣紅十字組織建議，雙方簽定遣返作業協議，將私渡人員遣返納入規範程序，使遣返作業在兩岸紅十字會組織的見證下進行。背受強大輿論壓力的臺灣當局，對於中國紅十字總會的建議很快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考慮到簽署協議需要實地考察遣返路線，同時也為了照顧臺灣方面希望保密的要求，雙方決定協商地點定在當時尚未解除“戒嚴”、仍是國民黨“戰地”的金門島。
1990年9月11日上午，中國紅十字總會秘書長韓長林等4人乘坐壹艘懸掛白底紅十字旗的鐵殼船，從廈門東渡碼頭出發，徑直朝金門方向航行。在下榻的“仁愛新莊”，韓長林等與臺灣紅十字組織秘書長陳長文等就兩岸紅十字組織參與見證主管部門執行海上遣返事宜進行了協商，並於12日簽署了協議。雙方本著切實解決問題、回避目前尚難以解決的兩岸政治分歧的務實精神，就見證遣返的原則、對象和遣返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確的規定。
3 。兩會相繼成立 鑒於僵化的“三不政策”，臺灣當局無法與祖國大陸進行正式的接觸與談判。1990年11月21日，為應付兩岸關系發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陸政策，臺灣當局成立了“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並於1991年3月9日正式掛牌工作。這是以民間團體身份出現的半官方機構，直屬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任務是接受“陸委會”的委托，辦理臺灣當局“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人稱“陸委會”手套。海基會的首任董事長為國民黨中常委、臺水泥業巨富辜振甫，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為陳長文、副秘書長為陳榮傑。
海基會成立時的定位是“協調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以保障兩地人民權益為宗旨，不以營利為目的”。該會的主要工作有如下7項業務：(1)兩岸人民入出境收件、核轉及有關證件簽發補發。(2)大陸地區文書驗證、身份關系證明、協助訴訟文書送達及兩地人犯遣返。(3)大陸地區經貿資訊的收集發布，間接貿易、投資及其爭議的協調處理。(4)兩岸人民有關文化交流事宜。(5)協助保障臺灣地區人民在祖國大陸地區停留期間的合法權益。(6)兩岸人民往來有關咨詢服務。(7)“政府”委托辦理的其他事項。
該會成立後立即承擔先前由紅十字會負責的有關兩岸事務性的接觸和交往的職能，並派遣該會人士訪問祖國大陸各相關部門，建立溝通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