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高校課堂上講不講"政治
俄羅斯：侮辱自己的國家很危險
俄羅斯高校的老師在課堂上會經常議論自己的國家嗎？有俄羅斯朋友對筆者說，高校課堂上免不了會出現“某些熱心政治的教師發出的個人聲音”，其政治態度和見解也會或多或少影響到課堂上的學生，但是，只要教師遵紀守法，遵守與學校簽署的合同，他就不會在課堂上“亂說”。
“關鍵是法律規定”，朋友謝爾蓋說，“沒有教師敢在課堂上謾罵政府領導人，無論評說部長、總理，還是總統。隨便罵人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而侮辱自己的國家——俄羅斯的高校教師多半不會這樣做。無論如何，在學生面前羞辱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是壹件十分危險的事情。俄羅斯大學生都是成年人，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愛國情懷，教師信口開河，未必會受到學生追捧。假如某些教師脫離課程內容，散布反政府言論，學生們多半不會買賬。”
教師在課堂上搞“政治宣傳”也不符合俄羅斯高校的相關規定。經濟學教授在課堂上批評俄政府的經濟政策與講授俄羅斯必將發生“顏色革命”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專業課上的科學觀點，後者則是違背學校相關規定的政治煽動。教師的課堂教學活動是傳遞科學知識，而不應是散布政治理念。大學教授固然都有自己的政治觀點，但他們通常不會借上課之機，將自己的政治情緒傳達給學生。事實上，的確有壹些教授為了嘩眾取寵，喜歡批評政府，但他們十分清楚，如果他們的批評偏離課堂教學內容，就會被學生拋棄，被學校解聘。
俄專家認為，法制社會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罵街，同時也不允許“嚴禁教師在課堂上談論社會政治”的事情發生。俄羅斯的知識階層有向政府說不的傳統，尤其是高校“世外桃源裏的知識分子”，通常喜歡譏諷時政。大學教師要有培養學生理性、科學地看待社會現象的責任，其教學活動應保持其應有的批判精神。如果壹名高校教師有意識地散布種族歧視言論或批判政府的民族團結政策，那他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對教師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批評政府某些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舉動，不可隨意指責。
隨著家用轎車的急劇增多，莫斯科政府今年推出了壹些“超前式的停車收費規定”，引起強烈的社會反應。莫斯科壹所高校的社會學教授不僅在課堂上對政府的新政進行點評，還請學生提交“完美停車方案”作業。俄專家認為，針對大學課堂上此類教學活動，就不能隨意限制。(本報駐俄羅斯特約記者 汪嘉波)
美國：應分享而非灌輸個人政治觀點
在紐約州立大學上二年級的小張(化名)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他選修了美國歷史課，講到獨立戰爭時，老師建議到附近的博物館看壹看；講到美國民主制度時，老師更是慷慨激昂，言辭中充滿自豪。小張說，他註意到老師在講課中從來都是介紹美國如何偉大，如何正確，絕不說美國不好。但老師有時候也會批評美國政府的某些政策，比如奧巴馬的移民[微博]改革政策。
另壹名康奈爾大學的學生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他上過《美國當代外交史》《美國本土的冷戰》等課程，在課堂上沒聽到過教師“抹黑”美國，刻意贊揚美國的也很少。不過，壹名學術水平很高的教授倒是經常抨擊“美國優越論”，他的課被學生們公認為“極好”。
美國推崇學術自由，但美國絕大多數教授在課堂上嚴守中立原則，不作政治灌輸。美國大學教授協會1940年制定的《學術自由與終身教職的原則聲明》寫道：教師享有在課堂上討論其課題的自由，但他們也需謹慎，勿在教學中引入壹些與討論主題無關的爭論性問題；當教師作為公民發言或寫作時，不受學校審查制度與紀律之約束。由於他們在社會中的特殊位置，他們須承擔壹些特殊義務……
事實上，教師在課堂上該怎麽講在美國也是爭論話題。有人質疑：教師表達個人觀點會給學生形成自己的看法產生不好影響嗎？有人認為，課堂不該是教師觀點的禁區。但分清分享與灌輸個人觀點是壹個很有技巧性的工作，“關鍵是不要告訴學生該想什麽，而是給他們更多可思考的東西。”
2009年，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社會學教授威廉·羅賓遜向他的本科生班級發送了壹封嚴厲批判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方式的電子郵件，內含納粹大屠殺的照片。兩名學生告發了他，認為郵件包含反猶主義。羅賓遜的許多同事認為學術自由保護此類交流，但許多團體認為羅賓遜越界了，濫用了教職。
教授歷史課的阿倫森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我們講授美國歷史課的目的是要讓學生正確了解美國的過去。美國的歷史不長，但波瀾壯闊，有許多重大事件和歷史人物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但美國也不是完美的，在我看來政府很多政策有偏差，我會及時告訴學生要用批判性思維去看問題，綜合分析後再形成自己的結論。”
德國：“政治正確”是壹項基本功
作為二戰戰敗國，德國在致力於走出二戰陰影的過程中，對高校教師的要求很高，“政治正確”是其中壹項重要“基本功”。
《環球時報》記者從德國高校聯合會了解到，德國高校教師屬於公務員[微博]，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教師受憲法保護，領取國家工資，享有職業安全保障。不過，大學教師也要遵守各種政治要求。
柏林政治學者曼費爾德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大學老師是國家和學生的橋梁。國家給公務員提供優惠政策的同時，也要求公務員忠誠，所以公務員要放棄壹些基本權利：大學教師想有言論、集會自由，可以自由參加黨派選舉，但受到壹定限制，比如不能罷工，不能在大學課堂上詆毀國家各種制度等。這是教師的義務。
斯戴凡是波茨坦大學的壹名教師。他本人具有較高的學術能力，不過有學生反映，斯戴凡在課堂上，遇到歷史問題時，掩飾納粹罪行。有學生還發現，這名教師參加過極右翼政黨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州教育局對他進行調查後，將其開除公職。教育局認為，大學教師不能宣傳納粹思想，教師在課堂上必須按照教科書講授真實的歷史。
法蘭克福大學經濟系學生索尼婭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德國大學對老師在課堂上的表現會進行反饋調查。每個學期結束，任課老師會發給每名學生壹張評價表。評價表列出教師在課堂上的各種表現，比如是否緊扣教學目標，是否生動等等。
像索尼婭壹樣，許多德國學生告訴記者，他們的任課教師，不管是資歷淺的青年教員，還是資深教授，都很嚴謹，專註學術。他們也沒有碰到過老師大發牢騷，或講自己的政論。
德國壹所大學的社會學教師哈特維格對記者表示，德國老師有自己的各種權利，但在大學課堂上必須尊重學生的權利。比如，不能將自己的政治觀點強加給學生，更不能在課堂上歪曲歷史，抹黑國家，否則，就很可能違反德國的法律。
日本：不允許大學滋生負能量
壹直自稱“亞洲民主典範”的日本，在大學教育中非常“講政治”。
二戰後，日本以大學生為“龍頭”，以大學課堂為“戰場”，打造起整個社會的精神支柱。政府提出奮鬥到底的“大和精神”，並培養具有“完美人格”的公民。大學將培養目標“智德體”改為“德智體”。與此同時，日本采取立法手段設立了壹整套教育法令。
日本私立和公立大學的課程設置雖然有所區別，但核心都是為了實現國家的思想教育目標和理念。大學的教師會拿出政府的各種政策，組織學生展開討論，最後形成相對正式的報告書。有“背景”的教授會通過各種渠道，將報告書送到決策者手中，以供他們參考。
壹味攻擊政府的老師，會被認為“政治傾向有問題”“不客觀”“不專業”，招致學生反感，甚至因觸犯法令而被解聘。總之，大學裏可以對政府政策公開討論，但不允許為攻擊而攻擊。
11月4日，京都大學吉田校區出現警察。當時，壹些師生在校園內派發反政府政治傳單，進行演講。在大學校園裏幹這種事，屬於“過激活動”。警方立刻進入校內調查，結果與學生發生沖突。警方出動上百名警察處理此事。
日本將大學當作思想教育的重要基地，絕對不允許其成為滋生負能量的溫床。甚至在社會上可以開展的各種政治活動，在大學裏都得悠著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