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1970年。美國為什麽敵視中國
另壹方面，兩極格局下，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也引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仇視。
面對冷戰在國際範圍內不斷擴展的現實,為了長期、間接地影響新中國的內外政策,華盛頓選擇了使用經濟武器而非直接的武裝幹涉。美國政府的官員們似乎對美國經濟實力的政治“杠桿”作用顯得非常自信。顯然,經濟武器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壹個戰略選擇。
美國實行的對華經濟戰略考慮從壹開始就內含了壹系列對外政策目標。其中壹個長期目標就是弱化、離間北京同莫斯科的政治和經濟關系,從而最終阻止中華人民***和國成為蘇聯遠東的衛星國並充當***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先鋒”。為此,杜魯門政府首先考慮運用經濟恩惠來誘導北京。華盛頓的決策者們依據“常規”判斷,壹個政治上尚未鞏固、經濟上仍舊脆弱的中國新政權拒絕接受來自美國的經濟援助,這將是難以想象的。但是,堅持民族獨立、主權完整且決心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領導人沒有給美國利用經濟誘餌留下任何余地,反而迅速地向蘇聯“壹邊倒”。惱怒之下,華盛頓轉而施加貿易禁運。美國決策者們相信,由於經濟落後的中國必須依賴對外經濟貿易,中國領導人就無法忽視美國限制中美貿易的壓力。而且他們推測,中國政府在歷經艱難後就會了解到,蘇聯的經濟制度和實力是無法與美國同日而語的。
依據“成本-收益”邏輯,美國對外政策決策者們認為,無論是經濟誘餌還是貿易禁運,在影響中國對外政策上都是華盛頓的理性選擇。在決定美國是否應該把已答應給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恩惠”轉給***產黨時,杜魯門政府認為不應走得太遠。由於受到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挫折和相信有效運用經濟武器將引導杜魯門政府對中國采取嚴厲的態度,華盛頓堅持貿易禁運、拒絕提供援助,除非北京的行為規範能夠滿足美國的要求。
即使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夕和繼之而來的中國的武裝介入,美國對華的經濟武器仍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當美國和“聯合國”軍隊同中國的“誌願軍”在朝鮮進行有限戰爭時,華盛頓曾打算對華發動全面經濟戰爭。美國戰略家認為,在核時代,通過聯合國采用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都是“懲罰侵略”、解決國際沖突、避免戰爭升級的最佳選擇。
然而,事實證明美國的決策者們是在異想天開了。他們所碰到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取得和保持盟國的合作與支持。雖然華盛頓說服了聯合國對華實行國際禁運,但只是限於壹個有選擇性的框架內。盡管美國為了使禁運得到支持和不斷擴大發動了強大的外交說服攻勢,但美國的主要盟國仍堅持拒絕擴大對華的有限禁運。除了要維護它們自身的經濟與政治利益之外,這些國家在國際經濟制裁是否有助於迫使中國接受在朝鮮的停火、是否有助於遏制中國不再“挑起沖突”、是否有助於阻止中國“充當***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先鋒”等涉及經濟武器的目標和效果問題上,產生了疑慮。尤其是英國的有限合作態度起到了從內部削弱西方對華貿易禁運和經濟制裁的作用。倫敦無法贊同華盛頓對經濟制裁的代價-收益的計算方法,它比美國更加重視在中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針對其殖民地香港的經濟利益。盡管雙方政治利益基本壹致,但美英間經濟利益的差異明顯阻礙了對華國際禁運的有效發揮。
另壹個值得註意的方面是,以美國為首的對華經濟制裁從壹開始就體現出許多強烈的浪漫主義的期望。隨著***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被確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脅,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在國內強硬派的壓力下,總希望能夠做些什麽並盼望政策行為能夠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即便當對華經濟制裁並未產生美國所期待的經濟或軍事效果時,他們仍然拒絕放棄對經濟武器的心理或政治的沖擊力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