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財貴的讀經運動究竟出了什麽大問題?
王財貴在回應柯小剛教授對於“基於他思想體系下的‘讀經運動’給整個傳統文化復興事業帶來負面影響，致使狂熱分子失望，轉而站到了攻擊傳統文化的壹邊”時說道，“科學技術都難免出例外了，生命之事，更形奧秘復雜，教育既然是生命之事，哪種教育不會有令人‘失望’的情況發生呢？”?而回應公眾對讀經運動的“宗教化”指責則說道，“所謂‘教主’‘宗教化’‘造神’‘超越了教育的界限’雲雲，彼實不識宗教之意義而任意貼標簽也。”並認為媒體不安於平實地表述事實，有意虛張聲勢貼“宗教”的標簽來引起眾怒。最後，他指出，讀經界內的學堂各不相同、因材施教，不同於壹般教育，凡九歲的學生都學三年級的語文和數學。學問是多元的，人才是多元的，教育也需多元。讀經正是多元的教育。
黃曉丹回顧了1935年蔡元培、胡適等人都參與過的關於“讀經”的討論，認為，八十年前這場討論的優勢在於，幾乎所有的參與者都在1912年中小學取消讀經之前度過了青少年期，很多人跨越了舊式和新式兩種教育形態，而八十年後今天的討論卻已不容易建立在這樣的***識之上。這不是因為研究的深入而導致的觀點變化，而是因為對於研究對象的隔閡和疏遠，導致大量的臆想羼入事實。
1935年這場讀經爭論的真正議題是“是否應該鼓勵社會性的讀經運動，甚至以行政力量將它強制性地納入中小學課程”？?“讀經”爭議雙方集中在三點上進行了辯論：第壹：通過讀經能達到現代社會的教育目標?VS通過讀經來達到現代社會的教育目標是低效的；第二：社會危亡是廢經的結果VS廢經是社會危亡的結果；第三：以“讀經”維護“文化本位”?VS?以介紹和創造實現“文化復興”?。在1935年這場討論中，大部分支持讀經者最糾結的問題也是如何讓學生懂。從經學史的角度來看，恰恰是“講經”、“通經”而非“讀經”，才是學術的正統。
最後，黃曉丹指出，“讀經”被寄予了解決健康、家庭、經濟、道德等多種問題的期待。而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人們並不知道，他們所依賴的是壹套被曲解了的“偽經”，以及從未成為過主流的“反芻”盲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