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快遞巨頭集體漲派件費，小哥：有啥用，反正都會從罰款裏扣走
“不會回去送快遞，漲派送費也不會，我是對快遞業徹底失望了。”從業5年的快遞員李挺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派送費每件漲1毛完全無法產生什麽實際性影響，因為在之前幾輪價格戰中，派送費已經被壓低了無數次，“壹件才壹塊錢”。
8月29日，韻達快遞率先宣布將於9月1日全面上調快遞費，中通、圓通、申通、百世和極兔快遞隨後跟進，同樣宣布上調快遞費。
消息公布後，時代周報記者走訪多家快遞站點，多位快遞員對記者表示，對派件費上漲壹事“無感”，“只要罰款壹天不透明，派送費再漲也是壹樣。”
上遊的商家們率先坐不住了，多位電商商家表示，已經陸續收到發件漲價通知，這意味著增加的0.1元派件費被平攤到了他們身上。快遞站點的老板們仍然悶悶不樂，增加派費並不能改變什麽，人手依然緊張、快遞員仍然在不斷離職......
對於快遞員們來說，事情仿佛沒有變化
下遊的消費者們則被這1毛錢觸碰到了敏感的神經。在壹項“妳支持快遞員漲薪嗎”的投票中，多數消費給出了反對票，“派費上漲，我們需要加錢嘛”、“先解決送貨不上門、丟件毀件的問題吧”。派送費漲價的相關新聞報道中，對快遞服務質量的不滿，成為評論區內的主要論調。
從業3年的快遞員王利告訴記者：“漲或者降，這個行業，壹直都會是活多錢少的情況”，在王利看來，快遞巨頭們之間的戰爭，他們快遞員沒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輿論紛雜，眾多聲音中，故事的主角快遞小哥們，反而是最沈默、安靜的群體。
漲了的派件費，從罰款裏扣回去
8月31日，在韻達位於廣州的某網點，時代周報記者看到壹切如常，貨架上、地上滿滿的快遞，店門口時不時來往著快遞車。快遞小哥壹如既往的卸貨、拿貨、送貨，還是壹秒都不敢耽擱，動作敏捷、迅速，無人講話、交流，好像網上的紛擾與他們無關。
1毛錢究竟對快遞員收入影響有多大？
據王利估算，他每月派件500件，收入至少能增加1200—1500元，粗看確是壹筆蠻可觀的收入。但在時代周報記者實際走訪的過程中，多位快遞員卻對漲派費壹事表現出“無感”。
廣州韻達某站點負責人李先生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表示，目前還未接到漲派費的正式通知。
某二線城市圓通快遞員小磊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大老板（公司）通知派件費上漲其實和派件員關系不大，因為中間還夾著“小老板”（網點）。最終快遞員的工資多少，是由“小老板”決定的。政策下來，有些網點可能會漲，但大部分肯定是原封不動，不會漲。
李挺則給時代周報記者發來壹張工資單。賬單顯示，他5月份的派費粗收入為9200元，但在扣除項中，罰款高達2000元，且沒有註明任何原因。為此，李挺找到了網點老板理論，卻被告知“上面就是這麽罰的，我也不清楚”；隨後，他打電話給公司總部，得到了“不清楚”的回復後，依舊沒有下文。
夜裏10點，北京壹位快遞小哥仍在工作
“只要罰款壹天不透明，派費再漲個兩毛也會有人員流失。”李挺有些憤憤不平。事實上，幾乎每家快遞公司都有壹套嚴苛的罰款標準，“以罰代管”，把控著快遞員的整體收入。
在李挺的《員工手則》上，公司明確提出了簽單率（即客戶簽收快遞的比例）要求：上午場95%、下午場98%，數據不達標，每場則罰款100塊。“這要是碰上下雨天、刮臺風，或是前段時間的疫情封鎖，只能認命賠錢。”李挺稱。
除此之外，消費者每壹次的投訴，也都會列入罰款考核體系。
小磊向時代周報記者舉了壹個例子：“我們這邊的壹個菜鳥裹裹收件網點，快遞員上門取件壹票賺4元。但是壹旦訂單取消，除去系統取消外，無論是客戶自身的原因，還是快遞員的原因，每單都倒扣快遞員20。”
沒有五險壹金、每天都送不完的貨物，李挺在當快遞員最怕聽到的就是，就是來電鈴聲響起。“有時候忍不住回了客戶壹句嘴，便會被投訴，100塊就沒了”，李挺有點無奈，“這意味著之前送的100件快遞、近3個小時的努力工作全打了水漂。”
冒風雪送的快遞，很可能因為壹個投訴電話打水漂
對於罰款，快遞員彭宇也深有體會。去年雙十壹，因客戶退回的手機屏幕損壞，他被淘寶商家投訴，壹單就罰了800元。自此以後，他不敢怠慢，看到快遞箱上“貴重”的標簽就會條件反射般的放輕手腳，像是在刀尖上行走。
小磊則對時代周報記者介紹，許多分站點和網點為了自身利益，只提供快遞塑料袋及封口膠，其余打包材料壹點都不提供，時不時會造成客戶的寄件在運輸途中損壞，導致收件員賠錢。“許多新手幹壹個月，不但賺不到什麽錢，甚至還會倒貼。”
據媒體報道，近期各家快遞公司在宣布派件費上漲後，隨即加重了罰款規則。壹張快遞公司罰款新規截圖顯示：從9月起，如果快遞員不經客戶同意就放驛站自己簽收，客戶投訴後按虛假簽收處理，在每票100元罰款的基礎上再按比例加罰。
“為了維持成本，各家站點還是會通過罰款等方式把錢要回去。”李挺稱，壹邊漲派費，壹邊加重罰款的套路，快遞員間都是心知肚明的。小磊則表示：“快遞員壹般幹壹兩個月就幹不下去了，老員工非常得少。像這樣子（罰款），想要什麽服務態度好都是不可能的。”
0.1元能讓快遞重新送上門嗎？
在快遞行業服務質量的問題中，快遞員與消費者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是否送貨上門的爭端上。
《2021年618快遞服務質量大數據報告》顯示近70%的快遞員在618期間遭到投訴，且過半投訴超過3次；在發起投訴的人中70%以上是因為自己的快遞沒有被送貨上門而不滿投訴。
此次派費增加的消息公布後，同樣出現了聲音，“寄件價格是否會提高？”“快遞員薪資普漲，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快遞派送的槽點？”
廣西南寧某高校大學生正在驛站中尋找自己的快遞
對於快遞費是否漲價，李先生表示，類似於淘寶9.9元包郵這種不超首重、大批量的寄件的商家（日單量50+件）而言，目前寄件費依然在4元/件左右。待正式通知派件費上漲後，可能會有所上調，但在他的站點，漲價後也不會超過5元。對於非商家的普通寄件者，依然按照目前的首重、續重費計算，不會漲價。
李先生直截了當地表示，如果是大件物品，快遞員還給送上樓，那快遞員別想賺錢了。至於派件費上漲後，快遞員是否會願意送貨上門？李先生認為，這得看快遞員的實際收入能增加多少。
“客戶希望能派送到家，收件方親筆簽字，那快遞員每天能送的件只有現在的不到五分之壹，必然導致配送率不達標，每天被扣200塊，相當於白幹。”李挺稱，選擇放驛站或者快遞櫃，意味著快遞員需要把自己辛苦掙來的派件費再分壹些出去。“快遞櫃3毛”、“驛站6毛”，這些都需要快遞員自掏腰包。
“我們本身也不願意，畢竟派壹件快遞才賺1.1元。可權衡利弊後，還是多派件合算”，為了討生計、頂著罵聲，王利仍舊把包裹塞進了快遞櫃裏，匆匆駕車離去。
價格戰是罪魁禍首
除了限制頗多的罰款規則外，繁重的工作量、不合理的工資收入，壹度成為壓垮快遞員的最後壹根稻草。
在7月8日，國家七部門發布的《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要求中，特別提出要保障快遞員能獲得合理工資收入，還制定了派費核算指引、制定勞動定額、糾治差異化派費、遏制“以罰代管”四方面措施，希望引導派費處於合理水平，避免快遞員過度勞累。
“話是這麽說，不拼是不行的。快遞員的工資基本都來自派件費。”王利表示。據他描述，從早上6點，到晚上8點，快遞員要麽在派件的路上，要麽在接電話。特別是近3年，工作量大了，時常幹到淩晨還在接電話。
“壹切都是行業價格戰導致的。”王利推測。
壹位快遞站點負責人在房間中休息
2019年3月初，中通發起“到邊到角”的搶市行動，打響了快遞“價格戰”第壹槍，首次將義烏的快遞價格打到最低1.2元發全國。各家快遞公司迅速做出反應，順豐推出特惠專配業務，價格壹度降至3—4元/票；申通更是心壹狠，將快遞費捅到了9毛，首度跌破了壹元大關......
“快遞行業的內卷從那時候便已開始。”王利回憶，原來需要7-8元的寄件費，當時平均3元就可以發往全國了。低價讓更多人願意寄送快遞，他手頭上的派送量壹下子猛增，“每天多送幾十上百件，相當於多幹了壹個小時。”
可沒日沒夜地幹活，並沒有帶來相應收益。月底派費結算時，王利高發現，自己工資其實沒上漲多少。“原因在於派費的下降”，王利稱。
業內人士曾給出快遞費的分配結構：如果用戶付出10元快遞費，發件網點分配1.6元，城市內分撥費用0.6元、運到分撥中心運費0.3元、總部收到面單費1元、中轉費2元、末端網點1.5元、收件業務員3元。以上各項中，多數費用只能通過技術和規模化縮減，只有包含在1.5元末端網點的快遞員費用是最好壓縮的。
數據顯示，在還未公布漲派費之前，申通、圓通、順豐2021年7月份單票收入同比均下滑10%左右，2020年同期降幅則為20%、30%。
2020年雙11，某快遞站點堆積如山的快遞
“殺敵八百，自損壹千”，因為利潤太低、工作強度大，快遞員不好招、離職率高等現象時有發生。2019年7月底，各家快遞公司的老板在義烏進行談判，形成了壹個所謂的“價格聯盟”，穩定了快遞價格。
就在所有人以為“價格戰”即將偃旗息鼓時，行業又迎來破局者。
2020年3月，東南亞快遞公司極兔速遞進入中國市場。為了快速搶占市場份額，極兔壹度在義烏等地把單價壓到0.8元，這意味著用戶給出的10塊包郵錢，商家去掉郵費成本，還能躺賺9塊2。對此，“四通壹達”被迫應戰，甚至出現了聯手封殺極兔的場面。
浙江義烏某快遞站點，兩名快遞員正從車上卸貨
“價格戰基本每年都會打壹次，各大快遞已經疲於應對，卻不得不赤裸上陣搏殺。”李挺稱。數據顯示從2012年到2020年，快遞業務量從57億件增加到835億件，凈增了14倍，年均增長40%。而快遞平均單價卻從18.5元降低到10.6元。
快遞量的激增並沒有讓快遞行業的利潤等比例提升，反而快遞費向底部逐年探底，隨著包裝成本，物流成本的提升，行業的盈利空間越來越小。
快遞行業就在這種惡性循環中不斷尋找平衡點，服務質量卻被放棄了。王利不解，“快遞，說到底終歸是服務業。不把服務搞好，總想著低價打價格戰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