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件的細節是什麽？
事情很簡單：2016年4月14日，壹位22歲的男子於歡，在母親蘇銀霞和自己被11名催債人長達壹小時的侮辱後，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傷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誌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
杜誌浩，是11名催債人的領頭者。除了辱罵，他還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蘇銀霞的臉上。他還脫下褲子，當著於歡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蘇銀霞臉上蹭……
路過的工人看到了這壹幕，選擇報警，警察來到後說“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隨即離開。看到警察離開，情緒激動的於歡站起來往外沖，被杜誌浩等人攔下。暴力上演，壹死三傷。
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壹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於歡無期徒刑。
輿論
輿論的嘩然，估計是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想到的。
“雖然作為壹名法律工作者說這些話不合適，但是我還是想說：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經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說於歡為民除害也不為過！法官在判案時，除了堅持法律之外，也應當註意防止判決與大多數人心中的底線正義相違背。本案中的母子實在令人同情，法律不應如此冰冷！”
寫下這話的，是某大學法學院壹位教授。他的觀點，代表了網上的眾多輿論。
不少人看完新聞後的第壹反應，也是“只能去殺人”。相比這種無奈的表達，壹名網民在讀完新聞後，寫下了這樣的文章——《當他的雞雞蹭到妳母親臉上時，妳會不會怒起殺兇？》。
這是壹種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壹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子，在被催債人員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親被極端方式猥褻侮辱，而警方又沒有幹預制止就離開時，是什麽樣的心情？如果妳身處其中，手頭碰巧有把水果刀，妳會怎麽做？
群情激昂的背後，透露的不止是對於歡個人生死的掛懷，也是大眾情緒的壹種焦慮和不安。因為沒有公權力的保護，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遭遇於歡壹樣的屈辱。
“我想過，如果我是於歡，當法律不能保護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極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況下，我會如同他壹樣，甚至會更堅決，捅死那些狗日的，絕不寬恕。”壹名網友寫下了這樣直白的話，並得到了數以萬計的點贊。
法院的判決，更是觸怒了網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頭對準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來的，沒有母親……”更多人則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讓人民感到安全，那麽這法律就是用來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傷害，還是正當防衛，是本案最大的法律爭議。
法院認為，於歡面對眾多討債人長時間糾纏，不能正確處理沖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構成故意傷害罪；鑒於被害人存在過錯，且於歡能如實供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為何不認定正當防衛，法院的解釋是，雖然當時於歡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對方侮辱和辱罵，但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歡及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
“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是法律上的專門表達，理論上稱“防衛正當時”，通俗解釋就是“不法侵害正在進行”。因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時，才存在實施防衛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開始或者已經結束而進行所謂的防衛，就成立“事先防衛”和“事後防衛”，屬於“於防衛不適時”，不具有正當性。
面對法院的判決，有學者發現了壹個吊詭的細節，法院既然認定於歡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違法犯罪行為，該行為是典型的持續犯，從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開始到解除這種限制為止，整個期間都屬於“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這相當於承認了正當防衛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壹種觀點認為，壹審法院的判決某種程度上也屬情理之中。壹方面，於歡的行為造成了壹死三傷，存在法律上認定的社會危害性，且影響重大；另壹方面，杜誌浩的行為，沒有造成於歡和蘇銀霞的人身危險，即沒有“防衛的緊迫性”。
不過，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服眾。
在大眾的認知中，這種不法傷害從壹開始就是存在的，杜誌浩們限制了於歡和母親的人身自由，辱罵，抽耳光，向他們播放黃色錄像，用男性生殖器當著兒子的肆意淩辱母親。這不但是對生命健康權的剝奪，更是對人格尊嚴的挑釁。
於是，民眾支持於歡拿起水果刀，特別是在警察介入無果後……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壹閃而過，看似微不足道，卻成為重要轉折點，成為壓死於歡的“最後壹根稻草”。
監控顯示，22時13分，壹輛警車抵達非法拘禁現場——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民警下車進入辦公樓。
多名現場人員證實，民警進入接待室後，說了壹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
4分鐘後，部分人員送民警走出辦公樓，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於歡的姑姑於秀榮拉住壹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她回憶說，“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壹條。我站在車前說，他娘倆要死了咋辦，妳們要走就把我軋死。”
對此，警方給的說法是，他們是詢問情況後到院內進壹步了解情況。（但未解釋，為何屋裏關著人，他們要先到院裏了解情況）
無論如何，警察的出現，並沒有解除於歡母子被有黑社會性質的催債團夥非法拘禁的事實。實際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縱的嫌疑，這也成為輿論和專家認定警方不作為的重要依據。
警察的毫無作為，讓杜誌浩們看上去肆無忌憚，原來連警察也奈何不了他們。或許，正是這個草率至極的處置行為，讓於歡陷入絕望，也更加氣憤。
案件顯示，於歡殺人的時機，恰恰是在經受了母親的奇恥大辱、警察丟下壹句話離開之後的幾分鐘內。無疑，警察的過錯，或者警察的過失，成為了殺人導火線之壹。
甚至有人提出，討債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違法的，警察不聞不問，也就是瀆職，檢察院應當立即立案。
上訴
於歡已提出上訴。其上訴代理人、律師殷清利表示，已經在2月24日，趕在上訴期的最後壹天提起上訴。
上訴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團夥令人發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後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於歡的被迫還擊至少屬於防衛過當。同時，於歡聽從民警要求交出刀具並歸案、在訊問中如實供述等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
代理律師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贊同。壹方面，杜誌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實是成立的，壹審法院已經確認。另壹方面，警察有限的執法方式，並沒有達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於歡及其母親的人身危險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尋求救濟無望的被告人情緒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為”的正當防衛要求，只不過“超過必要限度”。
實際上，壹審判決的確有值得商榷之處。蘇銀霞被催債，是因為陷入了高利貸陷阱。她向杜誌浩的雇傭者吳學占借款135萬元，約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還款184萬元，並將壹套140平米價值70萬的房子抵債，最後17萬欠款，實在還不起了。從法律上來說，10%的月息已超出國家規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吳學占從蘇銀霞手裏獲取的絕大部分本息，屬於嚴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國傳統的情理社會，精神侮辱帶來的“防衛的緊迫性”，其實不亞於生命健康權。要明白，杜誌浩的行徑是突破人倫底線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質之惡劣，超出絕大多數人的想象，嚴重挑戰了公眾的道德認知。畢竟，我們每壹個人都有母親。
再次，長期以來大眾對警方表現的失望，壹並裹挾到了本案中。當於歡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時，他們內心是期待警方幫助他們脫困的，哪怕是暫時的。但是，警察既沒有帶走杜誌浩們調查，又沒有將於歡母子解困，其處置缺陷和實際後果，與於歡殺人間是否構成因果聯系，壹審法院選擇性地忽略了。
最後，就“正當防衛”的立法精神來看，目的是要鼓勵公民采取必要措施與不法侵害作鬥爭，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從而彌補公力救濟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實踐中，將“防衛的緊迫性”標準定義過高的話，很容易消解公民對抗違法行為的勇氣，這與正當防衛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
更何況，這是壹個自我的防衛，也是壹個為母親的防衛。
安提戈捏說，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
未來
二審怎麽判？我們不便揣測。
因為，審判獨立的原則，無論如何都值得尊重。
壹種觀點認為，在民意洶湧的輿論壓力下，二審極有可能改判。說不定，此刻相關法院就在加班加點，研究案件事實與法律適用。
我們不贊同輿論幹預司法。但是當刑事個案生成為社會公***事件時，它所帶來的討論，無疑具有啟發民智的意義，甚至關乎我們對法治未來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壹天裏，有關於歡刺殺辱母者的上億條評論，是國人對法治高度關切的壹個生動註腳。
面對22歲的於歡，以及本案中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可能存在的落差，我們只想說，司法，不僅關乎紙面規則的落地，還關乎規則背後的價值訴求，更關乎人心所向，倫理人情。
否則，於歡承擔的，就不止是杜誌浩帶來的羞辱。蔡斐/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法學博士
山東辱母案事發細節
“於歡媽媽被那些人侮辱時，我看到了。他刺殺那些人，我沒看見。因為我當時正在門口阻攔正準備離開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電話采訪時，於歡的姑媽於秀榮說。
於歡，山東聊城人，因犯故意傷害罪，被山東聊城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從該案壹審判決書中看到，於歡持刀故意傷害四人，致壹人送醫不治死亡，兩人重傷，壹人輕傷。受害的四位系向其母親討債的人。這四人在討債過程中，存在侮辱、打罵其母親和於歡本人的行為。
該案經南方周末報道後，立即引發公眾對聊城中院壹審判決的討論。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註意到，其中最大爭點系“於歡行為是否屬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姑媽回憶
目睹侮辱媽媽 於歡“拳頭壹直攥得緊緊的”
2016年4月14日，於歡母親蘇銀霞公司內。催款人趙榮榮又壹次來催款。那麽，那天到底發生過什麽？
2017年3月25日，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對話於歡姑媽於秀榮。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妳看到過於歡媽媽被侮辱那壹幕嗎？
於秀榮：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們在屋裏頭，在接待室。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妳看到了什麽啊？
於秀榮：我壹直和於歡、於歡的媽媽在公司，是他們在放黃色錄像，還隔著窗戶喊還錢呢，還不來錢去賣去，賣壹次壹百塊錢，只喊蘇銀霞還錢，好象有壹個叫趙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飯以後，另壹個證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媽媽，他壹會兒脫褲子、弄他的生殖器，我在窗外看著的，因為他們不讓進去，壹個人老是攔著不讓我進。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於歡看到自己媽媽被侮辱是怎麽樣壹種表情？
於秀榮：當然是氣忿了，老攥著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他媽媽都坐著，那邊的人是站著，他就在沙發上坐著呢。
他兩個是西邊沙發坐壹個，東邊沙發坐壹個，有個人直接就脫了褲子，對著他媽媽。這個時候，有人往外跑，告訴我老公抓緊去報案、打110，這壹次跟往前的不壹樣。我老公打110，我打110，打不出去，我老公就急著跑，跑了50米以外打出去的。屋裏的人聽說打110了，他就問我不是壹直在窗外看著嗎，他就問是妳打的110嗎？我說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機奪過去了。看了看手機不是我打的，因為我打沒打出去，不是我打的 他把我手機摔了，把我踹了壹腳。
於秀榮：警察來了他們就直接進接待室了。進了接待室我壹看警察來了，我以為和往前壹樣說說，他們就不再鬧了，我和我老公就回去了，就出去了。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於歡最後的行為妳看到了嗎？
於秀榮：就是這個時間我沒看到，但是我跟110在交涉呢。就是我老公打了110以後，110進屋了我們就回來了，我沒想到出事，我見110要回去了，我就攔了110的車，我就在110的前頭截住他的車，我說妳們不能走，妳們走就把我壓死吧，如果妳們走了十幾個人就侮辱她兩個，她兩個要是出了人命怎麽辦？
就這個時候我抓壹個110的女的壹下，她把胳膊甩了我，別告訴我，告訴我幹什麽妳，說了我壹頓。然後有壹個司機已經上了車了，下面這壹個人就說下來吧，去看看去。我和他們110壹塊兒進大廳。走到大廳臺階，這個時候有個人就出來了，往外出來，就聽著說“開車開車，小子來精神了，撓了我了。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撓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
於秀榮：對。然後出了大廳門口叫車。他開著車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開車，他說不用，他自己開車走的。
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於歡刺殺壹幕，實際上就是在警察準備離開時？
於秀榮：對、對。110進了接待室時候。110進去以後，於歡與他媽媽他們兩個都坐著，沒有反抗的能力，但是110壹來，他兩個都站起來了，站起來壹看110要走，他兩個就急著往外沖，要跟著110出去。但是這時候那些人就把他們堵在屋裏，截住他，然後就把於歡按到沙發上揍了壹頓。
引發爭議的暴力催債
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
於歡，今年22歲，母親蘇銀霞，因經營工廠資金周轉困難而向某地產公司老板吳學占借款，前後累計借款135萬元，約定月息10%。此後陸續歸還現金184萬，以及壹套價值70萬的房屋抵債，還剩大約17萬余款實在沒有資金歸還。因此，蘇銀霞遭受到暴力催債。
由社會閑散人員組成的10多人的催債隊伍多次騷擾蘇銀霞的工廠，辱罵、毆打。案發前壹天，吳學占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裏，指使手下拉屎，然後將蘇銀霞按進馬桶裏，要求還錢。當日下午，蘇銀霞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但並沒有得到幫助。
第二天，催債的手段升級，蘇銀霞和兒子於歡被帶到公司接待室，連同壹名職工，11名催債人員圍堵並控制著他們三人。其間，催債人員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並脫下於歡的鞋子捂在他母親嘴上；甚至故意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催債人員杜誌浩甚至脫下褲子，侮辱蘇銀霞，令於歡瀕臨崩潰。外面路過的工人看到這壹幕，才讓報警人於秀榮報警。
警察接警後到接待室，說了壹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看到警察要離開，報警的於秀榮拉住壹名女警，並試圖攔住警車。“警察這時候走了，他娘倆只有死路壹條”於秀榮在後來接受記者采訪說。被催債人員控制的於歡看到警察要走，已經情緒崩潰的於歡站起來試圖往外沖，喚回警察，被催債人員攔住。混亂中，於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壹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誌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其中，杜誌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兩人重傷，壹人輕傷。
判決書沒提及的細節
放黃色錄像、將煙灰彈胸口等
此前曾有媒體采訪目擊者時提及，催債人員對於歡的母親蘇銀霞的侮辱行為，不僅僅包括脫褲子，脫於歡的鞋來堵嘴等，還有如放黃色錄像，以及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等行為。
3月25日，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從於歡代理律師處獲得壹審判決書。在這份判決書中， 關於催債人員對蘇銀霞的侮辱行為，如放黃色錄像，以及將煙灰彈到蘇銀霞的胸口等證人證言證據， 確實並未能得到體現。
按照我國法律，當證據被提出後，均需記錄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區別，這種沒有記錄在案的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
3月25日，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記者嘗試與聊城市冠縣公安局工業園區派出所取得聯系，求證為何判決書提及證據與證人所提供的證據不符，但電話並未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