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中國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的 3 倍
先理壹理數據的問題。中國官方（衛生部）唯壹壹次發布自殺率調查統計是在1999年，數據顯示，當時中國的自殺率為13.9/10萬人，其中女性為14.8，男性為13.0。但這個數據在此後飽受質疑，為什麽呢？因為這個數據的來源是兩個：壹個是衛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記系統，覆蓋人口大約為1億，另壹個為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疾病監測點（DSP)的抽樣網絡，大概覆蓋人口1000萬。但這個系統覆蓋的城市人群遠多於農村，而1999年的中國城市化率只有22%。
相對可信的是來自加拿大的學者費立鵬公布的自殺率統計，他的調查顯示，當時，中國人的自殺率達到23，相當於當時美國自殺率的兩倍（《中國的自殺率：1995-1999》，2002，《柳葉刀》）。為什麽統計結果幾乎翻壹番？是因為費立鵬將廣大農村地區的自殺狀況統計進去了，並由此發現了壹個非常特殊的“中國式自殺模式”——
在世界各地，城市人口的自殺率都要比農村人口更高，而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人口的自殺率比城市人口高3-5倍。
在世界範圍內，男性自殺人數通常高於女性，但在中國，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出兩成。
在中國，三成的自殺者和六成的自殺未遂者，都沒有精神障礙。而在西方國家，精神障礙者占自殺人口的九成。
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本世紀初的數據（所以2011年的新聞報道還在用這個數據我也是淩亂了）。現在的狀況發生了很多改變，2009年的時候，清華大學教授景軍做過壹次中國自殺數據分析，時間跨度為1987年至2009年。結果顯示，中國自殺率確實壹度在世界範圍內處於較高水平，但在1996年至2003年有所下降，尤其是2004年至2009年期間下降明顯。
接著再來說為什麽。
我關心自殺這個問題，是2013年年底看了吳飛的著作《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以後。之後不久的壹次學術會議上，來自北師大的壹位學者告訴我，自那以後，很少有人在從事自殺方面的研究。“吳飛博士做的研究具有標桿性意義，在中國人自殺這個領域，他把開創性的研究都做完了”。
好在我不是學者，無需擔負上述壓力。關心自殺問題，幾乎是源於壹種職業本能產生的沖動：我想知道這種現象是否發生變化，因何變化。即使只能用最倉促、最粗淺的方式去尋求答案。因此，壹周之內，我就開始聯系本書提到的“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謝麗華女士。差不多10年中，費立鵬、吳飛和謝麗華三個人的合作十分密切，他們從醫學、文化和社工三個層面去研究中國農村的自殺問題。
謝麗華所致力的生命危機幹預工作，簡而言之，是誌願者深入農村，與有過自殺經歷的婦女談心，再組建諸如合唱隊、讀書小組、劇團等興趣活動。有時候似乎什麽都不幹，誌願者就在農村裏住幾個月，每天找人拉家常。——這些工作細致、瑣碎，幾乎無法想象它們能起到什麽作用。
但我知道這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在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中，自殺是壹件隱秘的私事，因為它身處公***領域之外，只與私人的生活相關。但事實上，在任何壹個社會中，自殺並不僅僅是壹種極端的個人行為，它還指向更復雜的社會倫理和文化邏輯。
謝麗華女士已經退休了，書中提到的“農家女”還存在。辦公地點在四環邊上，場地不大，幾間房。壹個年輕姑娘接待了我，還不到12月，北京的天就很冷了，房間裏沒有暖氣，辦公的女孩不時往手上呵氣。
不久後謝麗華進門，告訴我：“我們所有自殺幹預的項目已經結束了。”連收尾工作都已經在兩年前全部結束，原因是“見效了”。
隨後，謝女士建議我去看她們項目所在的村子，我選擇了其中的壹個。真正抵達那裏時已經是2014年年初的事情了，華北的冬夜很冷，大地是青灰色的，壹望而去很是壓抑。後來我才發現這種壓抑的根源，其實是“荒無人煙”，華北冬夜的天空仿佛壹口大鍋壹樣扣在人頭上。
這曾經是壹個自殺率極高的村子，高到什麽程度呢？臨近村落加起來千余人，多的時候壹天就喝農藥喝好幾個，縣裏的醫院都忙不過來。當地人跟我講了壹個故事，女主人公叫九生（化名）。
她喝了3次農藥，都搶救過來了，後來是不想死了，卻因為喝藥太多導致肺硬化去世。她臨死前的遺願是：“別把我和他們家裏的人埋壹塊兒。”
他們家是指九生的丈夫家。這就相當於“不進祖墳”，在當地引起了壹場軒然大波。據說，九生嫁過去以後，夫家人就欺負她，具體欺負的細節也說不清，反正弄得她生活很是壓抑。後來謝麗華女士帶著團隊來了，開始關心她，家裏人對她的欺負才好點兒。我當時比較關心的是，謝女士的團隊撤離之後，悲劇是否會再次發生？
但和我聊天的女人幹笑壹聲說：“我可不知道，九生已經死了。她老公又娶了個女人回家，結果沒多久就發現自己得了癌，新媳婦不聲不響地跑了。她老公的遺願倒也挺有趣的，妳猜是啥？——是跟九生埋在壹塊兒。”
最後還是如這個男人所願，他們被埋在壹起了。我還看到了山頭豎立著的兩座孤墳，特別有諷刺意味。
再說壹個比較有典型性的事例。謝麗華第壹次去那個村的時候，人家把她拉去了壹個叫素芬（化名）的女人的家：“要說誰最需要這個（生命危機幹預），那就是素芬了。”
素芬想尋死，是因為她的丈夫長寨（化名）就是喝農藥死的。早些年，素芬剛嫁到村裏來時，因為婆家窮，她和丈夫就跟公公婆婆壹塊兒過。兩棟老房子隔著院子相對，兩口子住在其中的壹間，吃飯時就上公婆那兒。後來，夫妻倆生了兩個孩子，小兒子長到13歲時，他們合計著再蓋個新房。
當時，夫妻倆手上有錢，“但缺個三幾萬塊”，長寨向在城裏工作的哥哥借了兩萬元，他的兩個姐姐和壹個妹妹又湊了壹萬元給他們。但這點錢還是緊，得從日常用度裏省。自那以後，家庭矛盾不斷，“公婆成天摔摔打打給臉子，倆姑姐和小姑子還常來逼債”。
長寨自殺那天，夫妻倆剛賣糧食掙了2000元。長寨拿了1000元，去姐妹那兒還債。素芬至今不知道發生了什麽，只知道他回來後就生著悶氣，新房裏有種地剩的半瓶除草劑，他壹聲沒吭就全喝了。素芬見到他時，長寨路也走不穩了，晃悠著到跟前，“撲通”便栽進了她的懷裏。
“咱還了錢就不受氣了……”說完這壹句，他大汗淋漓、口吐白沫。村裏人趕緊用拖拉機給送去了縣醫院，搶救了4個小時，但長寨還是撒手人寰。
新房落成了，但人沒了，家也散了，這棟房子從此再也沒有人住過。當謝麗華找到素芬時，她由於過度封閉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開口說話了。她說：“若不是為了孩子，我也早就喝鹵水走了。”
所有的農村自殺原因，其根源大抵都是如此簡單：家暴、丈夫外遇、親人離世……在許多個案裏，自殺的原因根本雞毛蒜皮得說不出口，比如婆媳矛盾、兩口子慪氣，甚至小孩不聽話，女人想不開，壹氣之下就喝農藥了。
那麽問題來了，親人之間的矛盾，為什麽會把人推向死亡的邊緣？
兩個原因：
第壹，中國（尤其是農村地區）非常特殊的社會環境。中國人的壹切社會屬性，都是在最普通的“過日子”中展開的，而家庭又在“過日子”這個概念中有著核心地位。基於此，家庭成為了壹個神聖性與世俗性並容的場所，追求“家庭政治”中的公正，某種程度上成了“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吳飛說：“這是我們很容易忽視的社會問題，它包括家庭內部沖突、夫妻口角及父母毆打子女。這些現象從未引起關註，但它們其實是根本性問題。”
第二，農村“隨夫居”和土地分配的傳統（不是成文的制度，卻根深蒂固，比制度更堅硬）。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農村婦女的先天生存環境都很貧乏。她們所遭受的無助、困境和痛苦，無人訴說。她們無力改變現狀，又沒法離開這樣的環境。就像栽在水泥當中，動彈不得。因此，當“過日子”的時候出現了困境，她們根本無法逃脫絕望，因此走上絕路。
但在近些年，這壹境況大有好轉。和我聊天的女人說，現在已經好幾年壹個（自殺者）都沒有了，“至少我是沒聽說”。她跟我講了幾個曾經深陷絕望，後來開始新生活的自殺者的故事，但他們都不在村裏。我試著去拜訪了她說的那些人，結果無壹不緊閉大門，也不開燈，看來是真的不在。
按照村裏人的說法，謝女士的自殺幹預項目，確實使農村自殺現象大有緩解。但這其中仍有吊詭之處：“農家女”開展試點的村莊零星分布於華北、貴州，但從2006年起，全國農村的自殺率壹下子大幅度的下降了。
因此，如果細究這些數據，會發現背後的真正原因：自殺率的下降、“農家女”項目的撤退，都暗合壹個時間線——“進城潮”。隨著人口遷徙，女人們壹定程度地脫離了男權主義之下諸多不平等的待遇，也遠離了原有生活中的人際沖突情境。
但人們找到了幸福之路的同時，新的不幸仍在綿延。就在我離開華北農村的幾個月後，中國青年報的壹篇稿子農村老人談自殺：喝農藥上吊投河比親兒子可靠 開始在網上流傳。而犧牲於進城潮中的老人們，又是壹個新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