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介紹韓愈
韓愈三歲而孤，受兄嫂撫育，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誌，雖孤貧卻刻苦好學。20歲赴長安考進士，三試不第。25～35歲，他先中進士，三試博學鴻詞科不成，赴汴州董晉、徐州張建封兩節度使幕府任職。後回京任四門博士。36～49歲，任監察禦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貶陽山令。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誌。50～57歲，先從裴度征吳元濟，後遷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歷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
文學成就
韓愈是唐代散文家兼詩人，和柳宗元都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為了整頓舊時秩序和振興儒家道統而提倡學習古文，又為了宣傳古道而寫作古文。他對古文創作的要求是，“必出入於仁義、“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因忠於古文，其成果頗碩，《原毀》、《進學解》、《送李願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雜說》、《祭十二郎文》、《張中丞傳後敘》等都是優秀作品。在詩歌方面，他推崇陳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之壹。他的詩，或反映時事，或寫中下層文士的政治失意和個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山石》、《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等。古詩往往規模宏大，才氣縱橫，氣勢雄偉。為了矯正大歷詩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詩歌發展的新路。不過像《陸渾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險怪，過分散文化、議論化，有傷詩意。生平詳見《新唐書》卷壹七六。
文學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壹，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並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壹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誌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壹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壹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壹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壹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雄渾，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於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並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壹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壹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後世有壹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嶽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壹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壹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但也帶來了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尤其是以議論為詩，甚至通篇議論，把詩歌寫成押韻的理論，對宋代以後的詩歌產生了不良影響。
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註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註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註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雲、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
編輯本段散文作品
韓愈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鮮明簡煉，新穎生動，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範。韓文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①論說文，可分為兩類，壹是宣揚道統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壹類也或多或少存在著明道傾向，但重在反映現實，作不平之鳴，而且不少文章有壹種反流俗、反傳統的力量，並在行文中夾雜著強烈的感情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師說》、《馬說》。
②雜文，與論說文相比，雜文更為自由隨便，或長或短，或莊或諧，文隨事異，各當其用。如《進學解》通過設問設答的方式，反話正說，全文多用辭賦鋪陳的手法排比對偶，行文輕松活潑。雜文中最可矚目的是那些嘲諷現實、議論犀利的精悍短文，如《雜說》、《獲麟解》等，形式活潑，不拘壹格，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③序文（即贈序），大都言簡意賅，別出心裁，表現對現實社會的各種感慨，如《張中丞傳後敘》、《送李願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等。此外，韓愈還在傳記、碑誌中表現出狀物敘事的傑出才能，如《毛穎傳》、《柳子厚墓誌銘》等。
④傳記、抒情散文，韓愈的傳記文繼承《史記》傳統，敘事中刻畫人物，議論、抒情妥帖巧妙。《張中丞傳後敘》是公認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絕調，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編輯本段思想特色
韓愈的思想淵源於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後期與高僧大顛過從甚密，心契神往；他盛贊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並無二致。這些復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壹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同時又是壹位很有影響的教育家。
韓愈的壹生，曾從事過不少活動，應該提到的主要有三項：
壹是“道濟天下之溺”的反佛興儒活動。這是當時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要求。韓愈生活在“安史之亂”之後的中唐時期，他壹生經歷了代、德、順、憲、穆宗五個皇帝的執政年代。這個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是統壹的中央集權和藩鎮割據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統治階級認識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統地位，才能形成適合封建統治階級要求的意識形態，鞏固其統治地位。韓愈自幼學六經百家之書，《舊唐書?韓愈傳》記載：“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答李翊書》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收不敢觀，非聖人之誌不敢存”。說明韓愈的世界觀自幼就是在儒家學說的熏陶下形成的，成為孔孟之道的忠實信徒。歐陽修說：“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尊，天下所***傳而有也”。蘇軾謂：韓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浩然而獨存”。（《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自認為在“抵排異端，攘斥佛老”，復興儒學方面有“回狂瀾於既倒”之功勞。
韓愈的政治觀點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談荀》、《州孔子廟碑》等文章中，文中表達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禮法、重傳統的壹整套新儒學的思想。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他在反佛鬥爭中的批判精神，對當時的教育有積極的影響。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韓愈提倡古文，是為了“文以載道”。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態方面主張儒家思想。古文運動在文體上排隊自魏晉以來盛行的淫靡空泛脫離實際的陳詞濫調，給古代教育教學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古文運動名為復古實則是革新。
三是與以上兩項活動相濟相成的教育教學活動。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敢為人師，註重師道，傳道授業。提攜後生，在我國古代教育中也是有著很好的影響的，對形成我國古代優良教育傳統，起著積極的作用。
韓愈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除親自執教之外，還表現在對科舉制度和傳統教育的批判上，並提出了壹些很有價值的觀點，指出當時科舉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惡出於真心。”他認識到靠科舉考試是選不到人才的。同時他還提出了識別人才、培養人才的有見地的學說，如他在《雜說四?馬說》壹文中提出了“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觀點。這就是說，他認為人才總是有的，關鍵在於能否加以識別和扶持，只要善於鑒別又培養得當，人才就會大量湧現出來。
韓愈對當時的學校教育提出了批評。他做四門博士時，請求恢復國子監生徒，要用學校來培養人才；做國子博士時，作《師說》、《進學解》，倡導尊師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國子祭酒時，奏請嚴選儒生為學官，整頓國學。
韓愈作《子產不毀鄉學頌》，批評了當時不重視地方教育的現象，歌頌鄭子產的不毀鄉學。他重視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時，拿出自己的薪俸興辦州學，發展地方教育。
二
韓愈的教育思想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為實現“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學說；與其人性論觀點相聯系的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尊師重道的“師說”；在《進學解》裏及其長期教育實踐活動中概括出來的關於教學思想方面的理論。
1、關於教育目的的學說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養目標，即人才的規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張規定著培養人才的標準和要求，政治主張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韓愈的政治主張就是儒家的仁義之道以及“三綱”“六紀”之說。他對人才規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繼傳統幾個要點。為此，韓愈闡發了《大學》“修齊治平”的觀點，進壹步將培養目標標準化。《大學》是《禮記》中的壹篇，自韓愈起《大學》的地位被提高了。韓愈在《原道》裏引用了《大學》裏的綱領段落：“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其意者，將以有為也”。這段話的意思是將修心養性看成是萬事之本。強調：“誠意”、“正心”的目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宋朝以後，《大學》成為獨立的儒家經典，被列為“四書”之壹。
韓愈所說的“清政”，是指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鞏固封建國家的政權。
關於兼禮法，這裏的禮指的是封建等級制度。“仁”與“禮”是儒家思想中相輔相成、互為壹體的兩個方面。韓愈將禮樂刑政並提，做為治國之方。他奉“六經”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軍事，因此，在治國問題上，他主張儒經與法律兼顧，刑政與教化並重。
禮樂是指思想文化、行為舉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兩者不可或缺。
韓愈說的“傳統”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體現“三綱”、“六紀”的封建等級制度，倫常道德和行為禮儀。
在上述諸標準中，忠君是核心內容，清政、兼禮法、重傳統都是培養忠君，實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備了這些品德，就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按著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內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壹是道德教育，包括仁義道德的整套儒家論理；二是知識教育，包括書、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禮樂刑政。
2、關於教育作用的學說
這裏所說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發掘人性上的作用。我國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談關於人性的問題，就儒家而言，在韓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惡 ”“性三品”等學說。他們談論“人性”的目的，是說明統治階級均受命於天，生來就是“治人者”，勞苦大眾生來就是“愚”的、“惡”的，是“治於人者”。
韓愈是“性三品”論者。他寫了《原性》壹文，表達了他人性論的基本觀點。他認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品質；“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導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則是“惡焉”；他認為性之外還有情，情是“接於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認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現都能“適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適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過與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韓愈認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內，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轉化。在“品”的內部，可用教化和刑罰，使人發生壹定的改變。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內使性移動。韓愈的性三品說，堅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說，對宋明理學是有影響的。
3、對教師問題的論述
韓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貢獻是他關於“師道”的論述。唐德宗貞元18年（公元802年），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恥學於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已從魏晉始流傳幾百年了，“師道之不聞也久矣”，當時韓愈剛進國子監當四門博士，面對這種不良風氣，為恢復師道，不僅自己抗顏為師，並做《師說》，對師道作了精辟的論述。當時柳宗元評論說：在“師道不存的情況下，唯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招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師說》的基本精神與“古文運動”中的“文以載道”的思想是壹致的。《師說》是我國教育史上第壹篇比較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師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義在於它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於師道的觀點，是有創見的，是韓愈教育思想的精髓，為我國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較進步的見解。《師說》這篇文章雖然只有456個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卻壹直影響著歷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中珍貴的教育文獻。是壹份寶貴的教育遺產。
《師說》中所論述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師和“道”是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是闡述教師標準的，意識是壹個教師沒有壹定的“道”，那就不成其為教師，“道”是師存在的基礎，是師存在的前提條件，師道不可分離。我們將“道”理解為壹種主義、信仰和理想，那麽它就是壹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教育思想。教師承擔的社會職責是離不開政治信仰和理想的。離開政治信仰的教師是不存在的。
（2）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師說》中開宗明義第壹句話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我國教育史上第壹次完整地對教師的職責進行了論述。這個論述從韓愈作《師說》起至今壹直在啟示著教師忠實地履行著自己的天職，這個論斷的生命力就在於韓愈在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師的職責這壹客觀真理。韓愈所說的“傳道”當然指的是傳儒家之道，傳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授業是指講古文六藝之類的儒家經典，受到文化知識方面的教育。解惑則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解答學生在“道”與“業”兩方面的疑問。他認為上述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的，但傳道是教師的首要任務，傳道是目的，是方向，授業解惑是進行傳道的過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後有序，職責分明地論述了教師的工作，在當時起到了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開創壹代師風的作用。
（3）“聖人無常師”。韓愈在《師說》中提出聖人無常師的觀點，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觀點在師生關系上的壹種論述。他認為，人不分“貴賤、長少”，只要有傳道授業的本領，就具備了做教師的條件。“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三人行必有吾師”是韓愈“聖人無常師”的思想淵源。“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成為我國教育史上的優良傳統，這精辟的論斷，使《師說》放出異彩。
韓愈在闡述教師問題時，認識到了“道與師”、“道與業”、“師與生”之間既矛盾又統壹的關系，含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師既應忠於理想，傳播真理，又要學有專長，認真授業；提出了既要教師起主導作用，又要學生以能者為師，提倡教學相長，這些卓越的見解，不但豐富了我國古代教育理論，而且對我們今天正確理解教師職責、政治與業務、教書育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均具有啟發意義。
4、關於教學的論述
韓愈自己勤奮求學，曾幾度做大學教授，招收過很多學生，成為當時大批青年的導師，所以，在自學和教學方面均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卓越的見解。
在《師說》中，關於教師職責，師生關系的論述已是教學客觀規律的很有價值的概括了。關於學生如何“進學”的問題，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出的第壹句名言就是：“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這是他治學多年寶貴經驗的結晶，也是他對先人治學經驗的總結。在這裏他要求學生在業務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達到精和成的惟壹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遊終日，不勤奮用功，那麽學業就會荒廢，如果隨隨便便，不認真思考，那麽德行就會毀墮。這些雖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卻是學習成敗的規律。韓愈用明確、形象的語言固定下來了，對後來人們的學習和思想修養，起了極為有益的影響，成為人們的座右銘。自古以來，在學業上有成就的人都離不開勤奮和獨到。韓愈在文學方面高深的造詣，就是靠這兩條得來的。
韓愈在教學方法上註重生動活潑。他“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遊以恢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明。”教學是壹種感情藝術，韓愈“抗顏為師”“以師自任”對教育事業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學生動活潑、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寫作教學上韓愈是更有見地的。從“文以載道”觀點出發，“以道弘文”。他認為“道盛則氣盛，氣盛則文昌，文以貫道，文以明道，文以載道”，這是寫作的基本特點。他還認為寫文章要奇雄簡約，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他的文章自成體系，形成所謂“韓文”派，影響深遠。
總之，韓愈是壹個有遠大抱負的文人。他的壹生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始終奉行“達則兼濟天下”，似乎從來也沒有甘心“窮則獨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雖然遭到被貶山陽令和潮州刺史等幾次重大打擊，然而並不灰心頹廢，報國之誌不減，仍然關註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偉大的超乎常人的壹面，又有敢於為天下先，敢於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的偉岸氣節。如諫迎佛骨，說服王庭湊之舉，均為彪炳千秋史冊的偉業。韓愈壹生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這種精神，可以說是留給後人的壹份寶貴的精神財富。韓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師徒的基本內容，使其成為壹代師表，他在文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及才華使其教育思想大放異彩，開啟了宋明理學的前導。他的教育思想流傳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們學習、研討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