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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卿的人物軼事

科學界壹顆大星

當妳選擇做壹名科學家,那麽必然就要選擇枯燥而艱苦的生活。

1982年7月28日,新華社發出壹條消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物理化學家黃子卿教授,不幸於7月23日病逝,終年82歲……”與這則簡短的消息相比,熟悉黃子卿教授的人都知道,這位辭世的老人,留給後人的不僅僅是他厚重的學術成果,還有他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國傳媒大學微波工程博士生導師黃誌洵,是黃子卿最小的兒子。當記者問他父親留給其最深刻的記憶時,黃誌洵講述了壹段鮮為人知的故事:1980年,北大為黃子卿教授80壽辰舉辦了隆重的慶祝會,散會後回家,黃誌洵陪父親喝茶聊天,並問起他為什麽堅持回國的往事,“有兩次機會可以留在美國而未留,當然自己也有損失,以美國的科研環境和實驗條件,留下來做研究也許會做出更傑出的成果,但自己並不後悔,因為國家是需要我們這樣的人為她出力的。”父親的話讓黃誌洵記憶猶新。

時光倒流到1934年,年富力強的黃子卿再度赴美,來到麻省理工學院從事研究工作。與他第壹次赴美留學相比,當年那個勤奮的學生已經是物理化學界冉冉升起的壹顆新星。那時的黃子卿常常帶著午餐,從早上壹進入實驗室後,就整天不出來。他精心設計了實驗裝置,並經過壹年多的反復測量,終於完成了壹項重要的實驗,即精測出水的三相點溫度,為0.00981±0.00005℃。這是熱力學上的重要數據,也是溫度計量學方面的基礎工作。後來,美國標準局曾組織人員重復實驗,結果與黃子卿的測量結果壹致。1935年黃子卿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授予的博士學位。1938年,《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匯刊》發表了黃子卿、貝蒂、本笛克特等三人合寫的論文,題為《絕對溫標的實驗研究(V):水的冰點和三相點的重現性;水三相點的測定》。1948年,美國編輯的《世界名人錄》列入了黃子卿的名字。1954年,國際溫標會議在巴黎召開,再次確認上述數據,並以此為準,定絕對零度為-273.15℃。 教育界是“盡責之處”

人世間有壹種博大而強烈的感情,它就是對祖國、對本民族的愛。在獲得博士學位後,麻省理工學院化學系主任、芝加哥大學原子能研究所負責人,都想留下風華正茂的黃子卿,他們說:“妳的國家正像壹只破船在風雨中飄搖,妳回去幹什麽?”黃子卿則非常幹脆地回答道:“我願和我的祖國壹起受苦。”就這樣,黃子卿義無反顧地回到了祖國。

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戰開始了,壹些教授自北平抵天津,設法南下。壹艘在近海行駛的2000噸小輪船顛簸前進,船尾壹間小房艙中,有物理教授吳大猷、文學家朱自清,還有黃子卿等人。開始是在長沙臨時大學,以後是在昆明西南聯大,黃子卿每周授課及實驗多達36小時,而生活卻十分拮據。由於無錢付馬車費(那時沒有公***汽車),黃子卿每次回家要步行壹個多小時,但他卻無怨無悔。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當今吏治腐敗,我絕不去做官,也不打算棄學經商。教育界雖清苦,卻是兒盡責之處也。”

西南聯大化學系三年級的重點課程是“物理化學”,由黃子卿講授。據學生後來回憶,黃子卿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十分嚴格。考試時,他帶兩位助教監考20多名學生;考題也難,如能考到80分以上,就是班上的尖子了。黃子卿就是這樣在十分艱苦的環境中生活著、工作著。西南聯大經濟系教授李雲青曾為他撰寫對聯:

天大事總如斯,盡他蕓案螢窗,只贏得數卷殘書,幾莖華發;

昆明居大不易,值此米珠薪桂,但願能半年克敵,壹路還鄉。

1948年,黃子卿第三次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從事研究,師從該校化學系主任、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泡令。當時中國正進行解放戰爭,黃子卿每天焦急地翻閱報紙,收聽廣播,他每時每刻都在惦念著祖國。泡令教授問他:“黃,把妳的全家接到美國來,妳就在這裏工作,不好嗎?”但泡令得到的回答,仍然是與十幾年前相似的那句話:“我是中國人,我的家在中國,我壹定要回去。”確實,中國是永遠的,她的兒子是不會悲觀失望的。

1949年夏,黃子卿返回清華大學。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黃子卿到北京大學化學系物理化學教研室任主任,並被評聘為壹級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來被舉為數理化學部常務委員)。家也從清華園遷至未名湖畔的燕南園,從此,小樓上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直到他去世為止。

勸誡青年

不要總想壹舉成名

在黃子卿看來,化學和物理學壹樣,都是實驗科學。理論只不過是通過大量實驗所進行的抽象歸納的結果。他曾形象地比喻說:“拿馬車來做例子,馬就好比實驗,車就好比理論;馬要在前,車要在後。如果把馬放在後邊,車就動不了啦。”黃子卿認為,正確的、好的實驗有永久性,而錯誤的理論壹錢不值。當然,只是實驗數據還不是科學;只有對實驗數據進行系統的處理,成為或多或少普遍化的理論時,這樣的內容才能稱為科學。

當回首看黃子卿對科學的看法時,記者突然有種感覺,他說的不僅僅是對物理化學專業的解讀,同時也是壹位科學家對人生的解讀。精確測定了水的三相點讓黃子卿壹舉成名,但他卻指出,自1933年以來,水的結構理論已有8個模型,還很難說哪壹個模型代表客觀真實。幾十年來,研究水(H2O)結構的論文多達數百篇,其實還未得到滿意的解決。怎樣看待這種情況呢?“模型並不等於現象背後的真正客觀現實。客觀現實是復雜的,而模型是簡化的,只能反映壹部分(甚至很小部分)的客觀現實。如果別的不同模型也能解釋同樣的實驗現象,它就同樣有存在的價值。”

而在另壹篇文章《重視實驗,重視化學》中,黃子卿則誠懇地告誡後輩,“有的青年人把搞理論看得很容易,好像隨便就能發明壹條定理。其實不然,搞理論是很嚴肅的工作,要經過長期努力才能總結出來。……我收到不少青年人的來信,但所說的‘理論’絕大多數是不通的。因此,我勸青年們要克服虛浮急躁,不要總想壹舉成名。” 沒有人能全聽懂他的課

作為壹位已經逝世多年的科學家,記者在收集關於黃子卿教授的資料時發現,他除了留下精深的學術成果,在後人的記憶中也能找到黃子卿的可愛與嚴謹。時任北京大學教務長的王義遒曾回憶道:1993年,北大化學系1963年畢業生返校座談,我問他們在校6年,哪位老師教課印象最深,至今不忘?他們異口同聲說是黃子卿先生講的“物理化學”。我問黃先生的課好在什麽地方,他們笑笑說:“堂上從來沒有全聽懂過”,“但因為物理化學很重要,學不懂這門課就白學化學了,沒有聽懂的壹定要通過自學反復琢磨,啃參考書弄懂。自己花了功夫,理解得深,就記得牢。”

了解壹位科學家,必須對他的科研成果有所了解,但像黃子卿這樣的科學家,他們的文章對於文科出身的記者來說,無疑等同於壹部天書。記者的這個顧慮則被黃誌洵打破了,他推薦記者看看《電解質溶液理論導論》的序言,“妳看看就知道了,壹篇專業的論文依然可以進行生動、幽默的敘述。”在這篇序言中寫道:“過長的數學推導,不僅使價值和篇幅間的比例互不相稱,還會使讀者沈醉於數學過程,忘記科學本身……如果壹個理論只有很強的數學邏輯性,沒有多大的實踐意義,它就像街亭的馬謖,紙上談兵頭頭是道,而臨陣考驗,則全線垮臺。不過這樣的理論仍有它的地位,正如馬謖仍可用作軍事參謀那樣,但不應占太長的篇幅耳。實踐和嚴格的科學性是理論的重要標準,而二者並不決定於所用數學的多少和深淺也。”

當然黃子卿的科學思想並不限於理論與實際的關系方面。他擅長用簡潔的字句,來概括科學工作的規律性,並指出前進的道路。學生和晚輩常常向他提出“究竟什麽是科學?”這個問題,他則精煉地回答道:“科學的核心是壹個‘新’字:新的理論,新的方法,新的公式,新的技術,新的數據。”這就是說,要永遠不停止探索和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後壹息。黃子卿自己就是這樣做的。科學,是他的上帝、他的靈魂、他的宇宙! 物理化學之外有詩情

我國的老壹輩科學家,常常是學貫中西的博學之士。黃子卿不僅是我國物理化學界的壹代宗師,而且他對古典文學也有深厚的修養,寫出不少意趣深遠的舊體詩。

黃子卿自幼飽讀詩書,古文根底好,在他的書房之中,除藏有大量自然科學書籍與期刊之外,還有繁多的歷史、文學書籍。像《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全唐詩》、《宋詩精華錄》等書,常見於案頭枕畔。閑暇時,老人便常常脫口吟詠出壹些五言或七言舊體詩,偶爾也寫詞。據黃誌洵介紹,他父親的詩作都抄錄在壹個本子裏,用毛筆縱寫,大約有幾十首之多。但 “文革”開始後,黃子卿家被抄了,他的詩集被毀,當時黃誌洵匆忙間僅從那個本子裏撕下兩張紙,上面留下了黃子卿寫的3首詩,這兩張紙至今仍被黃誌洵所珍藏著。

至今僅留下壹些黃子卿的零星詩作。抗日戰爭時期,早年為美國陸軍大學畢業生的祁學啟,擔任中國陸軍的壹位師長。1942年,中美發動打通滇緬路的戰役,祁學啟帶兵路過昆明,並去西南聯大拜訪老友黃子卿。不久之後,祁學啟在抗日戰場上犧牲。噩耗傳來,黃子卿悲痛不已,寫下這首意境蒼遠悲涼的詩:

壹燈明滅角聲哀,

夜半無人戶自開;

疑是翩躚羽化客,

滿江明月夢中來。

昆明時期,黃子卿正當壯年,但生活十分清苦,他的這首詩則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三十年(即1941年——筆者註)秋,瘧疾纏綿;賣裘書以購藥,經年乃痊。追憶往事,不禁愴然:

飯甑凝塵腹半虛,

維摩病榻擁愁居;

草堂詩好難驅瘧,

既典征裘又典書。

如果把這些詩句和其夫人夏靜仁的詩《鄉居有感》(避處塵囂外,村幽路徑深;亂山遮俗念,靜水起禪心;兒稚翻思母,家貧不慕金;連年井臼事,蓬鬢久無簪。)對比閱讀,就可以感知到,他們並不是以苦難為榮,而是思考著關於越來越廣泛地傳遍整個中國的信息,關於抗戰及其面臨的不祥而艱難的時刻,以及關於這場戰爭何時能取得勝利的結局。因此,其後我們就能理解黃子卿所感到的歡樂:

三十四年(即1945年——筆者註)八月十日,夜雨早寢。清華研究所警笛忽鳴,繼聞歡呼聲,乃知為日本投降之喜訊也:

秋風萬裏客邊城,

縹緲燕雲故土情;

八載昏霾頃刻散,

雨中殘夢笛三聲。

1981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黃宏嘉教授第壹次讀到這兩首詩時,感嘆道:“吟之頗有放翁韻味!”

但是,抗戰結束後大陸並不平靜。西南聯大聞壹多教授飲彈身亡,此事件震驚中外。黃子卿在悲憤之余寫下了下面的挽聯:

挽聞壹多兄

仁則殺身義全授命碧知染絳帷比重泰山無限恨;

詩成死水經補離騷青史傳紅燭晝吞雲夢有余才。

這是壹位自然科學家在當時提出的抗議!科學和文學,在幾千年之前大約是同壹種藝術;科學家和文學家都醞釀著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為什麽竟有人認為自己有權結束老友聞壹多的生命?!

1976年秋,橫行了10年的“四人幫”終於倒臺。廣大知識分子如久旱之後得甘霖,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了這個事件。這時已經76歲高齡的黃子卿,欣然寫下了這樣的壹首詩:

盈巔白雪遇春妍,

社會新型萬物鮮;

千裏奔騰憎伏櫪,

紅專齊進不知年。

這首詩是家屬在1989年發現的,原稿寫在北京外文書店於1976年8月寄出的《外文期刊征訂通知》背面。黃子卿告訴記者,原詩無題,估計是老人信手而成,但其喜悅奮進之情躍然紙上。

黃子卿雖然是壹位傑出的科學家而不是詩人,但他那豐富的經歷、深邃的思想和優美的文筆使他同樣寫出了堪與詩人媲美的優美詩篇。

有兩次機會可以留在美國而未留,但自己並不後悔,因為國家是需要我們這樣的人為她出力的。”

“我願和我的祖國壹起受苦。”

“我是中國人,我的家在中國,我壹定要回去。”

“我勸青年們要克服虛浮急躁,不要總想壹舉成名。”

——黃子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