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暢是誰？
1999年，徐暢開始著手編著《中國書法全集92·先秦璽印》，承蒙不棄，要我協助他整理“先秦璽印大事選編概記表”，以綴《全集》之尾。作為後學，我知道這是給我壹個學習的機會，因為他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早有“大事”綱要在案!大約2000年秋，當我為進壹步商討“大事選編”之細節去他府上拜訪時，眼前的景象著實令我大吃壹驚!只見客廳裏的餐桌上、沙發上、臺燈旁，房間裏的書櫥裏、床上、櫃上到處是檔案（資料）袋，可以說，凡是能擺放的地方都有，粗略估計不下於壹百只!我壹下子被這種嚴謹而不辭勞苦的治學精神所感動，真是百聞不如壹見!對於編書之事，我也略知壹二，可是像徐暢這樣投入，我還是第壹回碰到。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當我們談到“大事選編”的細節問題時，他不時地從那些檔案袋裏取出部分資料來印證，其準確、快速令人瞠目。記得當時他還說到在編篡的過程中所發現的壹些有意味的問提，如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火紋璽”與有明確西周中後期墓葬斷代的浚縣辛村三分漩渦紋銅戈印跡十分相似，且西周至戰國的車窯上亦有此紋飾，如果“火紋璽”用於封緘文書之泥封，是否含有“速遞”之意?又如1957年長沙左家塘戰國楚墓中出土的矩紋錦上有壹長方形朱砂印跡“囚囗”，以及江陵馬山壹號楚墓出土的塔形紋錦帶上亦有類似的印跡，揭示了朱砂制成印泥施於帛，在戰國中期已有發端，後世在紙上鈐蓋朱跡當是由此逐漸發展而來。這些問題雖然是據史實作出的推論，但充分反映了徐暢的知識之淵博，他善於思考，能根據事理（論據）作出切合實際的推斷。真是“與君壹席話，勝讀十年書”!他的治學真正是“穎於悟，敏於思，勤於行”（言公達語）。
徐暢的學術研究涉獵較廣，又以先秦古璽印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富，貢獻也最大。筆者經常能聆聽徐暢教誨，受益匪淺，尤其是拜讀他的論著之後更是啟發良多。據筆者陋見，徐暢在古璽印研究領域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貢獻：
壹、商璽考釋，印證起源
20世紀30年代，北平尊古齋骨董商黃涪（伯川）將其在河南安陽殷墟所收集的出土古物402件拓印影照，編成《鄴中片羽》壹書，初集和二集中收錄了三方銅質印章。後經著名古文學家於省吾根據殷墟出土地和古奧的氏族徽號鑒定為商璽，並於1940年收入他的《雙劍夠古器物圖錄》中（無釋），這在當時的考古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這三方商璽的鑒定，打破了此前學界僅知璽印“為春秋戰國時新起之物”的舊說。然而，關於這三方商璽的文字釋讀壹直是壹宗懸案。1983年，徐暢在前輩研究考證的基礎上，花了三年時間搜集並研究了南京大學圖書館、歷史系資料室以及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可供參考的甲骨蔔辭、鐘鼎銘文和文史資料，通過排比梳理．於1986年撰寫成《商璽考證》壹文，參加了中國書協主辦的“全國第二屆書學研討會”，引起同道、專家們的關註，該文引用了孫詒讓的《契文舉例》、孫海波的《甲骨文編》、唐蘭的《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論叢》以及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彜器款識》等大量的古文字資料，考證出第壹方商璽為《亞禽氏》，第二方商璽為《子亙囗囗》，第三方商璽為《瞿甲》，都與商代的貞人、職官、氏族、國事、文化等有關。進壹步從多方面印證了璽印起源於商代的可信性。功莫大焉。1998年秋，安陽市西郊市水利局院內出土了壹方有殷墟地層層位的饕餮紋銅璽，其形制與鑄造工藝幾乎與前三方商璽極為相似，為徐暢的考釋補充了鐵證。關於其他古璽的考釋，徐暢亦時有新見，如已發表的《古璽考釋五題》（見《古文字論集》第二輯）、《獬豸封泥和獬豸璽印——由獬豸璽印說到姓名圖象璽》（見《中國書法》2003年第10期）以及《“右兵政璽”考》（見《西泠藝叢》第168期）等，在印學界都有很大的影響。
二、古璽分域，斷代鏈接
古璽即秦統壹以前的官私璽印。古璽之學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才逐步形成。史載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安徽程瑤田作《看篆樓印譜序》，始識出古璽中“私璽”二字，但未能明確其時代，之後出版的印譜開始首列“古璽”壹類（如1828年的《清儀閣古印偶存》1862年的《雙虞壺齋印存》，以及1872年的《十鐘山房印舉》等）。至於古璽分域研究，則興起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此項研究肇於古璽及其他戰國文字的考釋，先以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蘇州吳大澄在《說文古籀補》中收錄古璽文字為開篇，繼有羅振玉、王國維、羅福頤、黃賓虹等探索。解放後尤其是“文革”以後，古璽文字研究進入了高潮時期，著名學者有李學勤、葉其峰、裘錫圭、馬國權、吳振武、何琳儀、曹錦炎、湯余惠等，其中裘錫圭的《戰國文字中的“市”》，葉其峰的《戰國官璽的國別及有關問題》等文章，為古璽的分域研究開辟了壹條通道；而李學勤的戰國文字“五系”（三晉、秦、燕、齊、楚）說，多為古璽分域研究者所借鑒。當然，古璽分域除了根據戰國時期各地文字的特征之外，過於考慮到古璽印本身的特點，如形制大小、制作工藝、章法設計、字法變化等。徐暢正是采用了這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唯物辯證法，參考眾多學者研究的碩果，以其自身深厚的學養和嚴謹的治學態度，集思廣益，發揮己見，並借《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公璽”壹詞，將歷年出土或遺存的戰國古璽按“楚、齊、燕、三晉、秦”五系對號入座；又將多年來發觀的各種印跡依次排列，推理論證，從而把先秦的商、西周、春秋、戰國璽印的斷代研究成功地鏈接起來，使人們能清晰地分辨出古璽發展演化的脈絡，將古璽的縱向研究推向又壹高峰。
三、古璽圖說，印、史互證
隨著古璽研究的不斷深入，古璽所蘊涵的學術價值逐步被多層次、多角度地挖掘。其初期階段，學者多利用出土古璽中的人名，地名、官名來考證墓主的身份、社會地位、姓氏譜系等，進而引申到考證先秦各國職官、官制的演變和相互關系及對古代歷史地理的探索，解決了壹些歷史上遺留的問題，有的與歷史材料互證，有的補文獻記載之缺無。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古璽研究進行到深入階段，其重點基本上落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壹些古文字學家結合其他古文字資料，考釋出不少古璽中難以認讀的字，從而梳理出壹些古璽文字的源流和特征，為古璽印的分域奠定了基礎。近些年來，以上有關古璽印的幾方面研究仍在延續和發展，然而，徐暢先生卻別出心裁，另辟壹徑，利用古璽圖例對先秦的音樂、紡織、醫療等方面進行考察，令印、史互證。啟開了古璽研究的又壹扇窗戶。他在《篆刻》雜誌上連續發表了四篇《先秦璽印圖說》論文，對楚國的絲織和官署、先秦的氣功導引、陶塤上的印跡，東周時期的樂官等方面分別作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多方位展示了古璽的實用功能，再現了壹些曾經未能澄清的歷史本來面目（如楚國官府編織業的分工管理情況），並且留下部分伏筆，以待日後作者自己或他人進壹步深入研究。如“近年在西安北郊出土的秦封泥為先秦時期的樂官設置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比秦國更為重視禮樂的楚國必定有壹套更加完善的樂官制度，可惜人們卻知之甚少，只能等待時日，以期地不愛寶，出土更多的資料”（見《先秦璽印圖說之四——東周時期的樂官》）。
徐暢溫文敦厚、情懷高致。品性拙樸沈靜、治學多思執著的他，必將在古璽印及其他研究領域有更多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