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廣告牌成為“弱者的武器”——電影《三塊廣告牌》觀後
“Raped while Dying”(被強暴致死）
“Still No Arrests？”（還沒人落網？）
“How Come,Chief Willoughby?”（警察局局長威洛比，咋回事？）
紅底、黑字，文字簡潔，三塊廣告牌佇立在人跡罕至的公路旁，卻對美國壹個鎮（及居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因為有了文字，廢舊的戶外廣告牌從而獲得重生。三塊廣告牌如同被強行推開的巨大窗戶，呈現了欲蓋彌彰的心靈故事。
故事本身並不復雜：
米爾德雷德（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 飾）的女兒在外出時慘遭奸殺，米爾德雷德和丈夫查理（約翰·哈克斯 John Hawkes 飾）之間的婚姻因此走到了盡頭。如今，她同兒子羅比（盧卡斯·赫奇斯 Lucas Hedges飾）過著相依為命的生活。壹晃眼幾個月過去了，案件仍然沒有告破預兆，而警方似乎早已經將註意力從案子上轉移了開來。
於是被絕望和痛苦纏繞的米爾德雷德租下了高速公路邊上快被廢棄的三塊巨型廣告牌，在上面控訴警方辦案無能，並將矛頭直接對準了警察局局長威洛比（伍迪·哈裏森Woody Harrelson 飾）。實際上，威洛比壹直隱瞞著自己身患絕癥命不久矣的事實。因為這三塊廣告牌，米爾德雷德和威洛比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作為母親，米爾德雷德看起來是非常弱勢的：沒有體面的工作，離異後與上中學的兒子住壹起。因為女兒的意外慘劇讓人顯得偏執，所以身邊基本沒什麽朋友。所以，米爾德雷德能動用的社會資本（如人脈）極其有限，警察對案例盡力後已然放棄破案。
應該說，通過三塊廣告牌表達米爾德雷德的訴求，是非常無奈但又非常巧妙的舉動。說巧妙，是因為它們直接又含蓄；說無奈，是因為她手裏確實沒有其他更好的牌可打。借用美國農民研究專家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概念，通過廣告牌來宣示訴求，實際上是她不得已的“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通過在馬來西亞農村的田野調查，認為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於多數下層階級來說是過於奢侈了，因為那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於是，農民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階級鬥爭形式具有***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壹種個體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對抗權威也是其重要特點。
就“弱者的武器”的信息表現而言，可以分為“隱藏的文本”和“公開的文本”。前者如偷獵、盜竊、秘密地逃稅和故意怠工。“公開的文本”如當面嘲諷或怒斥。不過，對弱者來說，由於權力支配者在場，其意義的表達並不壹定是真實意思的表達。
在《三個廣告牌》中，米爾德雷德冒險使用了“公開的文本”，而且是真實意思的表達。正是因為“安全”+“真實”，從而驗證了福柯所說的“話語即權力”。通過這種自我賦權，讓本來弱勢的她頓時強大起來，實現了地位的反轉：原本看似強勢的警局局長、警察，實則因輿論壓力下的聲名危機，成為弱勢者。
當然，就影片故事推動來說，除了樹立三個廣告牌，該行動的傳播其實更重要。所以我們看到，雖然廣告牌身遠地自偏，但借助現代傳媒（電視）的新聞報道，米爾德雷德的行動與主張傳到全鎮的每壹個家庭，從而成為壹種公***事件。新聞報道作為壹種權力話語，實際上也成為米爾德雷德的精神助力，讓她從灰暗的生活中找尋到快樂。壹如福柯如說：
快樂來自行使提問權、監督權、看護權、監視權、查找權、觸摸權、揭發權；及另壹方面因不得不規避這種權力、逃避它、愚弄它或戲擬它而引起的快樂。使自身被它所追逐的快樂所侵犯並反對它的權力，在炫耀、醜化、抵制的快樂之中顯示自己權力。（轉引自美約翰 . 菲斯克：《解讀大眾文化》，楊全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P125)
不可否認的是，廣告牌本身只是壹個載體，最重要的是廣告牌上的符碼。對駕駛員來說，關註廣告牌的時間極為有限，於是，簡潔、有力成為必要之選。
1.“Raped while Dying”(被強暴致死）
2.“Still No Arrests？”（還沒人落網？）
3.“How Come，Chief ?Willoughby?”（警察局局長威洛比，咋回事？）
從新聞信息的呈現來說，1是What，2是Who, 3是Why。這符合壹般閱聽人的信息接收習慣，也就發生了什麽，誰幹的，為什麽。
當這三塊廣告牌上的文字簡潔地呈現給路人時，也呈現給了觀眾，帶動了人們的探尋故事之心：因為字符的意義看起來確切，實際上又是模糊的。比如，到底誰被強暴致死？警察局局長威洛比跟這個案件有何關系？
電影符號學家C.麥茨曾強調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概念。從三塊廣告牌的標語來說，實際上兼有之。更壹步來說，它是對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所說的“景觀政治”的反利用。
居伊·德波認為， 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裏，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spectacles）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壹切全都轉化為壹個表象（representation）。 景觀的社會形式是所謂“空間”。這裏的空間不僅僅是我們傳統意義上、地理環境意義上的實物空間，而“空間就是壹種獨特的統治形式”。景觀指“少數人演出，多數人默默觀賞的某種表演”。所謂的少數人，當然是指作為幕後操控者的資本家，他們制造了全部的景觀性演出。而多數人，指的則是那些被支配的觀眾，即普通的蕓蕓眾生。
而在《三塊廣告牌》中，米爾德雷德並不願意當“沈默的大多數”之壹，而反向利用資本化的空間——廣告牌，進行發聲，從而再造了“景觀政治”。於是權力的勢能發生的大變化。
不過，正如影片展示的那樣，當“弱者的武器”鑄就新的“景觀政治”，問題卻產生了：表意符號的簡潔性卻有意隱瞞了諸多真相。比如米爾德雷德實際上性格本就有問題，對女兒的遭遇亦有間接責任；警察局局長並不是怠政，而是口碑極佳的公仆，還因胰腺癌將不久於人世，最終因輿論壓力而自殺身亡；米爾德雷德的偏執，就連其兒子都反感。
這確是“弱者的武器”的倫理困境。這讓我想起中國“上訪媽媽”唐慧的故事。2006年，其11歲的女兒被壹理發店打工仔誘奸，後被介紹到壹休閑中心賣淫。湖南永州市中院的壹審判決、兩次重審判決和湖南省高院的終審判決，均以強迫賣淫罪判處帶走其女兒的打工仔和休閑中心老板死刑。
在采訪過唐慧的壹位記者看來，唐慧女兒案子偵破和審理的六年，也是唐慧上訪的六年。“幾乎在每壹次案件節點，都有唐慧激烈上訪的記錄”，“從最開始案子在永州市公安局立案調查，唐慧跪見公安局長開始。唐慧六年來從永州跪到長沙再跪到北京”。而按照唐慧自己的敘述，樂樂案從壹開始就無法正常進行，是她通過“以死相逼”和不斷上訪，迫使該案走向正軌。
正因借助“上訪”這壹“弱者的武器”，本來孤立無援的唐慧通過聯系傳媒報道案件，給地方維穩（信訪考核達標）帶來巨大挑戰，從而逆轉成為強者，官員們都怕她，還要討好她。
與中國語境確實有所區別，米爾德雷德除了夜燒警察局外，基本都是克制的，更多地通過廣告牌標語“無聲的告示”來抗爭；電視媒體的持續報道也在為她賦權；壹位被免職壞警察開始通過努力幫她找到兇手，從而得到救贖。
當然，最有意思的是影片的結局：米爾德雷德和前警察開車上路，計劃用槍幹掉壹個有強奸前科的男子。在路上，他們相互在問：“妳確定要殺他嗎？”雙方的回答都是不壹定，結果是在路上再定吧。
這壹開放式的結局顯然非常有深意，不只是契合了美國的主流價值觀（遵從法治，而非以暴制暴），也與基督教教義有關（每個人都有原罪，要寬恕罪人）。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弱者的武器”也是壹把雙刃劍，在強大自己的同時，如何不讓無辜者（或無關者）被傷害，是壹大挑戰。更重要的是，和所有武器壹樣，它也不是萬能的，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
2018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