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有哪些紡織相關企業？
記者最近在安徽、江蘇等地采訪發現，傳統農業大縣紛紛尋求向經濟大縣、經濟強縣的“突圍”之策，在奮力“突圍”過程中，農業大縣遭遇到財政狀況緊張、工業同質化競爭、資源環境破壞、城鄉居民增收緩慢等四大困境。
土地、產業、補貼、信貸四大“抽水機”抽幹了發展急需的“水”，農業大縣“突圍”困難重重。新華社記者 李健 攝
有著120萬人口的安徽省廬江縣流傳著壹句順口溜糧食大縣、工業小縣、財政窮縣、壹直為國家作貢獻。廬江縣去年糧食總產量位居全國第64位，財政狀況卻捉襟見肘。2005年，全縣財政收入達到2.43億元，上繳1.07億元，地方留用1.36億元，實際支出5.25億元，缺口高達3.89億元。
農業大縣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工業，且工業基本薄弱，稅源單壹、薄弱，稅收少。廬江縣財政局提供的稅收結構數據表明，在今年全年2.9億元的財政預算收入中，稅收主要有增值稅1.1億元，企業所得稅3260萬元，個人所得稅2440萬元，營業稅4400萬元，由於經濟落後、居民收入低、消費能力弱，消費稅只有600萬元。
傳統的農業大縣縣鄉財政困難，財權與事權不匹配，財政支出壹般為剛性支出，是典型的“吃飯財政”。安徽省青陽縣的縣級財政可支配收入和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1.26億元，其中1.05億元用來發工資。
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支出的增長速度。江蘇省泰州市2005年30個經濟薄弱鄉鎮財政收入總計1.8億元，增幅6.1%；財政支出為2.1億元，增幅22.2%。2005年泰州市周奮鄉可用財力422.32萬元，而用於教師工資發放就達402.89萬元，占95.4%，僅剩19.43萬元還要用於公務員及其他人員工資發放，從“吃飯財政”變成了“討飯財政”。
過去“普九”達標和為完成稅費而釀成的本應由國家負擔的部分債務，壓得農業大縣有些喘不過氣。安徽省舒城縣的鄉村兩級總債務3.588億元，其中鄉鎮債務1.86億元，實現教育達標以及道路交通、小城鎮建設、辦公用房產生的債務分別是0.26、0.5、0.2和0.25億元。截至2005年底，江蘇泰州市鄉鎮債務總額為30.7億元，鄉均3097萬元。
近幾年，國家加大了農村基礎建設特別是鄉村道路建設力度，但由於需要地方政府財力配套，加重了傳統農業大縣的財政壓力和農民負擔。以農村公路建設為例，“村村通”工程每公裏國家補助10萬元，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配套，地方政府往往要把不足部分轉移到農民頭上。廬江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陳榮說，該縣農村公路每公裏實際造價在20萬元左右，全縣“十壹五”期間“村村通”工程任務為1070公裏，廬江縣需要配套資金1.07億元，幾乎接近全縣壹年留用的財力。
“中央把穩定糧食產量、確保糧食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幾十年來壹直沒有大的投入。”廬江縣泥河鎮黨委書記夏遠生說，“基礎設施改善了，每畝增產25到50公斤糧食不成問題，農民可增加收入30至50元，比國家給予農民的各種補貼還要高，但地方政府由於缺少資金，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心有余而力不足。”
工業同質化競爭，有工業難見“工業化”
傳統農業大縣向經濟大縣、強縣“突圍”的路徑大體是：低價從農民手裏征地，然後政府出資建設電、水、路等基礎設施，建立工業園，再以較低的價格招商引資，通過招商引資發展工業。
記者在安徽、江蘇所見到的農業大縣，每個縣都建立了至少兩三個，壹般三四個，多的達五六個工業園。在安徽絕大多數縣市，地方政府壹般以每畝兩萬元從農民手裏征得土地，每畝投入3.5萬元，其中上繳國家審批費每畝1.5萬元，做到三通壹平，再以每畝3.5萬元的價格招商引資，從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發展工業的成本很高”。
“把最好的項目給外商，最優惠的政策給外商”，成為農業縣耳熟能詳的口號。江蘇沛縣縣委提出，不會招商、不懂經濟的幹部不是有能力的幹部，招不來商就是不稱職的幹部。上至縣四套班子領導，下至各鎮(區)、部委辦局領導班子的全體成員，每人都承擔1000萬元到2000萬元的招商引資任務。2005年年中考核中，該縣對2004年以來無招商實績的兩個單位黨政主要負責人，予以免職並降壹檔工資的處罰；對2005年上半年無招商引資實績的35個單位的黨政主要負責人下發了“誡勉通知書”。
“現在搶項目都搶瘋了、搶紅了眼。”廬江縣委書記範洛森說，“不是高科技，也不是產業前景看好的項目，甚至是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項目，各地也都在搶，盡可能滿足客商要求，包括許多不合理的要求，這在欠發達的傳統農業區表現尤為突出。”前不久外地客商欲到廬江投資造紙廠等三個項目，客商提出了零地價用地、稅收減免優惠等條件。廬江縣尚在研究中，鄰近縣市聞風而動，全盤答應客商條件，很快“搶”走了這三個總投資達兩億多元的項目。
由於招商引資上的饑不擇食，加上農業大縣工業基礎薄弱，引進來的工業項目以建築建材、能源化工、紡織服裝、輕工食品為主，同質化現象十分嚴重，且絕大多數是落後的產品和落後的技術、工藝，其中不少是汙染項目。沛縣壹些幹部對記者說，壹味比拼引進企業數量，比拼政策優惠程度，壹哄而上、布局分散、缺乏規劃統籌的工業發展，使農業大縣出現了新壹輪的“鄉鄉點火，村村冒煙”。發揮比較優勢，發展產業集群，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等，很難得以實現。
壹些農業縣已開始飽嘗粗放發展帶來的苦果。蘇北某縣級市由於起步時工業布局散亂，陷入了有工業沒有“工業化”的窘境，工業不僅沒能有效帶動城鎮化和三產的發展，反過來制約了工業的繼續發展，居高不下的政府管理和服務成本，土地等資源的低效配置，各鄉鎮財政分別承擔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壓力，使得這個縣壹籌莫展。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因為急於“突圍”和“趕超”，多數農業大縣不僅沒有把勞動力密集、投資相對較小、產業關聯度大、市場前景廣闊的與農相關產業作為工業化突破口，而紛紛把有限的資金用於發展與本地生產力不相適應、投資大的工業，以短期性的工業“運動戰”，發育、催生了壹批“全能縣”；各縣市發展經濟各自獨立，各自為戰；工業項目小而全、小而散，基本以“點”狀經濟為主，產業鏈條短，缺乏對區域經濟的聚合和拉動力。
有水快流，資源優勢變成“資源陷阱”
有水快流，有礦就開，有資源就挖，這是農業大縣普遍的做法。
農業大縣的壹些決策者坦言，他們並非不知道追求短期效益而忽略資源環境保護的後果。問題在於，任期內經濟增長指標壓力與環境資源長期效益的矛盾，加上“追趕”理念的驅使，迫使他們不計代價追求縣域經濟的增長。壹些農業大縣正在重走發達地區過去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趕超戰略”的老路。
經濟落後的安徽省鳳陽縣近幾年依托本地石灰石、石英石等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水泥、玻璃工業。記者看到，沿鳳陽縣城往西十多公裏，分布著大小水泥企業、石英砂加工企業數十家，這些企業為地方提供了大量的稅收，但近乎瘋狂的亂采亂挖使當地環境遭到了破壞。“不少地方建設能力沒有提高，破壞能力提高了。”廬江縣委書記範洛森說：“在目前的競爭中，誰能建設出壹片工廠，誰就是英雄。現在許多領導恨不得把100年的事幹完。”
“突圍”的緊迫性使農業大縣不顧項目對環境的汙染破壞。江蘇省環保廳、省發展改革委檢查組今年6月分赴徐州、淮安、鹽城、連雲港、宿遷五市，對“環評法”實施以來批建的化工、印染、制革、電鍍、釀造、造紙六類***57個項目進行現場檢查，發現壹些縣、區在“新環境準入條件”實施前，搶批汙染嚴重項目。如某縣在2003年9月1日以來***新上了六個化工項目，其中有三個項目是搶批的。蘇北五個縣、區還普遍存在對不符合條件的項目降低“環評”等級的現象。
在蘇錫常地區，壹些因為汙染嚴重而在當地無法生存的工廠也在尋找出路，這些企業和蘇北地方政府往往壹拍即合。據了解，從1994年到2005年底，江蘇由蘇南向蘇北五市轉移500萬元以上項目6770個，總投資1875億元，實際引資766億元。在轉移名單上，汙染較重的化工、印染、金屬電鍍等企業占較大比重。
今年8月底，安徽省人大組織的調研發現，壹些地方在環境評價上“先上車後買票，甚至上了車也不買票”，有的市、縣環保部門存在嚴重的越級審批現象，本來該由國家或者省裏審批的，市縣就審批了，個別地方甚至提出“小項目隨到隨批，大項目三日內辦結”。
農業大縣過去都是山清水秀、空氣清爽，現在山被炸得體無完膚，綠水變黑了、臭了，空氣變臟了。記者在江蘇農業大縣金湖縣的工業園區采訪發現，前幾年在這裏落戶的企業不少是國家明令禁止的“五小”項目，當地的地下水被嚴重汙染，莊稼死亡、人畜中毒事故時有發生。當地農民失去上萬畝賴以生存的土地，縣財政因盲目發展出現近億元的財政赤字。金湖縣壹名幹部不無憂慮地告訴記者，土地、生態等自然資源是農業大縣的優勢，但過分註重資源開發，有地就占，有礦就采，“有水快流”，弄不好就會變成“資源陷阱”。
農業基礎削弱，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
安徽省蕭縣聖泉鄉聖村有壹片6000多畝的麥田，前些年打了壹批灌溉機井，近兩年已失修毀壞，麥田急需灌水的時候不能灌水，本來可達400公斤的單產，現在壹般少收100多公斤。
安徽省現有在冊水庫4692座，其中1371座為病險庫，約占1/3，2003年有420多座水庫發生險情。
鄉村道路差也是群眾反應最強烈的壹個問題。安徽省長豐縣崗集鎮井沿村在公路與村子之間只有壹兩公裏的土路，涉及四個村民組1000多人，40多年來村民向上面反映了無數次，但至今也未修通。村民張恩余說：“大人、小孩生了大病得肩挑人擡，下雨的時候連拖拉機都出不去進不來，村子壹直發展不起來。”
近兩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較快，但仍遠遠落後於城市，農業大縣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又落後於其他地區，且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較快主要來自於國家取消農業稅和對種糧農戶的直接補貼，農民增收的潛力小、後勁不足。
記者從安徽省農調隊了解到，2005年安徽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641元，僅增長5.7%，增幅比上年的17.5%回落11.8個百分點。其中農民的主體收入即經營純收入僅比上年增長0.7%，外出務工收入漲幅也呈明顯回落態勢。自2005年取消農業稅後，安徽省5000萬農民獲得了中央和地方財政40億元的補貼，人均政策性增收120元，創歷史新高。“壹免三補”政策提高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但農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間也在縮小，沒有更多途徑。
安徽省靈璧縣委書記儲誠勝說，從現實情況來看，國家惠農政策僅僅在減免農業稅上體現得較為突出。2004年以來，肥料、農藥、機耕、種子、農用塑料等費用分別上漲了30%、8%、22%、25%和40%，在壹定程度上“吞噬”了種糧直接補貼、降低農業稅等國家優惠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實惠。
記者發現，近幾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農村有壹定素質的勞動力已實現轉移，留在農村的勞動力不是年齡偏大就是缺乏壹技之長，其轉移步伐在經歷幾年快速期後，已逐步放緩。據調查，今年上半年，江蘇省新增農村勞動力32.3萬人，較上年同期增長2.1%。隨著鄉鎮企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開始由勞動密集型轉向資金密集型，由外延型轉向內涵型，吸納勞動力的數量也逐漸減少。鄉鎮企業就業人員的減少，使得農村勞動力不得不滯留在農業領域，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進壹步下降，並給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帶來障礙。專家認為，當前勞動力轉移已經進入壹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再要大規模轉移已經不夠現實，因此不能過分寄希望於勞動力轉移這壹途徑來提升農民收入。
安徽省滁州市委常委、來安縣委書記張傳權說，農民增收困難，從長期看，必將導致以當地農村市場為主體，以當地農民為主要消費群體的縣域經濟失去市場支撐，反過來制約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怎樣的發展才符合科學的發展觀？”廬江縣委書記範洛森說：“我的理解是生態縣就要把生態保護好，農業大縣就要把農業基礎打好，把水利、道路、農田整治好，給國家提供穩定的糧食來源，有工業基礎的、交通條件好的就發展工業。”他說，廬江是壹個後發地區，但山上炸出了缺口，開了礦，不能再炸了，要尋找科學的、超常規的發展模式，要守身如玉嫁壹個好人家，同時也留給後人更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