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教育能否“速成”
說到中國法學教育的起點，不能忽略20世紀初日本法政大學專為“清國”留學生設立的法政速成科。當時，經歷了“庚子之變”的滿清政權，不得不祭起新政大旗，期冀通過全方位的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統治，而期間通過變法修律，收回治外法權，也成為挽回清廷顏面的急務，但要制定法律，則非有專門的法政人才不可。然而，當時各地法政學校還在籌設或起步階段，因此法政人才供不應求，盡管派遣“遊學”生出國學習是條捷徑，不過語言不通、文化差異又難免增加人才養成的時日，遠水解不了近渴。在這種情況下，法政人才的“速成”教育應運而生。
據相關材料記載，日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是應中國留學生的要求而創設的。在現代史上毀多譽少的曹汝霖，曾在其回憶錄中述及速成科設立的緣起。當時，即將從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卒業的範源濂，與將從東京法學院卒業歸國的曹汝霖商議，認為其時國家人才缺乏，但又不可能立刻造就，於是想在日本辦壹個速成法政班。但他們認為日本法學家壹般多是自己用功，寫寫著作，不願意多管閑事，要想辦成此事，必須找壹位既是法學大家，又熱心教育的人才行。曹汝霖想到的人就是最後成就此事的法政學校的校長梅謙次郎博士，因為梅博士算得上法界權威，又“對中國很關心，人亦爽快明通。”在和梅博士幾次商談後，終於決定籌辦法政速成科。
從《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紀事》的記載來看，根據當時範源濂提出的要求，法政速成科的修業年限為壹年，後來增至壹年半或兩年，以示“速成之意”，由此可見範源濂等這些青年學子們“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和使命感。由於速成科借用法政大學的校舍，時間上不能與該校普通科的學生沖突，加之其教授由梅謙次郎從校外約請，所以速成科學生的授課時間都在晚上；要在壹年或壹年半的時間裏，學完通常需三至四年方能學完的課程，所以學校取消了暑假，“學員皆冒酷暑，每日來校學習”。由於速成科的學生壹般並無日語基礎或較薄弱，故授課方式是由日本教授用日語講，再由通譯譯成華語，為學生消除了聽講障礙。通譯由已在日本留學有年的留學生擔任，他們不僅要在課堂上全程通譯，課後還要將教授的講義譯成華語，幾經訂正校對，方能完成講義的印刷，其工作量之大超出壹般人的想象，而做這些工作通常並無報酬，他們確實在靠“情懷”來工作的。
說到法政速成科的“功”可是真不少，首當其沖的當然是為晚清 *** 培養了大量法政人才。據《紀事》中的校友名錄來看，有的學生歸國後任咨議局議員或參與中央及地方立法，而大多數學生則從事法律實務，從推事、評事到檢察官應有盡有，充實著清末或民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卒業於1905年的張知本，除了在民國時期地方或中央 *** 及諸多高校任過校長外，他還是30年代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副委員長；而卒業於1906年的居正，則長期擔任國民 *** 司法院的院長；有的畢業生則到各省的法政學校任教，比如祖籍山東黃縣（今龍口）的丁世嶧，歸國後任山東法政學堂教習，清末山東開設咨議局時被選為議員；而祖籍浙江嘉興的沈鈞儒，則在民國時期出任浙江省 *** 委員會秘書長，20世紀30年代時，任上海法科大學的教務長，上海律師協會主席，1949年9月，任政治協商會議第壹次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並任中華人民***和國第壹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學界，則有福建閩侯人程樹德，除了在 *** 的任職外，他還是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的講師、國立清華大學政治學系的講師、國立北京大學法律系的講師等，而他的著作《九朝律考》，至今依然是法律學人案頭的必讀書籍。
若要講其“過”，則是法政學校的速成科開設後，因其對欲“鍍金”之人的吸引，而使後續的留學生難免學習質量下降，加之有些日本學校看到開設此科有利可圖，遂紛紛效仿遍地開花，魚龍混雜之下，終至於開設幾年後在中國留學生中漸失其聲譽，不得不撤銷。
說到法政教育能否“速成”的問題，則需辯證地看，以其培養的人才在清末和民國時期的作為來看，法政人才確是可以“速成”的。不過，如若學子們沒有修業之後的努力精進，即便修學年限再長，也可能無“功”可言。而法政壹端，尤須在科班教育之後的實踐，正像當時的清國駐日公使楊樞，在1905年“法政速成科第壹班卒業”典禮上所言：“然學雖速，猶未深造，諸生歸國之後，切勿遽思改革，譬學醫粗識《湯頭歌訣》，出而應世，是直草菅人命已。但願諸生出其所學，轉授同胞，以開民智，譬猶造屋，有良工師而無材木，亦不足以展其地，並望廣搜法政書籍，以資研究，務期升堂入室，然後考察我國之國俗民習，與所學相比例，斟酌而損益之，乃出執政柄，以期實行，富強或有望乎。”這些話用來告誡當今廣大法政學子，依然是擲地有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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