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和朝鮮的差距
90年代後，隨著蘇東劇變，朝鮮的貿易環境日益惡化，外匯儲備越來越少，原料、燃料和原油的進口激減，從而導致冶金、煤炭、電力生產大幅度下降，整個工業生產處於嚴重的衰退之中。1990年至1998年，煤炭產量由3 315萬噸減少到1 860萬噸；發電量由227億千瓦減少到170億千瓦；鋼鐵產量由336萬噸減少到94．5萬噸；原油進口量由252萬噸減少到50萬噸。由於原料、燃料、電力的嚴重不足，大多數大中型企業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企業設備運轉率僅達到20％。進入1999年後，朝鮮工業生產開始呈現好轉的跡象。據朝鮮內閣外務相白南舜說，朝鮮經濟已全面出現轉機，全國數千個工廠企業實現了生產正常化，1999年上半年工業生產總值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20％。有資料表明，朝鮮2000年年電力生產同比增長了140％，煤炭生產同比增長了113％，有2500多個工廠企業超額完成了上半年的生產計劃。
60年代時，朝鮮糧食生產曾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1964年朝鮮產糧500萬噸，那時僅1200萬人口，既能讓國民過得舒服，還有余糧可供出口，被國際輿論稱為“經濟奇跡”。70年代中後期，朝鮮年產糧食超過700萬噸，80年代前半葉曾超過800萬噸，1984年甚至達到1000萬噸。但是，90年代以來直到2000年，朝鮮自產糧食每年平均在400萬噸左右。2000年朝鮮的糧食總產量約為359萬噸，比1999年（422萬噸）減產約15％。其中1999年大米的產量為163萬噸，2000年減至142萬噸，玉米從192萬噸減到144萬噸，大豆從13萬噸減到12萬噸，只有紅薯從31萬噸增至39萬噸，增產約25.8％。朝鮮目前的全國總人口為2400萬左右。按平均每人每天460克糧食消費計算，朝鮮全年糧食需求量最低應為400萬噸上下。朝鮮全年正常糧食需求量為746萬噸左右，其中口糧480萬噸，工業用糧120萬噸，飼料用140萬噸。可見朝鮮每年缺糧大約250-300萬噸。自1991年以來每年進口80-160萬噸糧食左右。
進入90年代後，隨時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朝鮮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沖擊。蘇聯壹直是朝鮮最大的貿易夥伴。1990年朝蘇貿易額為25．6億美元，占朝鮮貿易總額的54.2％。蘇聯解體後，1991年朝俄貿易額急劇減少到4．7億美元，比上年減少80％以上。此後貿易額逐年減少，1995午朝俄貿易額只有2.3億美元，在朝鮮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則下降到11％，5年間朝俄貿易規模縮減了50％以上，因此造成朝鮮對外貿易嚴重滑坡，貿易條件日趨惡化，進出口貿易急劇下降。1991年貿易總額由1990年的47．8億美元下降到27．2億美元，1992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6．6億美元，1993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6．4億美元，1994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1．1億美元，1995年貿易總額下降到20．5億美元、1998年進壹步下滑至14.42億美元。1998年朝鮮對外貿易額為14．42億美元，同比減少33．7％，其中進口額為8．8億美元，同比減少30．6％；出口額為5.59億美元，同比減少38．2％。這是90年代以來，朝鮮貿易額首次低於15億美元。1999年為14.79億美元。2000年略有回升（19.7億美元），2001上半年驟增八成。其中對中國鋼鐵產品出口增長241％，從中國進口礦物性燃料和谷物分別增長112％和89％。
朝鮮從2000年以來已把強國戰略的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然而，由於半島目前的不戰不和的態勢，朝鮮又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用於經濟建設。在今後壹個時間內，沈重的軍費負擔仍將繼續拖累朝鮮國民經濟的發展，朝鮮只能繼續采取“建設與軍事並舉”的方針。朝鮮自60年代起就壹直保持對與軍事工業直接相關的重工業的高投入，結果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而軍工生產卻發展迅速，消耗了巨大的國民財富，不僅直接排擠了農業和輕工業，也排擠了民用生產資料的生產。目前，朝鮮人口總數為2300多萬，朝鮮擁有現役正規軍105.5萬，準軍事部隊18.9萬，預備役470萬。其兵力占世界第五位。據外電報道，近年來朝鮮每年的軍費支出約占其GNP的20—25％左右，1994年其軍費支出為56．6億美元，占GNP的26．7％。這種巨額的軍費不能不嚴重阻礙並延緩朝鮮現代化的正常進程。
東歐劇變和蘇聯崩潰，使朝鮮失去了原來與這些國家協作保有的戰略物資來源和主要的商品出口市場。這些國家停止與朝鮮進行易貨貿易後，朝鮮又沒有足夠的外匯繼續進口石油、棉花、焦炭等戰略物資；而這些國家對西方國家開放市場，又使許多朝鮮商品失去了競爭力。美國對朝鮮的經濟封鎖和制裁，進壹步縮小了朝鮮的國際經濟空間。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朝鮮進行了全面的經濟封鎖和制裁。東歐劇變後，在美國要求停止與朝鮮進行貿易，否則西方國家不提供貸款的壓力下，東歐等國家都停止了與朝鮮的正常貿易，導致出現了朝鮮有競爭力的商品也無處輸出的局面。1995～1997年連年發生的嚴重洪澇、幹旱等自然災害，給朝鮮的工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的打擊。能源、原材料的短缺和工業生產的癱瘓，使朝鮮不僅難以有效地抵禦自然災害，而且不得不砍伐森林作為工業和民用能源，從而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和自然災害頻發的惡性循環。與美國進行的核對峙，使安全問題陡升為最緊迫的課題，致使朝鮮無法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地調整經濟結構，結果更加惡化了經濟困境，逐漸降低了國民的勞動生產積極性。
解決方法和越南壹樣：加快市場經濟改革步伐，國家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例如---裁軍放權，改變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的模式，逐步將經濟管理權下放，采取按勞分配制度，提高國民勞動生產積極性，鼓勵發展個體和私人經濟，擴大市場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韓國經濟發展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壹）動蕩與恢復階段（1945年～1961年）。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經歷了大規模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動蕩。1948年成立的政府為恢復生產、抑制通貨膨脹做出了巨大努力並取得了壹定的成績。但是，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使其生產設施幾近毀滅。1953年停戰後，在美國及聯合國的經濟援助下，經過近三年的恢復，於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惡性通貨膨脹。盡管壹般認為20世紀50年代是韓國經濟停滯的時期，但是，1954年韓國政府實施的“有償征用”和“有償分配”的農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從土地所有者那裏購買土地分配給實際耕作的農民，結果壹種佃農耕作制度取代了傳統的收益分成佃農耕作制度，使農業部門的生產率得到提高。事實上，在這個時期政府實施的幾個重要政策目標，成為60年代經濟較快增長的基礎。1953年至1962年，韓國經濟年均增長3.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0.7%。
（二）高速增長階段（1962年～1992年）。1961年5月，樸正熙軍事政變上臺後，開始以政府主導、出口導向和不均衡發展等戰略，推進了韓國經濟的有計劃開發。1962年開始連續實施了6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
這壹階段又細分為三個發展時期。20世紀60年代可謂外向型經濟形成時期。“壹五”期間作為振興出口、引進外資、引進技術的步驟之壹，1965年韓國和日本實現了邦交正常化。60年代，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都達到7.6%。1962年至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由23億美元增至81億美元，增加2.5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87美元增至252美元。“二五”計劃結束時的1971年，出口額由1962年的5480萬美元增至10.68億美元。
70年代是韓國實施第三、第四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繼續推進自立經濟建設、解決發展不均衡時期，也是重化工業發展時期。這壹時期，針對韓國國內外經濟條件的變化，提出“各地區均衡發展”、“劃時代地擴大出口”、加緊“重化工業建設”等目標，改善了地區間、產業間的不平衡發展。為了繼續擴大出口，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將造船、汽車、鋼鐵、石化及有色金屬等作為重點發展產業，對重化工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在此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2%，創造了該時期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的最高紀錄。同時，產業結構向工業化方向前進了壹大步。1976年國民生產總值中，第二產業的比重31%超過了第壹產業的比重24.8%。“四五”計劃期間（1977年～1981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僅為5.8%。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樸正熙總統遇刺，1980年光州事件及糧食的大幅度減產，重化工業投資失控，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盡管如此，應該說整個七十年代韓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政府對產業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重化學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村面貌在“新村運動”的推動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由於當局在宏觀調控上的失誤，出現了工業投資過猛，工業設備運轉率過低等問題。1971年至1979年，國民生產總值由95億美元增至614億美元，增加5.5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出口由10.68億美元猛增至150.6億美元，年均增長39.7%。
進入80年代，韓國政府針對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及國內經濟波動的新形勢，提出“穩定、效率、均衡”的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了改革，在經濟政策和結構調整中求發展。“五五”計劃（1982年～1986年）和“六五”計劃（1987年～1991年）期間，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9.2%和9.3%。八十年代上半期，韓國出口增長率超過進口，貿易赤字逐漸減少，1986年終於出現盈余。1984年～1985年韓國同其出口市場的發達國家產生貿易摩擦，使得出口增長速度放慢。但是，1986年以後，進入低匯率、低油價、低國際利率的所謂“三低”時期，使出口連續幾年大幅度增加（1986年增加14%，1987年36%，1988年28%），經濟增長率連續三年達到11%，1991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6757美元
（三）調整改革發展階段（1993年7月至今）。1992年開始實施第七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可是，1992年12月當選的韓國歷史上第壹位文人民選總統金泳三，1993年2月上臺後提出了“新經濟五年計劃（1993年～1998年）”。在此計劃中提出行政改革、產業結構和金融體制改革。1992年與中國建交。由於韓國具有的較強的價格競爭力和對日本出口大幅度增加、設備投資增加等因素，1994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6%；1995年也保持了這種良好勢頭，增長甚至超過1994年，達8.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壹萬美元大關（10037美元）。1996年由於日元升值導致韓國出口下降和設備投資減少，經濟增長率回落為7.1%，可是，在這壹年韓國成為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這標誌著韓國基本上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地位，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然而，1997年10月開始韓貨價值暴跌，被卷入亞洲金融危機漩渦之中。97年11月末，韓國可用外匯儲備降至73億美元，陷入無法支付外債之困境。韓國政府不得不於當年11月21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金融救助，並於12月1日與IMF簽訂了金融救濟協議。550億美元的緊急資金救助計劃實施後，不穩定的外匯狀況隨著1998年1月韓國政府同國外債券組織簽訂短期外債向中長期轉換的協定後開始趨於穩定。以IMF的金融救濟為契機，韓國擺脫了全國範圍的危機。而受到金融危機洗禮的韓國經濟，九十年代末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整和改革。進入21世紀以來，調整改革中的韓國經濟，於2000年顯示出有力的增長，其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2001年有較大幅度的回落，增長3.8%。2002年新當選的盧武玄總統提出了四大方面的經濟施政綱領。2002年經濟年均增長7.0%。而2003年僅增長3.1%，國內生產總值為6012億美元，人均為12646美元。
縱觀韓國經濟的發展，“根據霍利斯·錢納裏（H.B.Chenery）的研究，韓國經濟的主要轉換增長時期（transitional growth）為1963年～1983年。1963年隨著第壹次經濟五年計劃的制定實施，工業化正式啟動。1970年韓國成為了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ation country）。1983年韓國經歷了1979年的第二次能源危機，1980年負增長後經濟得以恢復，並在經濟穩定基礎上促進自律化、開放化。”而經歷了1997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發展歷史上最為慘痛的挫折之後，韓國經濟正在進行全面改革，並取得了初步成效。
韓國不同歷史時期促進經濟發展戰略及其評價
通過韓國經濟發展軌跡可以發現促成其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從世界經濟發展宏觀角度來講，韓國處於後發展國家可以利用更發達國家技術革新成果，“濃縮”工業化進程之優勢地位；以及超越傳統貿易理論所指出的壹個出口國需先在本國國內市場上充分收集消費者偏好使其成熟後再向國外市場擴張的漫長過程；還有對像韓國這樣資源匱乏國家，戰後節約資源型技術得到的快速發展，使其經濟發展中資源匱乏束縛得到大大緩解；亞當·斯密的貿易理論，即“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富國與窮國之間的貿易將使雙方受益，而後者比前者受益更多”又壹次得到部分驗證。而從韓國本身來講，政府實施的以下幾種經濟增長戰略不能不為其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壹）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所謂政府主導是指政府的“定向”和“導向”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起作用。對韓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可以簡單概括為：政府規劃、指導、管理和調控經濟。其主要手段是：首先，運用經濟開發戰略，宏觀調控經濟發展方向。韓國政府60年代中期提出了“出口主導型”經濟開發戰略，經濟活動重點由國內市場轉向國外。70年代以後，經濟發展重點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提出“重化工業化”經濟開發戰略，80年代以後，又提出“技術立國”等。其次，根據經濟發展遠景目標，制定五年經濟開發計劃，以自由與計劃相結合為經濟發展的指導原則，政府主導實施了壹系列經濟開發計劃。第三，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各項經濟政策、法規及措施並加以執行。第四，韓國政府首腦親自幹預經濟。由於政府將幹預經濟活動視為其重點職能之壹，所以，政府最高層直接幹預經濟、直接處理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問題。
關於韓國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在其經濟發展初期是比較有效的。主要原因在於在韓國當時經濟條件下，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是旨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由政府充當其經濟活動的總指揮。政府主導經濟的主要手段為宏觀經濟決策、計劃指導、運用經濟杠桿進行幹預，經濟立法和行政手段等。然而，這種依靠政府主導，30年走完西方發達國家100多年才走完的工業化歷程，自有其弊端。根據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制度演進存在路徑依賴。由於政府主導的企業制度、金融支持政策的安排，造成了企業對政府的強力依賴。韓國大企業集團為了獲得更多的政府優惠，競相不計後果地擴張，沿著規模擴張的路徑走下去。面對日趨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大企業集團沒有適時地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以及技術創新；企業的高負債、財務結構不合理，以及企業集團的制度缺陷，終使企業管理失控。到1997年金融危機時，大企業集團紛紛倒閉也就不難理解了。韓國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的另壹弊端在金融體制上表現顯著。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金融系統是壹個金融市場，根據市場信號運用市場運行規律，將金融資源配置到相關部門中去，推動社會生產的正常發展。可是在韓國，其經濟發展的自身特點使然，金融業的職能僅是行使政府指令、政府幹預經濟的工具。政府決定利率、存貸、投資等，使金融機構喪失了創新和提高效率的動因，大量的呆賬成為其沈重的負擔，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扭曲與滯後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也是1997年的金融危機，將其所有弊端都展現給國人，使其始於90年代初但又未能痛下決心的改革調整不得不真正使上軌道。政府由此轉向旨在減少幹預、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場秩序、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上。政府這種由主導經濟向重點規劃經濟的角色轉變，使如三星電子這樣的大企業集團脫穎而出，成為世界知名的跨國公司。韓國現任總統盧武玄當政之初提出的四大經濟施政綱領，並非言之無物。首先提出確立自由公正的社會秩序，具體包括建造易於創業的環境、構築透明公正的競爭機制、構築先進的金融基礎系統和進行財政稅收改革。在建設東北亞經濟中心國家中，提出要用東北亞時代的視野，構築以物流中心基地與國際化金融為兩翼、圍繞信息高新技術產業的商務中心。而建設科學技術為中心的社會和面向廣闊未來的農漁村社會都有具體內容及實施方案。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韓國政府主導型經濟開發戰略基本完成其使命，成為其歷史的壹部分。
（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六十年代初韓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兩種選擇，其壹，繼續發展以進口替代產業為主的內向型經濟，建立獨立的、完整的民族經濟體系，社會生產和人民所需要的產品盡量不進口或少進口；其二，面向世界市場，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展以出口產業為中心的外向型經濟，通過廣泛的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來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選擇後者，使韓國在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充分發揮了韓國當時剩余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有效地彌補了資源匱乏、國內市場狹小、資本積累不足等方面的劣勢，為韓國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韓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相對來講是成功的。而這種成功源於其采取的正確方針和措施。概括起來韓國實施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有以下特點，其壹，以比較優勢為其出發點。針對缺乏原材料、資金不足但勞動力豐富的現狀，韓國決定了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其二，適時地進行結構調整。保持出口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能夠適時地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其三，實行優惠政策，支持發展出口。盡管這些優惠政策，如直接補貼，隨著外部壓力的增加而不斷減少，但在出口企業的發展初期，其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不平衡增長戰略。韓國在增長方式的選擇上，理論上受經濟學家哈士曼（A.D.Hirschmann）的“不平衡發展論”的影響，認為在短時間內可以犧牲部分產業和工業部門而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點產業和重點工業，通過發展重點產業來積累資金，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發展[?7?2]。在財力、物力和技術積累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同時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發展，因此，選擇“傾斜式”的重點投資，“不平衡中求平衡”發展，采取“先工後農”，“先出口後內需”，“先輕後重”，“先大後小”，“先主導產業、戰略產業後壹般產業”，“先增長後穩定”，“先速度效益後技術效益”，“先內涵後外延”，“先效率後公平”以及“先增長後發展”等壹系列經濟不平衡增長戰略。
對於韓國所推行的這種不平衡增長戰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1962年至1971年第壹、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韓國重點發展投資省、見效快的輕紡工業，增加出口創匯，以此增加對基礎工業設備投資和擴大生產能力資金的積蓄，取得顯著成效。而70年代初期起，由於重點轉向重化工業過程的過急過猛，出現了對重化工業的重復、過剩投資，降低了經濟效益。再則，效率與公平上的不平衡，出現經濟增長之同時工潮叠起等並非完美之現象。但從本質上看，應該說不平衡增長實際上是壹種交錯的平衡增長。
（四）與國際經濟變動協調的產業政策與國際化發展戰略。韓國在立足於自身的經濟基礎、發展水平，特別是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及時捕捉和積極利用各個時期國際上產業結構變動的有利機遇，以其協調的產業政策來調整其產業結構。80年代開始，韓國開始推行國際化，力圖把其企業全面推向國際市場，按照國際市場競爭的要求，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冷戰結束後，隨著愈來愈多的國家重視發展經濟，韓國更加強調其經濟的國際化、世界化發展，同樣，這符合了世界經濟壹體化、區域化的發展潮流。
（五）高科技與人力資源開發戰略。壹個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高新技術及其人力資源要素的支撐。韓國歷來重視教育，註重人才的培養；同時加大對科技開發的投入。而此戰略得到產業界的普遍贊同，認識到企業的興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職工的素質。韓國的大企業大都創辦了職工業余學校、職工訓練所、人力開發院等職工培訓機構。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職工的業務素質，增強企業的競爭力。現任總統盧武玄提出的“構築技術中心的社會”經濟施政綱領，體現了韓國在經濟日趨全球化、壹體化的發展中，以高尖端科學技術立國的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