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主義的科學與反科學
什麽是科學？對此科學哲學家們早有汗牛充棟的鴻篇巨著。在壹般人中每個人都對科學持有各自不同的印象。有人認為科學是真理的化身，有人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階梯，有人認為科學是少數人的霸權，有人認為科學是毀滅人性的元兇，不那麽極端的人可能認為科學是壹柄雙刃劍，在具有好處的同時也有負面作用。
單刀直入地給科學下壹個定義難免掛壹漏萬，我們可以采用撒大網捕魚的方法從廣義到狹義逐步約束科學的概念。
首先可以說，科學是壹種文化。
文化是壹個相當廣義的概念，科學、藝術、宗教、風俗習慣等等都是文化，文化是區別於本能的東西，本能是先天的，是靠基因遺傳的，文化是後天習得的，在人群中被發明、傳遞和保存。因此，說科學是壹種文化，僅僅是說科學不是本能，對科學幾乎沒有規定什麽。更具體的可以說，科學是基於壹組價值觀的概念和方法的集合。這樣說似乎也沒有增加科學的規定性，因為其他文化現象也可以做相同的定義，把壹種文化分成價值觀、概念、方法這三部分，我們就可以分別研究它們在科學中各自與其他文化的區別。
科學的價值觀中最明顯的是其普適性，公允性，科學追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科學的理論不因文化背景而變，科學沒有東方和西方之分，而藝術、宗教、習俗是因地而異的。這是由於科學價值觀最接近於人的生物性價值觀，而人類在生物學上又是同壹個物種，因而科學的成果和科學的價值觀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取得壹致。例如科學所追求的簡單性就符合所有生物願意少化氣力多得收益的經濟原則。
科學的價值觀崇尚理性。文學藝術是以情動人，宗教意識形態是以勢壓人，科學則是以理服人。“情”與“勢”的優勢在於速效，對任何人都能起作用。然而其缺陷也是明顯的，“情”的缺陷在於不穩定性，哪怕是海誓山盟的愛情，事過境遷也會煙消雲散，甚至反目成仇，這是時間坐標上的不穩定性，在空間坐標上則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背景對藝術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勢”的問題在於世界上並不只有壹種宗教或意識形態，不同宗就壓不服，只好訴諸武力，大大增加社會成本，即使不翻歷史，縱觀當今世界凡是有紛爭的地方，背後都有宗教或意識形態的根源。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動人或壓人者是在幫助或代替被動或被壓者決策，或者通過改變其價值觀間接影響其決策，主動者的決策是否正確（最佳）又如何檢驗呢？如果靠宗教教義可以檢驗，那麽世界上就應該只有壹種宗教才對。理性並不能保證決策正確，但理性的優越性在於為決策留下了所依據的“理論”，在決策被執行後根據成敗可以對其“理論”進行修正。這種機制使理論不斷優化，使得理性決策比其他決策方式具有大得多的勝算。這就是理性的力量所在，也是科學的力量所在。
與其他文化中的概念相比，科學中的概念的特點是清晰、確切。科學中的各種概念並不壹定都有明確的定義，但科學***同體中各個人對於概念的理解是非常壹致的。這是由於科學中的所有概念都與某種方法密切相關，因此對於科學的概念都可以做出“操作主義”的定義，例如對於重量概念可以用測定重量的稱量方法來定義。科學的概念對操作的規定性和對操作結果的精確預言保證了概念的確切和清晰。如果某個人對概念的理解與公認的不同，那麽他使用該概念時就會得到錯誤的結果，使對概念的錯誤理解被發現並可以得到糾正。因此，科學沒有給信口胡說留下太大的空間。在非科學的領域中，概念往往缺乏確切性。“愛”、“尊嚴”、“人格”、“天人合壹”這類概念，十個人會有十種不同的理解，使用這類概念可以長期爭論而無結果，對於決策也沒有太大作用。
當然，科學也是有缺點的，那就是科學知識由於積累作用變得深奧龐大，壹個人窮畢生精力也只能掌握其中的少數領域，不可能人人精通全部科學。於是乎科學的內行永遠是少數而外行則永遠是多數。對於多數人而言，如何看待科學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我們懶得事事費腦筋，願意接受現成的答案，那麽接受文學藝術的情緒感染，接受權勢的說教，還是接受科學的結論，就純屬個人的選擇。但是如果涉及需要認真對待的決策，接受科學的結論顯然勝算要大。因此，“相信科學”的人越來越多，科學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也是必然的，誰也不比誰傻，誰也不願意吃虧。
面對科學日益壯大的聲勢，並非所有人都是單純的樂見其成。搭便車者利用科學的名牌效應，大量制作假冒偽劣牟利，就是偽科學的來由。市場份額受到科學不斷侵蝕的宗教勢力，自然不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勢必使盡全身解數拼死反抗，力求遏制科學的發展，這就是反科學的動因。
偽科學自稱是科學，只要將其放入科學的常規檢驗程序，偽科學就無所遁其形。偽科學當然不會自己走進常規科學程序，他們主要靠的是權勢、金錢和傳媒。此時揭露偽科學就會成為與利益集團的鬥爭，變得復雜而慘烈，就可能有人願意花十萬元買妳的人頭。因此使得揭露偽科學所涉及的主要不是科學、哲學和思想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問題，在本文討論的對象之外。
與偽科學的急功近利的小騙術相比，反科學可以算是“宏大敘事”。他們的手法巧妙，善於在哲學層次作深刻文章，調動全社會的輿論，對科學進行醜化甚至妖魔化，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擴大陣地，制造反科學的社會思潮，遏制科學的發展，在壹些領域取得了局部的勝利。分析這些反科學的手法和“理論”不僅有趣，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反科學的壹個比較初級的手法是利用偽科學（甚至是謠言）來歪曲和篡改科學，例如“科學神創論”者的所作所為。他們打著科學的幌子，不免接受科學的檢驗和反駁，因此在科學***同體內部不會造成什麽影響，科學家也覺得有權利有義務對其進行抨擊，消除其在公眾中的影響，這是壹種比較容易對付的反科學。由於國內缺乏神創論生存的土壤，這些言論只能掩蓋其神創論目的，零零散散進入中國，小小的制造壹點思想混亂而已。
反科學的中級手法是利用文學藝術制造和傳播科學恐怖癥。某報曾經請壹批作家給科學技術打分，從中可以發現壹個有趣的規律，作家對科學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對於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難免懼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遠離科學的人群。於是在他們的筆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學怪人”，制造著層出不窮的恐怖場面，遠的不說，近年的“大片”《侏羅紀公園》和《黑客帝國》就是宣揚科學恐怖的典型代表作。
雖然“科學怪人”在現實生活中從未出現過，但虛構的卻是富含沖擊力的視覺形象對缺乏批判力的公眾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實不可低估，對科學的妖魔化數這壹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學家又不習慣對文學藝術作品發表意見，文藝評論家也不可能從科學的角度進行有效的批評。使這些作品可以在批評的死角之中繁榮昌盛。不斷對科學制造負面影響，為宣揚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當然在中國這種沒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環境中，多數人對這類作品只是看個樂子，很少有人會真的杞人無事憂天傾。但是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學情緒確實為人們接受反科學理論提供了基礎。
反科學的高級手法頗具學術性，通常以哲學、倫理學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現，比初級和中級手法遠為有效。如果視科學為洪水猛獸，那麽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壩或籠子把它關起來，也就是說對科學的範圍加以限制。最常見的說法是，“科學不是萬能的”，“科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科學不能保證獲得真理”。在哲學層次上，休謨曾經提出從“是”不可能合乎邏輯地推導出“應該”。由此就產生了這樣壹種認識：科學是研究“是什麽”的，目的在於求“真”，而倫理學是研究“應該做什麽”的，目的在於求“善”。由於“是”不能推導出“應該”，科學就無法解決倫理學的問題。關於善惡的問題只能交給神學、哲學或倫理學去解決。而且根據科學哲學家的研究成果，科學不能保證獲得真理，於是乎科學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還得轉而求助於宗教。這樣看來，科學真的“無用”。
然而科學的力量恰恰在於有用，這是有目***睹的。上述認識從根兒上就出了毛病，科學既不求終極真理，只是不斷接近真理。“終極真理”本來是壹個宗教概念，假如世間萬物都是上帝按照壹種理性的藍圖創造的，那麽這張“上帝的藍圖”當然就是“客觀存在”的“真理”，我們手中的理論如果與這張藍圖相同，就可以說我們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銷上帝創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科學的理論是人的發明，發明無所謂真偽，只有成敗和好壞，因此科學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學價值觀評價更高的理論。由此可知“科學能否獲得真理”是壹個哲學上的偽問題。科學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統壹、更有預測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論。科學解決的是“應該做什麽”和“應該怎樣做”的問題，“是什麽”只是從屬於這兩個問題的問題。科學能夠用於決策就證明了這壹點。科學不以真理為目標，科學是迄今為止人類獲取知識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
邏輯實證主義的提法容易給人們造成“求真”的假象，因為邏輯所處理的就是真偽值，壹般認為實證所證的也是真偽。但如果換壹個角度看，邏輯僅僅是保證前提和結論壹致的推論工具，而實證可以看作預測能力的壹種檢驗方法。所以邏輯實證主義體現的是壹種價值觀，主張用邏輯保證科學體系的內部壹致性，用實證保證科學理論的預測能力，歸根結底還是保證科學的有用性。科學不是自然的身軀，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學是預測和操縱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話，科學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頭，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鐵環。
當科學的理論或實踐與宗教教義發生沖突時，必然引起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全力反抗。在歷史上他們反對哥白尼，反對布魯諾，反對伽利略，反對達爾文；在現代他們反對避孕，反對墮胎，反對試管嬰兒，反對人工授精；到如今他們則反對克隆人，反對基因操作。在西方國家宗教勢力的影響較大，可以靠人多勢眾通過民主程序左右政治傾向，導致不少西方國家對克隆人和基因操作做出種種限制。
中國與西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自從孔聖人不語怪力亂神，中國的知識界壹向不把鬼神看作值得認真對待的話題，宗教感覺十分淡漠，在中國如果公開打出宗教的旗幟來反對科學，註定是沒有效果的。在中國，宗教偏見就改頭換面變成了“倫理學問題”，人文精神也染上了中國特色。本來在西方“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都是文藝復興運動中的反抗宗教神權的力量，當人文精神來到中國，卻頂替了缺位的宗教，變成了壹股站在科學對立面的制衡力量。面對科學的新成果，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臆造出各種恐怖的前景，或是宣布科學與那些打著倫理學旗號的神學原則相抵觸。
例如有壹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克隆人會導致人類基因的多樣性下降，以至於壹場流感就能毀滅人類。只要我們對克隆有壹點常識，就可以發現這種恐怖的結局純屬捏造，根本不可能發生。克隆人與細胞核提供者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此即使世界上每壹個人都克隆壹個人作為自己的後代，下壹代的基因多樣性也不會改變，相反的是自然的生殖過程倒可能會使等位基因的種類減少。假如有壹個人被克隆成壹億個人（不知為什麽這樣做，以及如何才做得到），從基因多樣性的角度看，也只相當於世界人口減少了壹億，對基因多樣性不會有什麽影響。可見，認為克隆人會導致人類基因多樣性下降是毫無根據的，純屬杞人憂天。
對克隆人的另壹個擔憂是會導致“家庭倫理的混亂”。壹個不孕癥患者如果用克隆的方法要壹個孩子，就會引起很多“倫理學問題”，因為從血緣上看，克隆的“兒子”實際上是“父親”的孿生兄弟，而且這個“兒子”還可能有幾個“母親”：壹個是提供卵子的“母親”，壹個是提供子宮懷孕的“母親”，可能還有壹個法律意義上的“母親”——“父親”的妻子，這幾個又都不是他的遺傳學的母親，他的遺傳學的父母是他的“爺爺”和“奶奶”！於是乎維系家庭的關系稱謂變得無所適從，家庭由此導致崩潰。這就是壹些“倫理學家”為我們描述的悲慘世界。然而這個“悲慘世界”所描繪的並不是克隆技術的惡果，而是“倫理學家”的無知。實際上，家庭稱謂關系所解決的並不是血緣問題，而是撫養責任歸屬問題。正如王朔小說中的“兒子”所說：“要是我壹把屎壹把尿把妳養大，妳得管我叫爸爸。”責任歸屬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收養的兒子雖然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父母仍然要為自己的收養行為負上撫養責任（並相應享有監護權利），人工授精時的“父親”在沒有血緣關系的前提下也要為自己的決策承擔相應的撫養責任，而供精者雖有血緣關系而不承擔。通常的親子關系與血緣關系重合，是由於子女的產生是父母相應行為的後果，父母按照對自己行為後果負責的原則應該承擔撫養責任。明乎此，克隆人的父母理所當然的由克隆實踐的決策者擔任，而且甚至無需考慮克隆的是誰。把壹個由收養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經解決的問題當作“倫理學問題”提出來向克隆技術發難，實屬庸人自擾。
反科學者還有壹個頗有影響的說法：“科學技術是壹柄雙刃劍”。此說看起來公允平正，左右逢源：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科學似乎也不應例外，利益與風險永遠***存。然而“科技雙刃劍論”既不客觀也不公平。本來，不僅僅是科技，任何文化現象都有正反兩面，法律、道德、習俗、政治都是雙刃劍。如果認真查壹下歷史，對各種文化現象分別進行利益風險評估，就可以發現科技是其中利益最大而風險最小的。這是由於科學擁有其他文化現象所難以企及的糾錯機制。冤案的存在顯示法律的風險，希特勒的當選上臺顯示現代民主政治的風險，纏足的歷史顯示傳統習俗的風險。至於道德的風險就更是罄竹難書了，以至於錢鍾書會說：“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壹個荒年，有時來壹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壹個道德家。”這是由於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惡的最終裁判者，從而完全失去了糾錯機制，構成最大的道德風險。從當代“倫理學”強加給科學的不實之辭可以看出，我們真正應該大聲疾呼的是“倫理學是壹柄雙刃劍！”與此同時，亟待用科學的價值觀重構倫理學，促進倫理學的科學化，使其逐步建立糾錯機制。
反科學的高級手法效果可觀。如今“科學恐怖癥”已經感染了不小的人群，占領了相當大的輿論陣地，連電視節目主持人也把“科學是雙刃劍”當成了口頭禪，報紙在對青年進行“主題教育”提高科學素質時竟然使用這樣的標題：發展科技是“進步”還是“威脅”。文中說：面對“達摩克裏斯之劍”鋒利的雙刃，人類總會仿徨於何去何從之間。就像哈姆雷特的詠嘆調“To be or not to be？”壹樣，高新科技發展對於人了社會的影響到底是“進步”還是“威脅”已經越來越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了。在培養科學素質的旗號之下宣傳反科學的思想，這種媒體現狀才真是“越來越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向科學潑臟水成了“時尚”，科學也仍會勇往直前，科學畢竟不是妖術，不是幾盆烏雞狗血就能破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