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人讀什麽樣的書？

文/盧德坤 “圖書的外在形制從來都影響著它們的內容，同時也受到它們內容的影響。書寫材料的供給狀態促進了或者阻礙了文學的生產。風尚因素和便利因素決定了圖書的尺寸和形制，從而也就影響到內容的規模和特點。” 這是英國古典學家、聖經學家、古文書學家弗雷德裏克·G.凱尼恩1932年說的話，如今看來，仍是不刊之論。“書”這個字眼所指稱的事物，並非我們習見的紙質印刷書所能涵蓋的。如同碗碟、衣飾、器皿等物，書也有壹段很長的演變期，才發展至如今這般模樣。中國古書的形制，相信我們的讀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西方古典時期的圖書是什麽模樣？其形制如何決定古代西方人的閱讀形態？所知恐怕就不那麽多了。對這些問題或更廣泛意義上的閱讀史、書籍史有興趣的人，都可讀壹讀凱尼恩這本《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 凱尼恩說，可考的西方圖書史約兩千五六百年時間。除去石頭、葉子、樹皮、亞麻、陶片、泥板、木牘、金屬等零星的書寫材料，約有壹千年時間，西方圖書的形制主要為紙草卷子，壹千年為紙皮冊子。 紙草由壹種叫紙莎草（Cyperus papyrus）的水生植物的木髓加工而成的，因此，它也有“莎草紙”這個名字。古代尼羅河流域，紙莎草非常多。“用鋒利的刀子將木髓切成薄的長條，再將這些長條分兩層排放，壹層橫，壹層豎。然後藉著濕潤、膠水和壓力，將這兩層粘牢，經緯成壹張織物——這張織物雖然很脆，可以輕易揉成粉齏，但大概也有相當於好的紙張的強度。這壹點可從以下事實看出：除了棒槌以及象牙或貝殼磨光器之外，浮石也被用來使紙的表面平整光滑。” 紙草可粘在壹起，形成壹個卷子。能容納多少內容，視卷子的大小而定，“圖書的外在形制從來都影響著它們的內容”。紙草卷子末端，會有壹根以球柄裝飾的軸棍。有時，紙草卷子也會配壹個皮紙封套，用作保護。卷子外頭，會有標簽提示書名。讀者可手執卷軸，翻展而讀。現在，有不少紙草卷子、軸棍、標簽的實物存留下，所涉內容包括荷馬史詩、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經典。此外，要不是壹些紙草殘片通過考古發掘而得，像古希臘喜劇家米南德等人的作品，恐怕不會留下壹鱗半爪。 凱尼恩認為，在基督教時代開始之前，紙草卷子是希臘世界唯壹使用的圖書形式。古羅馬博物學家、百科全書式作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說：“人類文化和歷史正是由這種材質的使用而得以彰顯賦形。”而紙草的文獻價值自不待言，特別是壹些傳統上我們認為已經缺失的著作或殘篇。1934年，周作人的譯著《希臘擬曲》出版，其序言說：“翻二千年前蘆葉卷子（引者註：即紙草卷子）所書，反覺得比現今從上海灘的排字房拿出來的東西還要摩登。”他針對的，是19世紀末才出土的古希臘擬曲作家海羅達思的紙草文本。 皮紙，顧名思義，指的是動物的皮革經過清洗、刮擦，碾以浮石使之光滑，最後塗以白堊制成的“紙張”。壹般說來，西方古典世界中，皮紙原材料的主要來源是牛、綿羊、山羊，特別矜貴的，是用羚羊皮做的。通過現存實物考察，凱尼恩發現，公元4世紀開始，不管是紙草還是皮紙，冊子形式的圖書，在數量上開始超過卷子形式的圖書。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習慣壹頁頁翻的閱讀形式，是從4世紀開始衍變過來的。為什麽會發生這種轉變？凱尼恩說可能與兩個因素有關：壹、古典世界對於比紙草卷子容量更大的書寫載體的需求增加了。二、皮紙制作工藝的進步。 凱尼恩的研究，結合典籍的記載以及留存的紙草、皮紙文本實物，在外觀形制方面的描述非常詳盡，時而還會提及壹些掌故，如亞裏士多德認為爛筆頭不如好記性（與今人的看法正相反）等，大大提高了閱讀的趣味性。《古希臘羅馬的圖書與讀者》的中譯本，譯筆典雅、註釋豐富，且配有大量實物及模擬圖片，非常方便讀者。 可考的西方圖書存在約兩千五六百年，凱尼恩述及其中兩千年，還有五六百年，就是我們熟悉的紙質印刷圖書的時代，可這裏頭，其實也有綿長的流變過程的，此處不再贅言。近來，關於紙質書行將滅亡，電子書將大行其道的說法甚囂塵上。是否真的如此，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書本的形制永遠在改變中，我們的閱讀形態也會隨之改變。不過，預言如果成真，算下來，紙質印刷書的存在時間可能只有紙草書、皮紙書的壹半，很多人都會唏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