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的人物軼事
1999年，壹位來自河南上蔡縣的實習醫生程保印告訴桂希恩，村裏很多人得了壹種“怪病”，發燒、拉肚子，怎麽也治不好，還有壹些人因為染上了“怪病”而相繼死亡。多年養成的職業敏感驅使桂希恩要去實地“看壹看”。
（備註程保印信息，程保印發現自己村的青壯年得了壹種怪病，前去請教桂希恩教授，央求桂希恩教授去視察病情，程保印現任上蔡縣中醫院外科醫生。程保印上蔡縣文樓村人。程的辦公室掛有和桂的合影）
這壹年的6月，桂希恩來到河南，在當地壹位醫生的帶領下，他第壹次走進文樓村。這個村子裏病人很多，而且這些人都賣過血。他抽取了11份病人的血樣帶回武漢。經過化驗，其中有10份血樣HIV（艾滋病病毒）呈陽性。這個結果令桂希恩感到非常震驚，同時也讓他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他將自己的調查結果向當地的政府和衛生局作了匯報，希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可是，兩個多月過去了，都沒有回音。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進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樣，結果，血樣中竟有壹半HIV呈陽性。經過他的調查了解和核實，證實血站非法采血交叉感染導致了艾滋病的流行。他的檢測結果也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國的壹個重要傳播途徑———血液傳播。
在那個談“艾”色變的年代，桂希恩的行為無疑觸動了當地壹些人的利益。他被認為破壞了當地政府的形象，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桂希恩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筆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寫信，以真實的數據揭開了河南省的艾滋病問題。在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後，桂希恩為了艾滋病事業，為了那些他所牽掛的病人，就再也沒有閑賦過。他以極大的勇氣承擔著壹個普通醫生身份以外的道德和責任。桂希恩被請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詳細匯報了疫情的調查結果。李嵐清很快作了批示。隨後不久，中央派出艾滋病防治工作組來到文樓村。
在桂希恩等人的努力促成下，中國艾滋病第壹村——文樓村受到全國的關註，並成為全國第壹個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費治療的村子。2004年2月27日，桂希恩收到了文樓村村民程金的來信。程金在信中說：“2003年12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在我家坐了半個多小時……我們村現在敞開了，什麽人都可以來。4月1日後，外國記者也可以進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來，給我們做些指導工作，告訴我們以後該怎麽辦……”看了這封信，桂希恩心裏暖暖的。他說，他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很頻繁地去文樓村了，因為文樓村已從“中國艾滋病第壹村”變成了目前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得最好的村子。 桂希恩在武昌火車站大廳候車，準備赴艾滋病災區
桂希恩給艾滋病患者檢查的時候是不帶手套的。他說，正常的防護措施他是有的，他不戴手套，是因為他的手沒有破損，給病人看病，是不會受感染的。他願意跟病人做朋友，讓病人和他之間沒有隔閡。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馬強夫婦帶著不滿1歲的兒子來到武漢求醫於桂希恩教授。他們都是借糧度日的艾滋病患者，來的路費都是桂希恩提供的。考慮到艾滋病患者如果住進病房可能會嚇跑其他病人，醫院將壹棟閑置的舊房子安排給病人住，但是這種安排遭到了周圍居民的強烈抗議。為讓艾滋病患者享有平等的生命尊嚴，證明與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觸不會被傳染，桂希恩毅然將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了5天。
那幾天裏，桂希恩每次為病人抽取血樣都是在自己家裏進行。他說：“在家裏抽血是違反規定的，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險的工作，壹不小心紮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可能。雖然這種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從不讓助手抽血。有兩次在為艾滋病人抽血時，桂希恩不慎將抽過血的針頭紮在了自己的手上，他並沒有慌張，簡單處理後，又為下壹個病人抽血。所幸的是，他並沒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有人說，防治艾滋病是“孤獨者的事業”。桂希恩不贊同，他說，“現在為艾滋病事業盡力的人已經很多，他們在很艱苦的工作條件下，冒著很大的風險，到處尋找患者、發現患者、說服患者、治療和關心著患者。”
提到中國防艾的現狀，他力贊政府的逐步開放和努力。桂希恩說，現在全社會都在重視艾滋病，他有安慰了，睡得著了。
但是近來，桂希恩在艾滋病高發區發現的另壹些現象又讓他憂心忡忡。 壹次，桂希恩住在上蔡縣的壹個招待所裏，晚上電話響了，桂希恩接聽時，電話裏說的卻是：“妳要不要小姐服務啊？”桂希恩沒想到，在上蔡這個艾滋病肆虐的地方，還有性服務者。
後來桂希恩又得知，HIV陽性的人有去賣淫的。桂希恩對此十分擔憂，他說，艾滋病的家庭內性傳播率有低有高，血液傳播率壹年只有百分之二三，但這指的是輸血賣血感染的，而得艾滋病嫖娼賣淫者傳給對方的幾率將非常高。
現在輸血傳播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是其他傳播途徑還沒有解決，性傳播和吸毒傳播也很嚴重。
關於吸毒與艾滋病傳播的問題，桂希恩曾說，如果林則徐在天有靈，他也要掉淚的。現在不少吸毒者的HIV都是陽性，但林則徐那個年代沒有艾滋病，現在有艾滋病了，我們比林則徐更有理由把禁毒戒毒這個事情搞好。 有些人天真地以為，等到1990-1995年期間賣血得艾滋病的患者病死了，中國的艾滋病感染率、發病率就降下來了。桂希恩對這種觀點感到很是氣憤，也感到憂慮和不安。“說這話的人，壹方面缺乏對生命的起碼的尊重，另壹方面對艾滋病的傳播蔓延途徑及現狀非常無知。”桂希恩說。
有人曾說過知識分子肩負著特有的社會責任，是社會良知的代言人。桂希恩正是這樣做的，他將目光投向了特殊的群體，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喚醒了社會良知。
幾年前，瑞士銀行家馬丁·哥頓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桂希恩為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做出的許多了不起的工作。後來，他來到武漢，找到了桂希恩，通過他了解到中國艾滋病兒童的狀況。目前，全國已有不少名孤兒通過桂教授得到了馬丁基金會的幫助。
獲貝利—馬丁獎
2004年2月28日，馬丁·哥頓先生把專門表彰對中國艾滋病教育和預防治療工作作出傑出貢獻的“貝利·馬丁獎”頒發給桂希恩。
頒獎會上，馬丁·哥頓先生評價桂希恩教授的工作說，桂希恩教授是湖北乃至中國戰鬥在艾滋病防治與控制工作戰線上的傑出代表，從他身上，看到了中國預防和控制艾滋病所取得的成就。
他將5000美元的獎金全部捐助給了艾滋孤兒，然後，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悄然退下 他是我國第壹個發現艾滋病村的人。
他是第壹個把艾滋病人帶回家同吃同住的醫學教授；
他是我國第壹個接受基因工程幹擾素註射的人，也是我國第壹個使用基因工程幹擾素的醫生。
他成為證實湖北省內有組織胞漿菌病第壹人。
在桂希恩等人的努力促成下，文樓村成為全國第壹個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費治療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