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是如何發展，富裕起來的？
"溫州模式”說到底，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關鍵問題之壹就是，發展市場經濟還是堅持計劃經濟。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提倡“市場經濟”還是“違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觀念是，必須堅持計劃經濟，而且計劃經濟必須“為主”，市場（還談不上“市場經濟”）只能“為輔”。“溫州模式”之所以最終被認同，是因為經過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從“溫州模式”的實踐中看到，與僵化的計劃經濟相反，市場經濟充滿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場經濟植根於溫州，溫州經濟的發展便加快了，就業的途徑拓寬了，市場供給豐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來了，政府財政的日子也好過了。
第二，“溫州模式”說到底，是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模式。“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爭論圍繞的另壹關鍵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居主流的觀念是，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經過包括“溫州模式”實踐在內的不斷的實踐，反復的思考，人們終於認識到，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發展民營經濟，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具有很強的利益激勵和約束機制。溫州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符合人們要求致富和追求過好生活的願望。“溫州模式”的實踐證明，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結果，在利益的激勵下，蘊藏在群眾中的巨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便可煥發出來，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無須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賴政府，人們自己就會千方百計地尋求致富之路、發展之路，按照市場的變化去配置資源，在市場的壓力下去提高效率，並自己承擔風險。
第三，在關於“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人們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問題之壹是市場的無序。確實，在溫州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溫州的商品壹度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柳市生產的偽劣低壓電器給用戶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損失，遭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通報，並受到國務院聯合檢查組的檢查。這種市場的無序狀況理應受到譴責和處罰。但也要指出，在計劃經濟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溫州率先突破計劃經濟的“秩序”發展市場經濟，壹度出現市場無序是必然的，人們對溫州壹些企業違反市場規則的種種無序現象嚴加譴責，也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當時許多人是帶著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秩序中形成的觀念來看溫州的，他們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如競爭、投機、長途販運）也看作是無序，而加以否定。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溫州人自己也漸漸認識到遵守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逐漸糾正了自己的行為，轉而註重產品質量，重視市場信譽。同時人們也逐漸習慣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從而改變了對“溫州模式”的看法，認同了“溫州模式”。此後“溫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廣，各地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連長時間堅持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地區（主要是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壹帶）也逐漸放棄原有模式向“溫州模式”轉變。當然，各地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先有後，有快有慢，差別很大，有些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很不錯，有些地方則還未發展起來。實際上，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並不容易，而且各地條件也相差很大。從各地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有幾點需要指出來。
第壹，“溫州模式”的最可貴之點在於，溫州人有很強的致富欲望和創業精神。這與溫州的地理環境、歷史和傳統有很大的關系。溫州地處沿海，早在1876年，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的附約，就開辟為對外通商口岸。這使溫州有著久遠的經商傳統、開放傳統和手工業制造技能，而且有廣泛的海外關系，因此商業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文化較為發達。溫州人不安於現狀，不墨守成規，不甘於貧困。為了追求財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們不辭艱辛，善於學習，敢於冒險，勇於進取，無論到那裏都能紮根，生存，發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內地的壹些地方，歷史上就未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洗禮，或很少與市場接觸，農業文化根深蒂固，計劃經濟的秩序又成為不可逾越的成規，以致人們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生活態度等方面與溫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們親身到壹些地區特別是邊遠山區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這些地方要移植“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絕非易事。溫州人能夠不遠千裏到異地他鄉開發廊，辦服裝店，甚至擺修鞋攤，設法尋找賺錢的機會，而當地人卻對眼前的機會視而不見，或者雖然看到了，卻不屑於幹，不願意幹，或者不會幹卻又不去學。當然，有了溫州的經驗，以及在全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這壹切都在改變之中，不過需要經歷較長的過程。因此，各地在學習溫州經驗，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首先要學習和培育市場經濟文化，學習溫州人的創業精神。
第二，壹些地方在移植“溫州模式”以發展民營經濟時，往往註意給民營經濟以各種優惠，這在民營經濟剛起步時可能有必要，但從溫州的經驗看，要發展民營經濟，最重要的是要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適宜的寬松的環境，讓人們自己去闖，去創業，去承擔風險。要知道，在“溫州模式”興起之初，溫州幹部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很大，也做過壹些不利於民營經濟發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創業的“八大王”投入了監獄。但不久，在溫州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的影響下，派到溫州去“滅火”的幹部，經過實地考察，反而給民營經濟助燃。那時，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溫州市政府不可能給民營經濟以優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卻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環境，民營經濟之火才越燒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營經濟也曾點燃過星星之火，但卻沒能燃燒起來。現在，各地都在提倡發展民營經濟，可是許多地方民營經濟發展的環境並不好，當地政府並不懂得在市場經濟下自己應該做什麽和怎樣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設卡，處處幹預；或者是把民營經濟當作“唐僧肉”，各個部門都去“吃”壹口。
第三，在溫州，在民營經濟的發展中確實出過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嚴重的。究其原因有民營經濟自身行為不規範的問題，也有外部環境不規範的問題。對此應從歷史的角度、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並采用正確的辦法去解決。試想，如果當年在處理柳市制造和銷售偽劣低壓電器問題時，壹棍子將其打死，也就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同樣，如果當時不嚴加整頓，不實施“質量立市，名牌興市”的方針，也不會有今天中國電器之都的柳市。可見，各地在學習“溫州模式”、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對待民營經濟發展中產生的問題，值得註意。有的地方壹看到民營經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把民營經濟看作漆黑壹團，借整頓之名，將其封殺，更多的地方則是從本地的狹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發，對嚴重破壞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縱容，這樣，民營經濟同樣會走上絕路，因為在混亂的市場環境中不可能造就優秀的民營企業。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地方政府尚未認識這個道理，他們應該從“溫州模式”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教益。這裏還要指出的是，雖然“溫州模式”現在已得到普遍認同，但它以往有過現今依舊存在著壹些不足。因此“溫州模式”也需要進壹步發展，這是各地在學習和移植“溫州模式”時更應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