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大家告訴我克隆人類的壞處
1．克隆人研究的風險性
目前的動物體細胞克隆技術存在著難以預測和消除的技術風險，這已經成為人們在倫理學層面反對克隆人的壹個重要科學依據。
克隆人將存在著較多的風險性
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普通公眾，始終都是從動物克隆技術發展的現況來類比克隆人研究的發展前景，並作為進壹步推論的邏輯基礎。也即是，目前的動物克隆實驗仍然處於初始階段，克隆技術還很不成熟。在動物克隆實驗中出現的高失敗率、高風險、使用了大量的重組卵細胞、大量畸形後代以及發生排斥現象等問題，將會出現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僅僅通過某項動物克隆的成功個案來判斷克隆技術的普遍可行性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嚴謹的。科學家認為，要將動物（如綿羊）克隆實驗得出的技術經驗，應用到人類個體身上並非是壹件容易的事情。當這種不成熟的技術“硬要”作用於人體時，克隆人的過程將充滿各式各樣的危險。例如，英國胚胎學家威爾莫特認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慮到，由紮沃斯和安蒂諾裏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實驗將會有同樣高的失敗率，正如試圖進行動物克隆時那樣。並且，現在或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可行的技術方法去檢查動物胚胎所有基因組的發育狀態。因而，人們無法保證最後植入子宮內的胚胎是否能夠發育正常，而不至於生下畸形兒或使代孕母體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另外，在上海召開的2002年國際人類基因組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來反對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國科學家，因為專家們最清楚，目前的技術離克隆人還遠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經歷了277頭克隆羊實驗失敗的波折，怪胎、畸形層出不窮，這壹幕如果在克隆人時重演，誰來為277條生命的夭折負責？還有，克隆動物被發現存在早衰現象，尚無法解釋。不顧這壹切而匆忙進行克隆人，很可能釀成大錯。從陳竺院士的言論來看，他也是以動物克隆的情況來類比未來克隆人的情況。中外科學家反復以“多莉”羊的情況來觀照克隆技術的發展，這說明在此領域中沒有更多的經驗證據來說明問題的實質和技術風險的大小?
2．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社會倫理
對於來自社會的對克隆人行為在倫理層面的指責，科學界不可能無動於衷。受此影響的科學家就發表了類似觀點，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恩裏克?阿科爾西在2001年8月8日發表聲明指出，把克隆技術用於人類自己“有悖於人類價值、倫理和道德原則”。他代表世界醫學協會堅決反對克隆人實驗計劃。〔5〕從另外壹個角度，威爾莫特對媒體說：“試想我的妻子與我和壹個復制的‘我’三人生活在壹起，那就會產生壹個極不尋常的關系，對我們三個人中的每個人，尤其那個復制的‘我’都將十分尷尬。因此，必須堅決反對克隆人。”〔6〕
當然，科學家不是倫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他們不可能從倫理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層面對克隆人問題展開系統的、溯根求源式的學理分析。但是，他們作為現實的社會成員，他們在“克隆人”問題上就必然有著與其他社會成員相似的感覺。這樣，科學界從社會倫理層面來反對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科學道德
（1）科學道德與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職責
道德屬於壹種社會意識，它是在壹定社會條件下調整人們之間行為的規範和準則的總和。恩格斯曾經指出：“每個階段，甚至每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們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為醫師團體的職業誓約書就要求從業者：應盡自己的知識與能力醫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醫療行為，並堅守品性與道德規範。那麽，在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過程中，同樣要求人們遵守壹定的道德原則。
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越來越強大，對社會的滲透越來越廣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會、倫理和法律等問題。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比以前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為科學而科學”、“科學不考慮效用或利益” 等說法已經不合時宜，科技工作者必須對“應該追求何種知識”、“所追求的知識應置於何種地位”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知識”等壹系列問題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斷。這些問題早就引起科學界的重視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裏夫人在內的5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邁瑙宣言》中，針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反思說：“我們愉快地貢獻我們的壹切為科學服務。我們相信科學是通向人類幸福之路。但是，我們懷著驚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這個科學向人類提供了自殺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創新的自由和權利。但是，科學研究的自由永遠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應對這種創新擔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關心自己的研究興趣，更要關心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這既是現代社會對科技工作者的壹種強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應該擔負的壹項歷史使命。其實，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後，兩大著名學術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報道與克隆技術研究有關的科學論文外，還連續發表大量出自科學家之手的評論文章，如“克隆：人將成為下壹個”、“不要克隆人”、“風險與不確定性”、“‘多莉’的考證”以及“什麽是克隆？並非妳所想的那樣”等。這充分表現出科學界對克隆技術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風險問題的關註。今天，關心人類前途的科學家應該關註與克隆有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保證克隆知識和技術服務於社會，而不是傷害人類社會。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學家J. D. 沃森所說：“可以期待，許多生物學家，特別是那些從事無性繁殖研究的科學家，將會嚴肅地考慮它的含意，並展開科學討論，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學界已經形成如下壹個規範：當壹項技術在社會上有爭議時，科技工作者要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來評價這項技術。還要求科技工作者在從事科學研究時要更多地考慮選題的社會價值，而不能僅僅在某種好奇心或興趣的作用下隨心所欲地從事研究，更不能從事旨在“嘩眾取寵”或“怪異”的研究目標，如為了“復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進行“人畜細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爾莫特強調指出，自從進行動物克隆試驗之後，他從未考慮過進行克隆人試驗，克隆人試驗不僅會使被試驗者冒著很大的風險，而且這種實驗結果沒有什麽科學意義，不管從倫理道德上還是從醫學上講，都沒有理由這樣做。〔10〕
（2）盲目進行生物學實驗是壹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人們經常談及的壹個與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相關的生物技術研究案例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伯格教授人工構成了第壹個重組DNA雜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學同行提醒他要註意重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帶有重組分子的細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為傳播人類腫瘤的媒介，會在社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議，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組研究。他還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學家發出呼籲：在重組DNA分子潛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適當的防護措施之前，應自動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擴增實驗。這些討論導致美國政府在1976年頒布了“關於重組DNA分子研究的準則”，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應用進行嚴格管制。後續的科學實踐證明，伯格等人對轉基因技術的危險性估計過高。只要人們在研究和實驗過程中嚴加控制，妥善管理，認真對待，采取嚴密的防範措施，這些潛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國政府在1979年就恢復了基因重組研究。〔11〕這種涉及生物技術社會利益與風險的科學爭論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感的自覺體現，也開創了壹種應對新技術未知風險的合理程序。為避免新技術可能引起的禍害，應該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計劃與倫理規範，以暫時阻止那些後果尚未得到確切了解的實驗。這種從人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選擇科研課題的主張，既是壹種科學選擇，更是壹種道德選擇。
不少科學家認為，為了某種正當目的而進行生物學實驗是沒有過錯的，但安蒂諾裏等人的克隆人行為是不負責任的。只要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的安全性還不確定，只要人們還未充分探討與克隆人體相關的道德問題以及不育夫婦是否還能夠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會對當事人造成某種“傷害”和“風險”的情況下，而執意去從事這類技術活動，就是壹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是壹種犯罪行為。
（3）與嚴謹的科學精神不符
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關報道呢？很多科學家批評說，安蒂諾裏等人的研究，不僅無視目前動物克隆研究中出現的各種風險，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也沒有解釋其所用的具體技術是什麽，以供科學界評議。安蒂諾裏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過大眾傳媒來宣布，這與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是不相符的，卻給人以“作秀”的感覺。美國《醫學倫理通報》的編輯理查德?尼科爾森說：“我認為安蒂諾裏從來沒有考慮過後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贏得個人的聲望，是為了出名才壹意孤行要進行這項極有爭議的實驗的。”〔12〕壹些科學家強烈要求安蒂諾裏等人對有關消息是否屬實給予切實的澄清。
事實上，在科學界有不少人對克隆人運動提出嚴重質疑。例如，從邏輯上講，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阿瑟?卡普蘭教授說：“那些科學家們聲稱有200多對夫妻排著隊，等候被帶到某個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細胞進行人工受孕，然後他們會照料每壹個成功懷孕的婦女，這壹切聽起來根本就不可信。”從技術上講，紐約壹家醫療中心生殖內分泌學主任馬克?索爾曾針對希德要克隆人壹事說道：“很難想象在門診所那樣的條件下做這件事，除了引起轟動效應還能有什麽別的。”〔13〕對於最近的“克隆人”新聞而言，身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布瓦瑟利耶卻沒有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學術背景，也從來沒有發表過與克隆技術相關的研究論文。此種情況下，她又該如何開展克隆人研究呢？試問，他們發布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裏呢？〔14〕在此，我們贊同我國知名學者周國平先生說過的壹席話：“我對壹切太喧囂的事業和壹切太張揚的感情都心存懷疑，它們總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亞對生命的嘲諷：‘充滿了聲音和狂熱，裏面空無壹物’”。〔15〕科學研究不應只是壹種外表非常熱鬧的事業，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獨和寧靜。
（4）反對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運動的壹個重要動力，也就是壹些人想象的有關克隆人的商業化企圖和潛在的巨額利潤空間。目前，我們不排除那些從事克隆人實驗者試圖從中謀利的可能。正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阿科爾西針對安蒂諾裏宣稱的克隆人計劃所指，現在世界上準備實驗的克隆人計劃涉及到許多“經濟利益”，這些計劃企圖將克隆技術變成“大筆交易”，通過實驗追求“簡單的商品成果”。因此，對於打算以違背科學道德的克隆人行為作為牟利的手段，則應該予以堅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