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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高明的外交生涯

涯加藤高明是尾張藩(今愛知縣)代官首席助理服部重文之次子,幼名總結。1872年8月,他14歲時過繼到加藤家,1874年改名高明,入東京開城學校讀書,1881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第壹屆畢業,成績優異,但他另有考慮,未入政界。後來加入三菱總公司。受到巖崎彌太郎知遇,1883年4月被選派留學英國。在利物浦港從巨商鮑斯學習航運以及其他業務。留英期間認識了陸奧宗光,1885年6月回國,任三菱公司副經理。10月進入日本郵船公司工作。1886年4月與該公司董事長巖崎彌太郎之長女春治結婚。

1887年1月進入政界,任公使館秘書兼外交部參贊,1887年2月,大隈重信任外交大臣時,他任秘書兼政務科長,參與修改條約的起草工作。曾充任外交大臣翻譯,代理大臣與各國公使大隈重信被刺退職時,他也辭職了。1890年9月任財務部參事,歷任各司司長,1894年7月又回到外交部,任政務司司長,11月出任駐英公使,主張英日同盟。直到1899年5月回國,駐英4年有余,再此期間,對於促進日英友好關系貢獻很大,奠定了英日同盟的基礎,他不贊成第三次伊藤博文政府對俄合作的韓滿交換外交政策,早在1898年3月就主張日英合作,對俄采取強硬政策,曾向外相西德二郎提出建議,甚至以辭職相要挾,經西德二郎挽留,才留任下去。但在1900年2月,終於拒絕了總理山縣有朋的熱情邀請而辭職。簽訂日英同盟條約是在此後兩年。他對此即喜悅又感慨的說:“晚了四年。”同年8月伊藤博文組織政友會,雖拒絕入黨,但在自1900年10月出任伊藤博文第四次內閣外相,當時俄國正對遠東大肆侵略,他極力抗拒俄國的行動,1901年1月拒絕俄國提出的韓國中立的建議,兩次抗議俄國侵占滿洲。

1902年8月當選為高知縣眾議院議員,。從此時起,對政黨發生興趣。12月策動伊藤和大隈的合作,為反對桂太郎內閣的民黨團結而奔走。1904年任東京日日新聞社社長,在內政外交上發表義正詞嚴的評論。1906年1月7日任西園寺公望第壹次內閣外交大臣,由於反對鐵路國有案,就任僅55天就辭職了。1908年9月任特命全權大使,派駐英國。為英日友好進行活動,1911年7月修改英日同盟條約,多半是處於他的努力,因此,同年8月特授男爵,並賜予他旭日大綬章。

駐英5年,1913年1月29日,任桂太郎第三次內閣的外相,同年2月因內閣瓦解而辭職。賜前官禮遇,敘正三位。同年4月加入同誌會,擔任首席常務委員。桂太郎臨死委以後事,遂被推為同誌會總理。1914年4月大隈重信組閣時,出任外交大臣。加藤對元老操縱外交心懷不滿,力圖改變元老幹預,開拓日本外交壹元化。大隈重信的各種政策,主要是由他及同誌會來決定 。

壹戰期間,與日本對外政策執行緊密相關之人物,也大致分為兩派:壹派主張加強日英同盟,壹派主張在擴大日英同盟的同時,也要逐漸增加日俄同盟比重,兼顧日法關系。前者以外相加藤高明為代表;後者以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駐法大使石井菊次郎,駐俄大使本野壹郎為代表。反映在對華政策上,前者堅持武力推進,後者主張懷柔中國當權派,變武力脅迫為經濟滲透。正因為如此,加藤把日本參戰作為加強日英同盟之策略。相反,山縣和井上主張不同。井上主張必須趁此機會“確立日本對東洋之利權”,為此,“日本應與英法俄實行精誠團結並以此為基礎懷柔統壹中國之人物(指袁世凱)”,建議派人遊說袁世凱,再進壹步引進英國資金和法國資金。山縣完全同意井上意見並為此批評加藤外交:“此種缺乏遠見之外交,為國家前途計實不勝憂慮”,而要做的是,“必須在今日之局勢中創造亞細亞之未來和對華政策之基礎”。“亞細亞之未來”毫無疑問指以日本為統治主導的亞洲政治地圖,“對華政策之基礎”指日本要趁歐洲列強因壹戰而收縮在華資金之機而奠定日本在華經濟實力優勢之基礎。山縣又認為:“將來我國利益之伸張,其目標為指向中國主有利,因此,日俄之間”與其隱約間相互競爭排擠,莫如開誠布公,***同籌劃滿洲之經營。以上這些明顯地表現了日俄戰後日本元老派變更外交根基之思想。這種爭論雖未影響日本對德宣戰,及時擴大權益,但初步反映了大隈內閣外務省與元老會議間對日本開展戰時外交的分歧。

這種分歧的第二個回合表現在“二十壹條”交涉中。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占領南洋群島,攻占青島,迅速搶占了德國在山東的壹切權益。日本“許多報刊雜誌煽動以山東為根據地,謀求向揚子江兩岸的中原地區進行擴張”。

在此背景下,1914年11月11日,日本臨時內閣決定了對華外交的訓令方案,即後來的“二十壹條”。在元老會議上征求意見時,遭到山縣堅決拒絕,但他並不屈服。1914年9月,英法俄三國在倫敦簽暑宣言文件:保證不單獨媾和和相互商定媾和條件。盡管日本為上述三國存在著雙邊條約關系,而在戰爭和媾和問題上卻沒有任何外交協定。戰爭開始後,俄法提出加入英日同盟,但未獲準。英法俄通過加強了戰和壹致立場後,日本國內對外政策政見不同的兩派矛盾也因之趨於激化。

駐俄大使本野壹郎考慮了鞏固日本戰後政治和經濟發展。駐法大使石井菊次郎考慮了加強日本戰後媾和談判中的地位,而山縣和井上認為,戰後國際競爭能力將激化,為了拓展戰後縱橫捭闔余地,日本必須廣交與國,擴大日英同盟,加強與法俄聯系,獲取戰後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以資對抗美國。雖然出發點不同,但他們都試圖推動日本隊加入而這又是邁向日俄同盟的第壹步。相反,加藤外相置上述等願望於不顧,1915年1月擅自向中國拋出二十壹條並進行交涉,從而大大地縮小了元老們發展日俄同盟的活動余地。另外,加藤認為日本通過日英同盟,從而拒絕了石井等人的建議。同時,加藤認為俄法加入日英同盟將使同盟成為無的之矢,他要以第壹次英日同盟以來的傳統作為日本外交基礎,來維護日本在華利益。內政大臣大浦兼武瀆職事件發生後,他於8月辭職。後被選為上議院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