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的說法最早見於

《國語》。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裏面說道：“韓愈的‘道’，壹是主張‘憂天下’，而不贊成‘獨善自養’。”韓愈素來剛正不阿，他極力反對佛老思想，擁護儒家正統，提倡“原道”。

“君子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於人，舍則傳諸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韓柳這種“以道領文”的思想目的就是為了革除當時流行的浮靡文風，強調文章的教化作用，認為寫好文章的關鍵是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文章情感力量，“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

文者有道心，這才稱其為文，韓愈的“道”其實也是壹種儒家道統，本質上以儒家思想為參照，“兼濟天下”的情感使得韓愈的文章汪洋恣肆、博大精深。

柳宗元的古文理論也是“文以明道”。

不過兩人對於其中關系的認識有所不同。韓愈是極力排斥佛老思想的，但柳宗元不然，他對儒家道統不是很感興趣，同時也不排斥佛老，他所比較尊崇的是中唐時期主要研究《春秋》經、傳的學術流派，主要代表有啖助、趙匡等。

所以，柳宗元所理解的“道”，比韓愈更為寬容壹些，他不像韓愈那樣惟儒是尊而力排佛老，在創作古文時，主張吸收百家，使“道”的內涵更為現實而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