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的過程
“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於1934年2月17日，蔣介石在南昌於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
演說中，蔣介石指出：所謂革命者，即依據壹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
他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國國民於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壹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手段。兩日後，即（1934年）2月19日，蔣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壹般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其實，與新生活運動有關的準備，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跡可尋。1932年4月，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因為在蔣介石的眼中，當時的中國人實在是沒有禮義，不知廉恥，自私自利，所以才會面對亡國亡種的危機。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著重說明教育人民明乎“禮義廉恥”的重要性，蔣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壹工具”，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進壹步打穩“禮義廉恥”作為日後新生活運動的指導思想的根基。
有謂新生活運動在思想層面而言糅合了中國傳統禮教、鼓吹以國家利益為最大考慮，服從效法唯壹的領袖的法西斯式觀念、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價值觀的元素，此誠的論，亦可見之於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過程中的言論與做法。 有謂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是因為他某天在巡視時看到壹個吸紙煙的小孩，有感於國民生活的不堪所致。對蔣介石這件“軼事”的說法甚多，但實有將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的動機過分簡化之嫌，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事道出了新生活運動的出發點——從國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務求達致壹個全面的社會風氣的革新。
新生活運動以“禮義廉恥”為重要思想，這是蔣介石對挽救中國危亡的壹貫看法。他強調這是和孫中山思想壹脈相承。可以說，國民黨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是新生活運動的合法性來源與理論權威。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裏提出恢復中國民族地位的方法之壹，乃系恢復固有的道德。他認為中國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時，萬不能將舊文化中的精華——例如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即後來蔣介石口中之“八德”）等舊道德——視為糟粕壹並放棄，必須予以保存且發揚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復，因為這些正是中國比外國優越之處。
1934年7月，“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於南昌正式成立，統領全國各地新運工作。蔣介石任總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主任幹事，設調查、設計、推行三個部門。1935年年底，蔣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當時的新運已發展至全國，新運總會遷至南京，熊式輝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運職務，是以改由錢大昀任主任幹事。次年2月，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由宋美齡任指導長。1937年3月，新運促進總會組織略有變更，改正、副主任幹事為總幹事、副總幹事，由黃仁霖擔任總幹事；改設計、調查為學校、訓練兩部門。
宋美齡大力宣揚婦女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動力，她向全國女性呼籲：“知識較高的婦女，應當去指導她們的鄰舍，如何管教兒女，如何處理家務，並教導四周的婦女讀書識字。”但她也承認：“中國的婦女，非但多數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大半還仍過著數百年前的陳舊生活。”
宋美齡推行“新生活運動”是不遺余力的，開會、撰文、宣傳、演講、督導和接受國內外媒體訪問，忙得不可開交，但也滿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實上，“新生活運動”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乃是美國基督教會的參與，但為了顯示這是壹項“純中國人的運動”，教會的色彩也就被刻意沖淡。
歌曲作為新生活運動的社會教育方式之壹。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國民》《國民道德》《有禮貌》《扶老助弱》《勇於認過》、《敬尊長》《明是非辯曲直》《愛弟妹》《意誌要堅定》《見義勇為》、《遵守秩序》《純潔的心》《自省歌》《愛惜公物》《公***衛生》《整容儀》《衣服要樸素》《成功告訴我》《節儉》《身體常運動》《吃飯時的禮貌》《節飲食》《室內的衛生》《正當的娛樂》《用國貨》《實行新生活》《新生活運動歌》《新生活須知歌》《青年服務團團歌》等。
新運總會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運促進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 ，戰前的新運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汙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幹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 抗戰開始後，“新生活運動”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與戰時支援有關的活動。雷厲風行推動的“新生活運動”，經過3年多的時間已呈後力不繼之勢。
思想方面，抗戰前以“四維”規範人民的日常生活，戰時則強調紀律、節約和犧牲精神，要求人民時時刻刻不忘抗敵。蔣介石曾將“禮義廉恥”口號釋為“犧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此外，也將“‘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1939年新運五周年時，修訂成“嚴嚴整整的紀律”、“慷慷慨慨的犧牲”、“實實在在的節約”、“轟轟烈烈的奮鬥”，這都是為了鼓勵軍民奮力抗戰的需要。
此外，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在抗戰時遷到漢口，到後來遷至重慶，工作已由原本著重道德生活教化，轉為壹個“無所不包、無所不是”的運動。隨著抗戰的需要，節約獻金、空襲救濟、搶救難童、成立傷兵之友社，以及在重慶成立陪都新運模範區等，都成了新運的工作範圍。雖然新生活運動的成效於戰前壹直不如理想，但新運組織的網絡和動員能力，卻為戰時的服務提供了方便，對抗戰起了正面作用。 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黨軍向解放區和***產黨軍隊發動進攻，解放戰爭爆發。
隨著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實在無余力兼顧新運。因此新運總會面臨經濟困難，致使蔣介石於1949年新運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總幹事黃仁霖“暫停辦理”，後來更銷聲匿跡，再沒有恢復，歷時15年的新生活運動無疾而終。
1960年代，內戰國軍敗退臺灣省，繼續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運的延續。
唐德剛在《通鑒與我》壹文中，曾回憶當年他在新生活運動時期的壹些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