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賢作秀的魏惠王成為了掘墓人，是因為錯失了哪個人才？
這是魏惠王在面見儒學大師孟子時對自己的批判，他深刻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說自從他繼位以來，他的太子被秦國俘虜，上將龐涓在齊國的戰場上身首異處，魏國的地位也不復從前，對此他很是不理解，他認為自己並不是壹個昏庸的君主，這為何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呢？因此他就怎樣為國家謀取利益而向孟子做請教。
那麽孟子是怎麽回答他的呢？孟子說：“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孟子的意思是作為君主怎麽能夠談及利益呢？對於君主來講，如果只能夠看到利益，那麽上行下效，自己的臣子也會只在乎利益，自然而然的，平民百姓也只能夠為了利益而奔走呼號，誰又能夠為國家去貢獻力量呢？豈不是耽誤了國家的發展嗎？
對於壹個君主來講，要做的是仁義而不是談利益；孟子的這番話可謂是非常的犀利，他自視甚高地將魏惠王批評了壹番，看似找出了錯誤之處，可是孟子的話真能夠站住腳跟嗎？其實並不能。
戰國時代，之所以戰爭頻繁，根本原因是利益劃分的不對等，每個國家都想擁有最大的好處，甚至在擁有了好處之後，還想要侵占他國的那份好處，自然而然地就會為了土地權利等等進行爭奪，這已經成為了中原地區的常態，也是壹直以來的歷史發展中所必然存在的現象，可孟子卻要求魏惠王不去談及利益，這可能嗎？不可能。
對於魏惠王來講，不爭不搶等同於拱手相讓，或許他自己真的可以做到不談及利益，可是其他的國家能夠做到嗎？不能，如果魏惠王真的放棄了對利益的爭奪而遵循孟子的意見實施仁義的話，那麽魏國只能夠成為其他國家刀俎上的魚肉。
既然如此，孟子的意見自然不適合在魏國推廣；但有趣的是，魏惠王難道真的不知道孟子教要給出的答案是什麽嗎？孟子是誰？是儒家的亞聖，是魏惠王時代裏整個儒家的代表人物。
也因此，孟子承擔著推廣儒家學說的重擔，這也就意味著，孟子的主張和觀念自然是人盡皆知的，至少作為壹國之君的魏惠王不可能沒有耳聞，就算魏惠王沈溺於聲色犬馬真的不知所以，他的臣子們會壹無所知嗎？當然不可能。
明知孟子不可行，魏惠王偏在其面前痛斥自己過失這其實表明，魏惠王在向孟子進行詢問之前，就已經知道孟子將要給予他什麽樣的答案了，可是既然如此，魏惠王又為什麽要找上儒家的孟子，而不是真正的地求取賢才呢？本篇文章重點分析壹下這個問題，看壹看魏惠王痛斥自己過失的背後到底存在著什麽目的？
魏惠王是在為自己的過失找借口我們上面說到，魏惠王繼位之後，魏國在對外戰爭當中屢次失敗，這連太子也被敵國俘虜，上將龐涓戰死沙場，國家實力陡然下降，這對於壹國之君來講是當頭壹棒，要知道壹個國家的衰敗雖不能將所有原因歸結在君主身上，但君主也是要承擔相當大的責任的，可是魏惠王顯然不願意承擔這樣的責任。
這也可以理解，畢竟他的祖父和父親曾是叱咤風雲的人物，祖父魏文侯建立了魏國，實施的李悝變法和吳起變法，讓魏國壹躍成為整個中原地區最為強大的國家，而父親魏武侯則是守住了祖父的這份基業，延續了魏國霸主的風光。
魏惠王錯失商鞅、孫臏兩大人才可是到了魏惠王的時候，魏國卻經歷了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這就讓自幼就生活在溫柔鄉裏的魏惠王如何承擔呢？所以，魏惠王急於為自身的過失找壹個借口。那麽它的具體過失是什麽呢？最大之處在於他對於兩大人才的無視上。
第壹個是商鞅；商鞅可以算是壹個布衣之士，他並沒有強大的背景，具體師出何方也不甚明了，因此，對於商鞅來講，在魏國的機遇是很少的，而事實也是如此，商鞅並沒有得到魏惠王的賞識，哪怕有魏國丞相公叔痤的極力推薦，魏惠王依舊沒有任用商鞅，甚至當公叔痤建議殺死商鞅，以免日後給魏國帶來災難的時候，魏惠王也是嗤之以鼻的。
因此，對於商鞅，魏國就這樣放任出走了；後來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讓秦國的綜合國力迅速發展，而且在多次對外戰爭當中先戰勝魏國，阻礙了魏國的進壹步發展。對於這壹點，魏惠王是要負很大壹部分責任的。
第二個是孫臏，孫臏與當時魏國的上將軍龐涓師出同門，據說他們都師從於鬼谷子，對於這樣的壹個人，魏惠王自然是想要拉攏的；但是孫臏來到魏國之後，卻並沒有受到魏惠王太大的禮遇，反而是魏惠王偏聽偏信龐涓，將孫臏囚禁起來，導致了孫臏的壹生殘疾。
後來齊威王聽聞了孫臏的遭遇，耗費了巨大的精力將孫臏從魏國拯救了出來，而孫臏也成為了齊國戰勝魏國的奇兵；孫臏來到齊國之後，憑借著自己的智謀在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中，大勝龐涓，而這兩場戰爭的失敗直接導致魏國魏武卒的全軍覆沒，也是魏國從超級大國的地位上跌落下來的直接因素。
由此可見，魏國的衰敗，魏惠王確實要負很大的責任，如果不是他對商鞅的放任出走以及對孫臏的迫害，魏國可能迎來第二個輝煌時段；這其實也是為什麽魏惠王要極力表現出自己禮賢下士壹面的原因。
正是因為在人才上的失誤，才讓魏國蒙受了如此之大的損失，為了開脫自己的責任自然要在人才上下功夫，所以大力求賢是非常可取的行為。
魏惠王求賢孟子，只是做秀可是魏惠王明明可以選擇更加合適魏國發展的人才，當時天下名仕眾多，而且魏國作為曾經的超級大國又是壹個人才輸出地，想要選取真正能夠利國利民的人並不難，可為什麽要找上孟子呢？他明明知道孟子的理論不可能真正的為魏國帶來好處，這就要涉及到第二個因素了。
那是因為魏惠王擔憂自身的權利被分走；在那個時代變法是強國的必經之路，但變法意味著要在臣子的謀劃之下進行發展，雖然君主依舊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可是要想真正地發展起來，就必須要進行壹定程度上的放權，比如說秦孝公與商鞅。
商鞅雖然是依托於秦孝公進行變法的，但變法畢竟是商鞅的謀劃，秦孝公想要商鞅在變法的過程當中盡量減少阻礙，就必須將手中的壹部分權利交給商鞅；首先要保證商鞅有資格進行變法，其次，能夠有威懾其他勢力的條件，如此才能夠保證變法的通暢。
但是權力何等誘人啊？魏惠王又如何甘心將自身的權利分出壹部分呢？而且無法保證他任用的人才真的是全心全意為魏國的發展著想的，壹旦臣子功高震主，那麽不僅是魏國的發展受阻，就連魏惠王的地位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魏惠王並不是真心的想要求才的，他也擔憂自身的權利不保，可是又不能不堵住悠悠之口。
如此，尋找孟子這樣的人是最合適不過的；首先，孟子的知名度很高，魏惠王與孟子的會面自然會被廣為流傳，也會被人們認為是真正的禮賢下士，這就掩蓋了魏惠王不尊賢重賢的壹面。其次，孟子的學說並不適用於戰國時代，尊奉孟子並不會讓孟子在魏國擁有實際的權利和地位，也保證手中權力的完整性。如此做秀，豈非兩全其美？
魏惠王尊崇孟子，掩蓋自己能力不足的煙霧彈事實上，魏惠王對於當時魏國的實力發展認知不足，他其實並不認為魏國有第二次變法的必要，哪怕魏國已經蒙受了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的失敗，哪怕魏國已經從超級大國的地位上跌落了下來，但這只是我們以後來人的眼光總體來看待的，當時的魏惠王未必能夠意識到。
就算是魏國的實力有所下降，但那也只是說明，其他的國家能夠勉強與魏國相提並論罷了，並不是說魏國已經受到了生存危機，魏國實力其實依舊強盛，只不過壹直在走下坡路而已。
如果魏惠王意識不到這種變化，自然也就不會真心的想要進行變法，不會真心的求取賢才；魏惠王與魏文侯和魏武侯不同，魏文侯和魏武侯是打天下的君主。
魏惠王孤傲和驕矜性格，影響數代魏王而魏惠王生來就是魏國的國君，生來就是超級大國的霸主，天生的優越感和自豪感養成了他孤傲和驕矜性格，這樣的君主既不能很好地認識到自身的錯誤，更加容易因為臉面而放棄發展的機會。所以，魏惠王對於孟子的尊寵只是為了掩蓋自身能力的不足，只是為了在錯過商鞅和孫臏之後的煙霧彈。
魏惠王不利用魏國的天然優勢尋找真正利國利民的人才，而是找上了儒學大師孟子，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
在客觀方面，魏國的國家實力確實沒有下降到壹個會危及到生存的地步，它依舊能夠與其他國家相提並論，甚至比韓國、燕國這些國家還要強盛許多，這也讓大部分魏國人並沒有變法的心思。
而主觀原因更多地體現在魏惠王的身上，他對於人才的排擠，對於自身失誤的掩蓋，讓他跟魏國的臣民開了壹個巨大的玩笑，表面上尊賢重道，暗地裏卻孤傲自大，這樣的人是不可能與秦孝公壹樣禮賢下士的。
而且讓魏惠王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種作風不僅是影響了壹代人，而是影響了魏國後來的所有君主；自魏惠王之後，魏國對於人才的排擠越來越嚴重，對張儀的排擠，對範雎的侮辱，對樂毅等名將之後的放任出走，對尉繚子不聞不問，甚至對於信陵君的束之高閣，這壹切的壹切都要從魏惠王的時代說起。
出走的人才，成了魏國的掘墓人可是諷刺的是，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人才的存在，任用了這些人才的國家才會越來越興盛，魏國任用了張儀破除了合縱，而範雎的遠交近攻打開了東進的大門，尉繚子則穩住了秦國的朝堂根基；而燕國則任用樂毅成功伐齊，完成了戰國中期的中興。
可是這些人才本身都是屬於魏國的，但魏國並沒有將他們看在眼裏，這或許是魏國最大的悲哀；其實最大的悲哀是，這些人才後來都成了魏國的掘墓人，給了魏國最致命的壹擊（商鞅、孫臏、張儀等）。
此外，魏國他們不僅對於這些外來的人才大加排斥，對於信陵君這樣有王族產生的大才也是束之高閣的，哪怕信陵君後來為魏國的統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帶領六國聯軍兩次戰勝秦軍，維護了山東六國的整體統治，但魏國依舊沒有給予他應有的待遇，甚至他還受到了魏王的猜疑，最終無可奈何的信陵君只能選擇了酒色自毀而死。在此之後，魏國再無可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