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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歡

歷史總有異樣的聲音:侯景叛魏到底是被迫還是主動?壹直是後人津津樂道的話題,我們不妨從當時的情況來進行分析:不論是高歡奪權還是侯景叛東魏,都是有壹定歷史原因的,這要從侯景與高歡的關系說起。

他們二人的關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六鎮叛亂前夕,那個時候二者是好友,六鎮叛亂改變了他們的關系。爾朱榮趁六鎮之亂招募豪傑,以圖大誌,侯景與高歡二人紛紛前往投奔。

不同的是,侯景投奔爾朱榮的時間要比高歡早。在爾朱榮剛剛招兵買馬之際,侯景便投入爾朱榮帳下,憑借自身的能力,他自然而然地在爾朱氏的陣營中占據重要地位,成為爾朱氏的心腹。

而高歡是先投杜洛周,再投葛榮,最後歸順爾朱氏。

高歡投奔爾朱氏的時候,爾朱氏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了,與侯景的“雪中送炭”相比,高歡實屬於“錦上添花”。這裏我們不妨推測,高歡是通過賄賂等不光彩的行手段接近了爾朱榮,以遂其日益膨脹的野心。

足以證明高歡既有能力、又有野心,壹步步上位,越發地使同僚嫉妒,從而不能為爾朱氏所信任。

最後導致高歡還是無法成為爾朱榮的心腹,於是就有了“經典的”勸爾朱榮稱帝自立的事,他想借機引起大亂,好讓自己亂中取利。可誰又能料到:爾朱榮死後,高歡收編了六鎮兵馬,最終推翻了爾朱氏,立元朗為帝,自己獨攬大權。

或許是因為之前的情誼還在,侯景在爾朱氏滅亡之後,投降了高歡。

投降高歡之後,侯景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居於外地,對內政沒有什麽實際影響,恰恰說明了高歡對侯景的這種不信任和戒備心。好友之間終生裂痕。

壹、政局如此,大勢所趨

透過歷史看現實,會有別樣壹番感受。史料記載:“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此句為高歡所述,雖稱不上精確,也實際反映了侯景在河南的地位如何。

在我看來,侯景任河南大行臺(行臺為南北朝時期政府機構),是東魏處於內政轉換的需求罷了。在他執掌河南之前,東魏與西魏連年征伐,雙方無暇顧及內政。後期戰事減少,高氏試圖改變因孝武帝西遷後的政治腐敗與相權收縮的局面。也是為了鞏固統治,高歡對皇帝和官員集團讓步,對皇帝恭敬,對官僚集團則盡量滿足他們的物質和權利需求。

也許正因如此,讓皇權和勛貴階層得到了發展,也相當於皇權和勛貴階層瓜分了相權。而這樣壹來,高歡與皇室和勛貴又產生了矛盾。

勛貴當中,以司馬子如、孫騰、高隆之幾人為首,高歡為了防止大權旁落,開始從勛貴階層整頓貪汙現象。當然,此舉也有不妥之處,如果大刀闊斧般的整治,不免會造成朝局的動蕩不安,搞不好就會發生內亂,引來外地,這是大為不妥的。

當時東魏的首都是鄴城,河南既是門戶又是屏障,可以說河南的穩定對東魏的國家安穩是非常重要的。

選壹個可靠的人鎮守河南,穩定局勢,對外可以使西魏與梁無法趁虛而入,對內可以震懾異己。這樣既能懲治貪汙的官場,又能壓制勛貴控制皇帝,壹舉兩得。

而這個位置,非侯景莫屬。

二、表裏不壹,離心離德

侯景執掌河南,於高歡而言無疑是風雲變幻的時代下的最好的壹步棋,它代表的是整個東魏的安全和穩定。這個時候侯景的作用是避免戰爭,而不是為了戰爭。

這裏我更傾向於:高歡為了讓侯景死心塌地的為他效力,撤銷了東南道大行臺,把原來的南道和東南道合並為河南大行臺,全權交給侯景打理。並且給了侯景“隨機討防”與“應機討防”之大權。此時的侯景可以用權勢滔天來形容給了。

我們換壹個角度來思考,從當時西魏與梁的位置出發:侯景掌控了整個東魏接近壹半的土地和十萬大軍,無論是西魏還是梁都無法給侯景開出更優厚的條件。可見,正是因為高歡給予侯景極大的權力與地位,才有效保證了侯景的忠誠。

另外,以高歡的心計,是無法真正給予侯景如此之大的權力的。

他保留了東郡和濮陽的軍事政治能力,用以防備河南有變,由此可見,高歡把權力交給侯景的同時,對其還是有所防備的,並不是真正的信任。

三、“洪恩浩蕩”終成仇

其實侯景或多或少也能看透,他畢竟曾經是爾朱氏真正的心腹,他對高歡是否信任自己也是持懷疑態度的。於是高歡與侯景二人的關系,就更加容易受其他因素而產生波動。

所以當高歡臨死前對高澄所言:“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誌,顧我能養,豈為汝駕馭也?”足以反映出高歡從未信任侯景,更沒有視其為心腹。

信任往往是相互的,高歡不信任侯景,侯景自然也是不信任高歡的。

《北史·齊本紀·神武紀》中記載:侯景在得知高歡生病後,“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足以說明侯景對高歡的態度。

高、侯二人彼此相疑,而高歡又深知自己的兒子高澄無法駕馭侯景,勢必要在死前削弱侯景的權力,為兒子排除隱患。因為侯景的威望與權謀皆在高澄之上,對高氏壹族的統治地位構成嚴重的威脅。

如此情景,讓侯景擔心高氏“卸磨殺驢”、“兔死狗烹”,自然不能交出權力,只有選擇叛亂。

直到侯景叛亂被平定,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可以說是侯景的滅亡代表了爾朱氏殘余勢力的徹底泯滅。

這次叛亂,可以稱得上是北鎮勢力在東魏的最大壹次分化,將東魏的政治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侯景叛東魏這壹事件造成的負面影響很長時間都難以消除。

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次叛亂也從另壹層面鞏固了東魏政權。它消除了高氏壹族在東魏最為強勁的政治對手,導致後來高澄被刺之後,高洋能夠迅速廢掉元氏,建立北齊。

由上述種種可知,侯景叛魏、亂梁,是在高歡奪權之後,西魏、東魏、梁三國鼎立的格局下發生的。

侯景叛東魏後,派遣使者前往西魏與梁,試圖利用二國牽制東魏,以達到自己自立於河南的目的。

不過侯景還是失敗了,在筆者看來,不過三點最為致命:

1、缺乏戰略眼光與大局觀。

前文提到的東郡和濮陽兩地,其戰略意義如同兩把刀子,抵在侯景最為難受的位置上。且黃河以北皆高氏所據,河南所處位置本就不適於大範圍的戰略防禦,無險可守,壹旦入冬,北騎便可長驅直入,根本無法阻擋。

2、根基不穩,過於急躁。

在其叛亂之初,所轄不過數地爾。只有兗州以西,函谷關以東的地面上侯景才有真正的影響力,而此地又處於西魏、東魏、與梁三國的夾縫中,限制太大,威脅太多,難以生存。

3、多方面硬件實力不足。

天時、地利都不占,人和也不支持侯景。當時的東魏經濟發展尚佳,黃河以南的百姓大多不支持侯景,再加上侯景所統領的軍隊屬於被迫卷入叛亂,而且人數遠遠少於東魏官軍,整體戰力相差太大。

小結:

於情,高歡屍骨未寒,侯景叛魏降梁,實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