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對中國的影響？（歷史、現狀）
1、破除封建惡習
⑴阻止殺嬰 中國自古就有殺嬰的惡習，尤其對女嬰更是如此。基督教關於生命神聖及男女平等的思想大大加快了社會陳舊觀念的改變，今天這種惡習已經很少看見了。
⑵廢除纏足 纏足這壹惡習在中國至少存在了壹千年，在這壹千年中，婦女將腳趾（除大腳趾）用布緊緊裹起來，使每只腳上的四個小腳趾向下折曲，抵住腳底的肉，阻止腳趾長大。慢慢地，腳後跟被迫向下，腳背隆起，看上去像壹個握緊的拳頭。裹足會導致腳肉腐爛，腳底大面積壞死，嚴重的時候腳趾會壹個個掉下來。中國婦女如此摧殘自己的目的只有壹個：取悅男人。今天世人都知道這種行為的愚昧無知，可是在當時這壹殘酷的惡習深受歡迎，甚至那些受害者也盲目贊同。19世紀壹些傳道士努力想解開女孩腳上的布，但當他們轉身剛走，那些中國母親們立刻又給纏上。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纏足這壹惡習終於被中國政府廢除。基督教文化對這壹惡習的廢除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正如林語堂所說，“基督教傳道士用十字架廢除了裹小腳”。1912年後，這壹惡習仍茍延殘喘了至少十年，格蕾蒂斯·艾偉德（詳見下文）在山西傳教時就曾擔任過“纏足督查”。
⑶創辦女校 中國古代有句俗語：“女子無才便是德”，因此家長很少同意女孩識字讀書。這壹惡習導致聰穎善良的中國女性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壹直過著目不識丁、地位低下的生活。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男尊女卑的禁錮，首開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此後，隨著傳教士的增多及向中國內地不斷傳教，越來越多的女童接受啟蒙教育，中國人的文化素質大大提高。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
廿世紀初，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辦了中國歷史上第壹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此後，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即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其中最著名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學），該校於1913年由美國教會美北長老會、美以美會、監理會、美北浸禮會和基督會聯合創辦。大學辦學中設置過16個四年級學科，包括中文、英語、歷史、社會、音樂、體育、化學、生物、家政以及醫學專科等，在國內外享有聲譽。從1919年到1951年，畢業人數為999人。
⑷禁包辦婚姻 中國古代盛行包辦婚姻的惡習，正如俗語所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孩必須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性在婚姻中沒有任何選擇權，完全是封建惡習的犧牲品。隨著基督教男女平等、壹夫壹妻文化的傳播，包辦婚姻的惡習已經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今天，在中國《婚姻法》中已經明確禁止了包辦婚姻。
⑸破除崇拜偶像 偶像崇拜在中國古代相當盛行，由於文化水平低下，認知能力的有限，加之封建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民眾只有將希望寄托給泥塑木雕的偶像上。基督教傳入中國後，其禁拜偶像的教義與中國傳統的祭祖祭孔以及其他宗教的儀式發生了重大沖突，甚至因此被禁教。但是基督文化不單是壹種宗教文化，它與近現代文明的傳播相伴而行。隨著普及科學文化，開啟民智，倡導民主***和的思想在中國傳播開來，破除偶像崇拜也在壹定範圍內為人接受。尤其是壹些歷史偉人（如孫中山、洪秀全等人）公開反對偶像崇拜，使破除偶像崇拜的觀念在主流意識領域為民眾接納。
⑹廢除壹夫多妻 在中華民國以前，中國已經實行了幾千年的壹夫多妻制。受基督教壹夫壹妻制婚姻觀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影響，中國婦女終於擺脫了壹夫多妻制的婚姻羈絆，開啟了壹夫壹妻制的婚姻模式。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1930年民國政府公布《民法》，正式確立了壹夫壹妻制。
除上述的各種封建惡習外，其他還有如算命、燒紙、欺負孤兒寡婦等惡習都在基督教影響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2、樹立科學與民主觀念
明末清初，中國還沈睡在天朝大國的美夢中，近代科學無疑是最先敲醒中國這頭沈睡獅子的磚頭。基督教傳教士為中國帶來了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對天文、數學、物理、哲學以及歷史等學科進行了詳細介紹和傳播。
在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為打開中國的大門，準備了壹份精美的禮品——近代科學。利瑪竇作為來華的第壹位西學代表人物，他正式向中國介紹了大量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1601年他向明神宗獻報時自鳴鐘、雅琴、萬國圖誌等禮物獲得在京永居權，此後大量著書介紹西方的天文、數學、地理、理化等方面知識，如他與中國人徐光啟合譯歐幾裏德的《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勾股義》，與李之藻合譯了《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等，他的《山海輿地圖》經校閱增補後，以《坤輿萬國全圖》之名多次刊印。他還著有《交友論》，在書中介紹了亞裏士多德、西塞羅、塞捏卡、奧古斯丁等西方哲聖，他還做《西國記法》、《西字奇跡》、《西琴曲意》等書傳授西方的其他知識。
緊接其後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人，在天文、地理、數學、物理以及醫學等部門科學都做了大量介紹。比如湯若望在其所著《歷法西傳》2卷中介紹了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以及伽利略的新發現等。其編制的《西洋新法歷書》100卷，直到今天也是中國編制農歷的基礎。南懷仁曾編撰了數種地理學著作、繪制了數種地圖，如《禦覽西方要紀》、《坤輿圖說》、《坤輿外紀》等，它們成為17世紀地理學和地圖學在中國發展的標誌。南懷仁在《儀象誌》和《窮理學》兩部著作中，介紹了力學基礎知識，包括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強度、單擺、自由落體運動等知識。同時還介紹了光的折射和色散方面的知識。今天在北京古觀象臺還陳列著他設計監制的儀器。
1807年，第壹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到中國，為方便傳播西方科學文化，他編纂第壹部《華英字典》，創辦第壹份中文月刊，開辦第壹家教會學校“英華書院”，又與人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館。1863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開始著手翻譯美國人惠頓的《萬國公法》，並使中國第壹次認識到國際法的重要性。該書受到恭親王奕?等人的賞識，由總理衙門撥專款付印出版。
與此同時，以奕?、李鴻章、張之洞為首的洋務派看到西方的科學確實先進，認清歷史發展潮流，創辦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等近現代化企業，總局下設翻譯館以及工藝學堂，用以介紹西方知識，以及培養語言和科技人才。並聘請了許多外國人才進行翻譯和教學工作，其中最有名的如英國傳教士傅蘭雅（詳見下文）。在1868年-1907年之間，總局譯書達160種，除以軍事科技為主之外，旁及地理、經濟、政治、歷史等方面的書籍，其所翻譯書籍的水準，被認為超過晚清數十年其他翻譯書籍的質量。對於晚清的知識分子吸收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產生重大的影響。
在傳教士大量普及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也為中國帶來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氣息。他們宣講基督的福音，強調人人平等的關系，啟蒙民主政治理念，開展教育和慈善事業，這壹切都給封閉許久的中國人民帶來了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和決心。受基督教中文傳道書《勸世良言》的影響，科舉失敗的洪秀全加入明室後代朱九疇所創立的上帝會。1850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起義，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摧枯拉朽般將本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推向崩潰的邊緣。眼見清政府已無出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希望中國效仿英國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主持翻譯了壹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壹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其中《泰西新史攬要》介紹了19世紀歐美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影響很大，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壹。
戊戌變法失敗後，受基督教文化影響頗深的孫中山、宋教仁等人領導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奮鬥終於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民主***和國。
此後，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口號就是民主和科學（也稱“德先生”和“賽先生”），其根源還要追溯到基督教傳教士的思想文化啟蒙。
3、培養現代人才
明末清初，基督教傳教士就開始為中國培養科技人才，最早應從明末利瑪竇培養徐光啟開始。清初湯若望等人培養的壹批中國科技人才在鰲拜大興“歷獄”中慘遭殺害。
1818年馬禮遜在澳門創辦“英華書院”，該校是近代傳教士開辦的第壹所中文學校，校內以中英文施教，課程有神學、數學、歷史、地理等。1847年4月，馬禮遜學堂的3名高年級學生容閎、黃寬和黃勝由美國傳教士布朗帶到美國留學，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留學生。黃寬於1857年畢業回國，成為經過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第壹位中國西醫。容閎則考取了美國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回國。其歸國前即產生了選派留美學生的教育計劃和願望，數年後由其提出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的教育計劃得以實施。從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後派出4批12至15歲的幼童120名，由容閎帶領赴美留學。傳教士的教育無疑給容閎以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又以容閎日後的教育活動延續下去。中國近代最早的女留學生是壹位叫金雅妹的孤兒，她由美國傳教士攜帶和資助，1885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紐約醫院附屬的女子醫科大學，成為近代中國婦女界第壹位大學畢業生。
1862年清政府為培養外交人員設立了京師同文館，最先設英文館，次年增設法文館、俄文館。再後又增設德文、日文。館中教習均聘外國人，其中大部分外國人是傳教士。1867年增天文算學館。1869年聘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總教習，總管校務近三十年。京師同文館有統壹的課程設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學“四書五經”之類的傳統科目，被人視為中國近代新式學校的發端。1898年，丁韙良又擔任中國第壹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總教習。
1901年，在庚子事變之後，李提摩太請求各國政府把壹部分中國賠款，拿出來在山西等地設立大學。他認為庚子事變壹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這樣的排外事件。1902年，清政府同意開辦山西大學堂。
1906年3月6日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面謁羅斯福總統。他建議將中國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退還壹部分，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動下，羅斯福總統給國會提出了壹個諮文，指出：“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1908年7月11日，美國正式決定將償付美國庚子賠款所得的半數，***計1160余萬美元，退還給中國，作為遣送留學生赴美之用。清政府於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華留美預備校（清華大學前身），這所學校從開辦到1929年結束，***計派遣留美生1279人。
幾百年來，外國傳教士為中國培養近現代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漂洋過海、背井離鄉、風餐露宿、嘔心瀝血，甚至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其行為和精神可敬可佩，真正彰顯了基督的博愛精神。今天的人們可能不知道或不理解他們的無私行為，或總是企圖附加壹些自私的念頭給他們，因為他們不理解什麽叫基督精神。中國能從封閉落後走向文明開化，中華民族能得以復興，基督教傳教士之功不可磨滅。
（三）基督教在中國創辦的學校、醫院和慈善機構
1、學校
基督教傳教士在華開辦教育的初期，教會學校主要集中在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門，通常為附設在教堂裏的洋學堂，規模很小，程度均為小學。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學校約有350所，學生有6000人，仍以小學為主，但教會中學也開始出現。到1899年，教會學校達到約1766所，學生人數增加到三萬多人。1882年由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基督教在華的第壹所大學登州文會館。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1888年美國衛理公會在北京開辦了北京文匯書院；1889年美國公理會建立了通州華北協和大學；1890年美國聖公會在上海的聖約翰學院設置大學課程；1893年美國長老會在杭州設立杭州長老學院。
庚子事變後，在蘇州、南京、廣州、福州、成都、武漢等地，壹批新的高等教育機構迅速崛起。1901年,美國衛理公會在蘇州開設了東吳大學。1905年，在華的兩家美國宣教差會美南浸信會和美國浸禮會合作在上海開辦了浸會大學，該校於1909年正式開學。1929年浸會大學改名為滬江大學。美國衛理公會、北長老會和基督會於1910年在南京創辦了南京金陵大學。1915年在福州，六個基督教差會：美國公理會、衛理公會、歸正教會和英國公理會、長老會、聖公會聯合開辦了福建協和大學。1916年美國長老會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準備，在廣州開始了嶺南大學。在華中地區，美國聖公會、歸正教會、英國倫敦會和衛理公會於1924年在武昌創辦了華中大學，1910年，在西南地區，四個基督教差會：美國美以美會、浸信會、加拿大衛理公和英國公理會在成都聯合開辦了華西協和大學。1919年美國和英國四個教會創辦了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首任校長為美國南北長老會傳教士司徒雷登）。到1910年時，教會大學的人數為1000人，1920年時，教會大學的學生人數達到1600多人，教會大學也達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學的出現，也引發了中國官辦及私立高等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壹批中國的官辦和私辦大學開始建立，如北洋大學、京師大學堂等。教會大學的出現使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壹下子縮短了幾百年，這壹功績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2、醫院
基督教會從馬禮遜開始就壹直采取醫學傳教，他們對貧民免費看診及贈藥外，並在各傳道據點建立醫院或診所，其中亦不乏醫術高明的宣教醫生。1835年11月4日，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伯駕主持的廣州眼科醫院開業，可視作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的起點。該醫局壹直為廣州及其附近的老百姓免費治病，贏得了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好感。1859年1月，美國傳教醫生嘉約翰在廣州創辦博濟醫院，並擔任院長達44年之久。他曾聲稱：“為了基督，要愛病人如同愛弟兄。”他不辭辛勞地為人治病和傳播西方醫學科學，壹生***診治病人74萬人次，施行手術4.9萬人次，培訓西醫150 人，編譯西醫、西藥書籍34種，為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美國喜嘉理牧師於1883年到香港，常往廣東恩平、開平、新寧、陽江等地鄉村傳教。他“曾習醫學，每下鄉時，必俱備藥料，救人疾危急，施藥傳道，兩盡所能。”教會醫院壹般都擁有較高水平的醫生、較好的設備、藥物和護理條件，受到中國富有居民的青睞。醫院則采取以盈補虧的辦法，對富有者收取高額費用，但對貧苦的教徒，則減免其醫藥費用，以博取他們的好感方便傳教。1903年加拿大傳教士在河南汲縣創辦的“博濟醫院”落成。該醫院為擴大影響，宣布“貧困病人免費醫療”，前來就診的病人逐漸增多。1920年新醫院竣工，博濟醫院遷此，改名惠民醫院。1920年，河南彰德壹代發生特大旱災，災後人窮病多，加拿大差會辦的廣生醫院為群眾減免費用，治療疾病，優待產婦，設澡堂讓婦女洗澡。1938年，廣生醫院門診治療病人11316人次，其中4776人為初診，2645人接收免費治療。截止1937年，中國壹***有254家宣教醫院，現存比較有名的有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即美國傳教醫生伯駕於1835年創辦的眼科醫局）、武漢協和醫院（溯源於1866年英國基督教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在漢口建立的“仁濟醫院”）、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前身為美國基督教美部會出資創辦的聖教醫院）等。
基督教在華舉辦的醫療事業，其作用和影響實際上超出了宗教和治病的範圍，對西醫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醫藥衛生知識的普及和社會風俗的改良均有著積極的意義。
3、慈善機構
早期基督教在中國曾創建各種輔助弱勢機構，如孤兒院、盲啞學院、養老院等。由於歷史原因，具體數字已不可考，個別散見於名人傳記中。基督教早期在中國曾建立多家教堂，因為反對棄嬰，珍視生命的教義，許多教堂都設有收養棄嬰的育嬰堂。如1877年李提摩太在太原修建了教堂和耶穌醫院，還設立了小學和孤兒院。1896年，英美會為紀念女醫生福吉麗，在成都四聖祠創辦了第壹家育嬰堂。1910年美部會傳教士夏呤美女士在福州嶺下裏創辦福建基督教孤兒院等。有的傳教士開設盲啞學院，如傅蘭雅在上海開辦的上海盲童學堂。
除基督教傳教士分散的慈善行為外，遇有重大自然災害時，基督教差會會聯合起來，以傳教士為主體，***同從事募集捐款、發放賑款及食品和搜集宣傳災區情況等活動。如1876年至1879年，華北的山東、直隸、山西、陜西、河南五省發生的特大旱災，天主教各修會先後派到災區的傳教士有六七十人，基督教差會先後派到災區的傳教士有三十余人。1878年1月26日，由傳教士、外交官和外國商人聯合組成“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總部設在上海。進入二十世紀後，在華傳教士和其他外籍人士在北京、天津、濟南、開封、太原、漢口和上海等地分別成立了救濟團體。1920年這些團體在北京***同決定成立全國性的國際救濟團體，正式組成“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
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慈善事業為飽受自然災害和人為災難的中國人民提供了物質上和精神上幫助，同時也為中國本土的慈善事業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