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的主要成就
鄭玄曾跟隨東漢著名經學家馬融學習古文經，後來外出遊學十多年，把握經書的源流，辨析學術，考溯源流，花費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條貫篇目，確定編排。為此，他搜求各家學說，仔細考訂異同，進行歸納和判斷，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註疏有《毛詩》、《周易》、《論語》等儒學經典。家藏經籍逾萬卷，多以儒家經籍為主。但《後漢書·鄭玄傳》稱其“所好群書，率皆腐敝”。鄭玄囊括大典，綜合百家，遍註群經，將今古文界限打破，達到了經學的融合與統壹。鄭玄所註經書，代表了漢代學術的最高成就，被稱為“鄭學”，對後世經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鄭玄以畢生精力註釋儒家經典，至今保存完整的，有《周禮註》、《儀禮註》、《禮記註》，合稱《三禮註》，還有《毛詩傳箋》。失傳後，經後人輯佚而部分保存下來的，有《周易註》、《古文尚書註》、《孝經註》、《論語註》。此外，他還曾註《春秋左氏傳》，未成，送予學者服虔，遂有《春秋服氏註》。
事實上，鄭玄遍註群經，遠遠不止這些，這裏僅列舉了主要部分。據清儒鄭珍考證統計，鄭玄的著述***約有60種之多。鄭玄在《戒子益恩書》中說，他致力於經學，是為了“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即是說，他的目的在於闡述儒家思想，使之發揚光大。歷史地看，鄭玄註經的成就是相當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願。
《後漢書》本傳總結鄭玄的經學成就說：“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壹評價是符合畢實際的。 鄭玄最大的功績是編輯、註釋了“三禮”。漢代《禮經》只憑師授而無註解，馬融也只註了《喪服》經、傳，“三禮”這個名稱雖然是馬融、盧植提出來的，但卻是從鄭玄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作註之後，才確定下來的。《禮記》49篇的選輯本得以獨立成書，也始自鄭玄。“三禮”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淵藪，是十分寶貴的歷史文獻，但其中很多記載我們是很難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鄭註是不可或缺的。鄭註在幫助我們弄明白“三禮”的內容方面，以及在訂正經文的錯謬方面，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而且鄭玄在解釋經文時，又補充了許多經文之外的材料，大大豐富了文獻的內容。這些材料在當時肯定是有文獻或師說可據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賴鄭註而得保存其若幹，這也是鄭註的壹件大功勞。又由於鄭玄作註博綜古今，廣洽精詳，兼采異說，若能詳加條分縷析，弄清其源流，對於後人研究漢代的學術史，亦將大有裨益。鄭玄對禮義的闡發，也為我們研究漢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壹份很有價值的遺產。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等，都離不開鄭註。尤其是今天考釋地下發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鄭玄的《三禮註》更是必須依靠的重要文獻。總的看，鄭玄遍註群經，而對“三禮”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禮註》遂為後世治禮學者所宗，孔穎達甚至說“禮是鄭學”，這無異說禮是鄭學的精髓和主幹。自古以來研究鄭宮禮學的著作浩如煙海，並分為“中鄭”、“駁鄭”兩派，這正說明鄭玄禮學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清初大學者顧炎武有《述古詩》稱贊鄭玄說：“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顧氏是從不輕易贊頌古人的，但卻對鄭玄稱揚備至，由此也可見鄭玄禮學成就之大、影響之深。
現存的《毛詩箋》也是鄭註中的力作。箋與註釋不同，箋是宗壹家之說而又有所引申發明。鄭箋以《毛詩故訓傳》為主，《毛詩》講的簡略之處，便加以補充，有不同的見解，則另加標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玄語），實際上也是融會今古經，兼采三家詩說。《詩經》在史學上與文學上都屬極重要的壹部經典，但由於時代久遠，其中許多內容我們今天已經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讀懂它，非借助前人的註釋不可，而鄭箋正是最好的古註本，是《詩經》研究的第壹個裏程碑。鄭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簡括地說，壹是對《詩》義的理解較為深刻和符合原意；二是花大力氣點明詩的象征特性，突現詩的文學意味；三是在文字、音韻、訓詁、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漢人傳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但前三家詩相繼亡佚，《毛詩》在魏晉以後盛行，鄭玄作箋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鄭玄所註群經，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如今保存在《十三經註疏》中的，尚存四部，那就是《毛詩箋》與《三禮註》。在《十三經註疏》中，也以這四部註最為淵博詳明，明顯優於其他各家。宋人劉克莊有《雜詠壹百首·鄭司農》稱贊《毛詩箋》說：“新箋傳後學，古詩在先儒。不擬狂年少，燈前罵老奴。”宋人尊鄭玄者不多，但《毛詩箋》的成就卻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鄭玄註《易》，用的是費氏古文，他把象、象與經文合在壹起，並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樣，以與經文相區分。鄭氏易學兼采義理、象數之說。在象數學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還力主五行生成說與交辰說。在義理方面，多采三禮的觀點，據禮以證易道廣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項，所註皆與禮經所說相合，這壹特點與後來易學義理派的治易特點相通。鄭玄所註古文費氏《易》流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後世王弼、韓康伯註《易》都用鄭玄本，孔穎達《五經正義》即采用王、韓註本，通行至今。
鄭玄所註《尚書》用的是古文，但與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鄭註的《古文尚書》流行，“今文經的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至於《春秋》，鄭玄本“欲註《春秋傳》”，後因與服虔觀點多相同，故未成之，但著有駁難公羊家何休的《發<墨守>》、《針<膏盲>》、《起<廢疾>》，表明其揚左氏抑公羊的態度。鄭學於魏晉南北朝時極受重視。這也是以後《左傳》大興的壹個原因。
鄭玄還註釋過漢代律令。《晉書·刑法誌》記載，秦漢舊律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鄭玄還註過《孝經》與《論語》，都有較大影響。至於他註釋緯書，並用緯書解經，無論對緯書本身，還是對經今文學、古文學、訓詁學，也都是有貢獻的。
總之，鄭玄以其豐富的著述創立了“鄭學”，破除了過去今古文經學的家法，初步統壹了今古文經學，使經學進入了壹統時代，對經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鄭玄畢生隱居不仕，以整理古籍為職誌。他能不拘門戶之見，博采眾家之長，幾乎整理了前此的儒家全部重要經典，其數目達60余種。他進行的這項古籍整理工作，包括校勘文字，訓釋詞語，鉤玄提要，著為目錄，其成就是顯赫的。他不愧為卓越的古籍整理學家。
首先，看鄭玄的校讎學成就。鄭玄註經，不僅兼錄異文，考訂疑誤，而且致力於考鏡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於校除學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經義雜記序》中稱贊鄭玄成校讎學千古之大業。今人張舜徽先生著有《鄭氏校讎學發微》，認為鄭玄的校”學成就表現在如下12個方面：壹是辨章六藝，即明辨六經之體用；二是註述舊典，理查群書；三是條理禮書，使之部秩井然；四是敘次篇目，在目錄學方面有突出創見；五是廣羅異本，比較異同，細心讎對；六是擇善而從，不拘於師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綜眾說，舍短取長，不以先入者為主；八是求同存異，自申己見；九是考辨遺編，審定真偽；十是校正錯簡；十壹是補脫訂偽；十二是審音定字。
凡此種種，已大抵涉及到了校讎學的各個方面，後世有誌於以整理古籍為務者，皆以鄭玄所為作為楷式。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古籍浩如煙海，整理古籍是研究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必需，而校讎之學，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壹門專業學問。鄭玄的校讎學成就，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校讎學的內容，其功實不可沒。
其次，看鄭玄對訓詁學的貢獻。中國訓詁學的起源甚早，而訓詁學的成熟發展，則是漢代的事，漢人的訓詁學成就，又以鄭玄為最。所謂訓詁學，也就是用語言解釋語言，鄭玄遍註群經，其內容幾乎包括了後世訓詁學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釋詞、釋句旨、說語源、說通假、註音讀、說修辭、說制度、解名物、釋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語法等等。而鄭玄所采用的訓詁方式，如直訓，義界、推因等方法及傳統的義訓、形訓、聲訓等，亦已相當完備。鄭玄註經所用的訓詁術語也相當豐富，如：猶，者…也…，所以壹也，謂，謂壹也，喻，亦，言，…貌，…之辭，…曰…，…為…，謂之，發聲，若，之屬，所以，之言，屬，然，聲誤，假借，之謂，語助，…之聲，當作，當為，今文，故書，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讀，讀若，讀如，之言，讀曰，讀為，讀當為，或作等等，皆為後世所沿用，其體例十分嚴密。總的看來，鄭註群經為後世之訓詁學起到了導源的作用，大有發幾起例之功，實為中國訓詁學之起源。
此外，鄭玄對古音韻學與古詞匯學的發展也做出了壹定的貢獻。鄭玄有探索古音的創始之功：壹是他第壹次明確指出了“聲類”和“音類”，並註意發揮其在註釋中的作用；二是分析了二者的不同點：大抵發音部位相同的叫做“聲類”，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音類”，凡是“聲類”、“音類”相同或相近的字，其義必相同或相近。這在音韻學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關於詞匯學方面，鄭玄總結和發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註經過程中對詞的諸多義項和用法進行全面訓釋，從而鞏固了先秦以來詞義發展的成果。春秋戰國時文化空前繁榮，經典史籍所用之詞達到了極大豐富，但是作為詞的記錄的單字，數量卻並未增加多少，詞匯的豐富性主要是通過壹詞多義表現出來的，即是說，詞在這壹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引申義與假借義。許慎的《說文解字》主要在於明辨字的本義，正本清源，功績巨大，但很少涉及引申、假借問題。鄭玄則重在闡述詞的引申義與假借義，並揭示出了壹些客觀規律。
由此看來，鄭玄的功績已可與許慎相媲美，對詞匯學的發展有傑出貢獻。 鄭玄遵循儒家經籍中的壹貫思想，力主尊師。他指出：尊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 （《禮記正義》卷二十二）。《詩·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言，我也。鄭玄箋：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 （《毛詩正義》卷壹）。
值得註意的是，鄭玄總是將尊師與重道聯系在壹起，這是他個人思想的體現。例如：《學記》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鄭玄註：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曲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玄註：尊師重道也 （《禮記正義》卷二）。
《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這本是尊師之禮，鄭玄也將其概括為 尊道藝 （《禮記正義》卷壹）。由此可見，在鄭玄看來，尊師的實質在於重道。這是由於教師是道德和學術的代表者。馬融曾說：師者，教人以事以諭諸德也 （《通典》卷五十三），鄭玄繼承了這壹師說。也指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 （《周禮註疏》卷九），這種以重道的角度來看待尊師的意義的態度，比起單純將師與天、地、君、親來作比附的態度要積極得多。
鄭玄認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起著主導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 ， 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這不僅反映了漢代經師具有巨大的權威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學的壹般規律的。
教師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鄭玄說：師善則善。他將教師本身的品德、學識以及教學態度視為教育成敗的關鍵。鄭玄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壹，教師必須行以正直，這在兒童教育中尤為重要。鄭玄說：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 （《禮記正義》卷壹），這種 以正教之 的主張既是壹項教育原則，又包含著對教師本人的嚴格要求。
第二，教師必須精通學業。鄭玄批評那些 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的教師，這種人看起來是教學方法不佳，其原因還在於他們自己對經籍就沒有真正理解，又怎麽可能教好別人呢·所以《學記》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鄭玄註：此或時師不必解，或學者所未能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總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誦經文，而自己沒有研究成果的教師不能說是稱職的。
第三，教師必須積極施教。雖然教師有 不往教 及 不復告 的戒律，但鄭玄認為這並不是減輕教師的教育職責。首先，在教育對象上，鄭玄認為 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 （《鄭氏逸書·論語註》卷四）。凡是虛心求學有上進心的，就應該予以促進，而不應因枝節問題而拒之門外。其次，在教學過程中，鄭玄雖然反對填鴨式的強行灌註，但他也認為 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而反對 師肩所隱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見鄭玄並不否定教師的積極施教。
只是這種施教應在學生具有上進心和求知欲的情況下，以啟發學生積極思考的方式進行。
第四，教師應該不斷深造。按鄭玄的話說，就是能夠通過教育活動而 見己道之所未達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雖然是教誨別人，但要能夠通過教育活動達到 自反 即 求諸己 的目的；雖然是促進別人提高，但要能 自強即自己也 修業不敢倦.也就是說，教師既應是教育者，又應是受教育者。總之，教師只有具備以上幾個方面的品格和作風，才能當之無愧於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職責。
鄭玄畢生致力於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他破除了宗師和學派的門戶藩籬，集漢代經學之大成，他的經註是後代經學教科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儒家經籍中所記載的教育設置和教育觀點作了大量精辟的闡發，其涉及面之廣要超過壹般思想家的專題論述。特別是鄭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經註的形式出現，盡管有依附於經籍，失於支離的弱點，但在將儒家經籍內容奉為聖人之道的古代，卻有著超出壹般學者論述的影響。 《後漢書·鄭玄傳》稱“玄自遊學，十余年乃歸鄉裏。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又記其60歲時，“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由此可見，鄭玄當時私門講學，極壹時之盛。其弟子眾多，幾遍全國各地，見載於《鄭誌》、《鄭記》與史傳者，著名的就有河內趙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經、樂安國淵、樂安任嘏、北海張逸、魯國劉琰、汝南程秉、北海孫乾、山陽郗慮、南陽許慈等等。他的學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學者，《後漢書》本傳說：其門人山陽郗慮至禦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看來，鄭玄有知人之能，求學者不遠千裏投到他的門下，也都能確有所得。
人稱鄭玄“著書滿家，從學數萬”（《經學史》）恐怕不是虛言，他的弟子總數當不會少於萬人。據後人輯佚的《鄭誌》和《鄭記》記載，鄭玄在進行教學時，註意采取問難和啟發的方式，師徒們鍥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學態度十分嚴謹。
《食舊堂叢書》中《論語鄭註》記下了這樣壹個故事：《論語》評《詩經》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話，鄭玄註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也。”但是，鄭玄在給《毛序》是以“《關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作箋時卻說：“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這引起了弟子劉琰的懷疑：註《論語》以“哀”釋之，註《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誤，為何前後不壹致呢？鄭玄贊賞劉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說：“《論語註》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就是說，應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拿不準的就不強作結論，以免遺害後人。博聞、闕疑，慎言其余，鄭玄不僅治學如此，也教育學生要如此。
《食舊堂叢書·鄭誌》記有鄭玄與弟子趙商的壹段對話，是由《詩·商頌·長發》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說：“《長發》，大礻帝也。”鄭玄箋曰：“大衤帝，郊祭天也。……”這中間牽涉到很復雜的祭禮問題，趙商引古籍不同意鄭玄的解釋，
鄭玄在進行了壹番說明後批評弟子說：“探意太過，得無誣乎！”在與趙商的另壹次談話時也說：“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從這些師徒間切磋時的隨意性談話中可以看出，鄭玄教育學生是很註意問難式、啟發式和因材施教的，這是對中國大教育家孔子的傳統的繼承和進壹步發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進了其學說的傳播，終得大行於世。
總的看，鄭玄以其畢生精力註釋儒家經典，是壹位空前的經學大師。從唐代起，其所註的《詩》、《三禮》即被視為儒家經典的標準註本，收入九經。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經註疏，長期作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仍是古經典的權威註本。
因之，鄭玄在經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鄭玄的哲學思想。
由於歷史的時代的局限，鄭玄存在著神學迷信思想，認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書五行傳註》說：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道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它變異皆屬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見適於天矣。壹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道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沖勝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
這種天人感應的譴告說，不外乎宣揚君權神授，神化君主。他還進壹步認為，如果君主的行為符合天神的意誌，就會由上天降下種種嘉瑞、符瑞以示隆興；反之，若君主過天，上天則會降下種種災異以示警告。由此進壹步推論，則人的生死、貴賤、貧富、禍福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所以應該恭順天命，服從封建統治。另壹方面，他還神化陰陽、五行，用陰陽氣的盛衰解說事物的變化，以君子屬陽，小人屬陰，社會之所以亂，乃是陰氣過盛即小人當道的結果。所有這些，都是成體系的，並非偶然的提及。當然，這些思想並未超出漢代“天人合壹”唯心論思想的範疇，很少有鄭玄個人的發明。但他遍註群經，將這些思想融於對經文的解釋之中，而且其中又進行了壹些系統化的工作，這就將唯心主義神學哲學進壹步發揚光大了。總的看，鄭玄的哲學思想並不是進步的，但也未嘗不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它另壹方面也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對自己命運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實際是某種客觀規律——辦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結果。
鄭玄的政治思想。與其神學唯心主義的哲學觀相聯系，鄭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統的，他認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變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積極維護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制，反對地方割據勢力。從這壹點出發，他極力宣揚忠君思想，強調地方眼從中央，地方要以“順道”來事奉君主。他認為，人臣為君而死就是盡忠，是義、勇兼備的行為，而正直、剛克、柔克三德，為人臣者必須具備其壹。應該說，鄭玄對漢室是忠心的，對軍閥割據是痛心的，他在註釋群經時總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諸侯服從君主，把封國的財富貢獻給天子。他註《周易》與《周禮》，常常寄托自己君賢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箋註《毛詩》中，又寄托自己感傷時事之情，這也說明他向往從前、反對現實亂世的態度。另壹方面，他還積極宣傳孝道，用孝道來為忠君思想眼務。要求人們像事奉父母壹樣事奉君主，像尊重長兄壹樣尊重各級封建統治者。總的看，鄭玄是壹位篤信儒家思想的正統學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應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嚴守等級秩序，使政治穩定，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所有這些，當然也沒有多少鄭玄個人的東西，而是傳統儒家思想對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鄭玄遍詮群經，已把這些政治思想說成是經典的本義和萬古永恒的常則，這對於儒家傳統思想的傳播，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今天看來，鄭玄的政治思想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沒有什麽積極意義。但是，歷史地看，鄭玄的政治思想在當時還是知識分子中普遍認同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和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相壹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