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門羅主義及其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內容 提要門羅宣言壹發表，就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議，100多年來，各家對於門羅主義壹直論爭紛紜、褒貶不壹。在隨後的歷史中，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外交的重要基礎。當時美洲的國際環境和美國實力的弱小使美國外交的決策者在處理拉美獨立問題時面臨嚴峻考驗，門羅主義以平和的語言宣告美國開始作為大國在國際舞臺獨立的發揮作用，它對國家戰略的啟示是引人深思的。
今年是門羅宣言發表180年，這個美國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從它發表那壹天起，就存在廣泛的爭議。僅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對於它的評價就存在天壤之別，推崇者如法國的拉法耶特評價門羅主義是"上帝允許人類給予世界的僅有的最傑出的文字"；[1]詆毀者如梅特涅稱之為"邪惡的教義和危險的榜樣"。[2]壹直以來，國內外的政界、學界對它也是意見紛紜，褒貶不壹。本文無意對門羅主義做出或褒或貶的評價，但在當時美國國力弱小和美洲國際環境錯綜復雜的條件下，公開向世界宣布門羅主義，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們做出的是壹個有魄力、有遠見的決策。"它是從半個世紀以來獨立同外國相處中建造起來的應予肯定的美國外交政策結構的壹塊頂石。"[3]"為美國外交政策樹立壹個舉世***見的準則，並將它牢固的植根於民族意識"。[4]門羅主義在發表後的很長壹段時間裏並沒有產生直接的作用，但如後來史學家的評論，"門羅主義之所以重要，並非在於它做了什麽，而在於它發展的結果"。[5]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壹直以此為基調，近至1960年，當蘇聯開始向古巴滲透時，它還被援用。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來說，門羅主義為正在崛起的美國在外交上奠定了的基礎，它的戰略意義是引人深思的。
壹、門羅時期的美洲國際環境和美國實力
門羅宣言的發表源於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拉美各國在西班牙國內起義之際開始獨立運動並取得了重大勝利，美國在世界上率先承認了拉美國家的獨立。在面臨神聖同盟威脅幹預的情況下，英國外交大臣坎寧向美國提出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反對在拉美恢復殖民，主張承認拉美獨立。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們在經過激烈爭論後，決定撇開坎寧的建議，獨立闡釋美國立場，於1823年12月2日由美國時任總統門羅以國情咨文的形式發布，是為門羅主義的由來。
門羅主義針對的地理範圍在拉丁美洲，涉及的列強主要是西班牙、英國、俄國和法國，西班牙是拉美新獨立國家的宗主國，極力主張鎮壓拉美獨立運動；俄國是神聖同盟的領袖，在美洲擁有阿拉斯加，並試圖向中美擴張；法國與拉美經濟關系密切，也積極主張幹涉拉美事務；英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是拉美新獨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英國雖然願意看到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但和美國相互猜忌，試圖遏止美國勢力的擴張。可以說，美國面臨著險惡的國際環境。
門羅宣言發表在美國獨立後的第47年，就國家綜合實力而言，門羅時期的美國不是壹個強大的國家，與這些有涉的列強相比甚至可以說是壹個弱小的國家。經濟上，美國制造業僅相當於英國的1/5左右，不到俄國和法國的壹半，也比西班牙要低，占世界制造業總產值的比重約2％左右。[6]門羅時代是壹個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時代，今天壹些廣為接受的國際法準則和國際規範，如限制戰爭權等遠沒有得到接受，各國維護國家利益和爭取國際地位最主要的手段是戰爭，最重要的工具是軍隊。在門羅時期，美國的軍事力量相當弱小，門羅宣言發表前的1819年，美國遭遇經濟危機，壹些擴充軍事實力的計劃被推遲或者取消。1821年美國國會立法將陸軍規模裁減為6183人，[7]海軍雖然在1819年通過長期建設規劃，但擴軍計劃也被推遲和壓縮，1823年美國海軍力量只相當於法國的1/4，俄國的1/8，與英國的差距更大。[8]與相關列強以數十萬計的龐大軍隊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神聖同盟威脅要鎮壓拉美獨立運動，當時，國際社會僅有美國承認拉美獨立，在拉美獨立問題上采取什麽樣的政策，對年輕的美國將是壹次重要的考驗。
二、兩種戰略選擇
壹個大國的崛起，首要的是足夠的實力，實力的強大是成為大國的基礎，但壹個大國最終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大國，則不僅僅是自身實力的問題。在其走向大國之路上，在對外關系上必然會經歷壹些重大的考驗，成功的大國不僅能經受考驗，更重要的是以這些重大事件為作為大國奠定經久的外交傳統。這些傳統的影響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其反過來將有力的促進實力的增長。門羅主義為美國外交開辟了具有經久戰略意義的傳統。
針對坎寧的建議，美國的外交決策層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門羅總統和前總統傑斐遜、麥迪遜等人，盡管不信任英國的意圖，他們還是認為"美國應該與唯壹能夠對它構成傷害的大國結成同盟以獲得安全，這個同盟將保護拉美的獨立，或許，這也是嚇阻神聖同盟支持西班牙的最佳途徑。"[9]國務卿亞當斯則反對接受坎寧建議，認為"對俄國和法國直言不諱地宣布我們的原則，總比充當尾隨在英國軍艦後面的壹艘小船要光明正大和體面得多"，[10]主張美國應該獨立發表自己的見解。
按照國家戰略理論，國家大戰略有霸權、自助、規避、搭車和超越五種。[11]從國家戰略角度進行分析，美國決策層的兩種不同意見大致可以分別歸入"搭車"和"自助、超越"戰略。門羅等人最初主張接受坎寧的建議，和英國壹道發表聲明，借助英國的力量達到維護拉美獨立和求得美國安全的目的，如傑斐遜所言，"有大不列顛在壹起我們不必懼怕整個世界"。[12]在當時美國國力弱小的情況下，這不失為壹種理想選擇，它能夠得到當時美國決策層大多數人的支持是有道理的。但這種戰略是壹種保守消極的選擇，對於壹個生機勃勃、欲有所作為的大國來說，任何重大戰略選擇都不能茍且於眼前。門羅宣言宣示的是壹個積極的選擇，它沒有附和英國的建議，撇開當時的"超級大國"的主動邀約發表了自己的獨立見解，體現了壹個新興國家的大國氣魄。同時，它又超越列強之間的紛爭，不介入列強可能的對立和沖突，門羅宣言不針對特定國家，沒有給美國樹立敵人，而且迎合了當時拉美普遍存在的"泛美主義"思想[13]的需要，因而在當時也受到了拉美國家的普遍歡迎。
門羅主義在美國獨立半個世紀之際，國力依然弱小之時，向世界表明美國已經開始作為壹個獨立的大國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響。門羅宣言引起了列強的不同反應，最終結果卻是英國無賴的接受了門羅主義，神聖同盟受到沈重打擊，美國獲得了外交的勝利。排除其他評價因素，從國家利益和戰略的角度來看，門羅宣言是成功的。在以後的歷史中，門羅主義在事實上和外交風格上塑造了美國壹個多世紀的對外關系，美國日後的發展、強大離不開門羅主義的作用。
三、門羅主義的國際戰略啟示
門羅主義在美國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發表，它的提出和產生經久影響，有當時美國決策層的深謀遠慮，從國家戰略的角度看，啟示是多方面的，其意義已經超越了門羅宣言乃至國際關系本身。
首先，門羅主義體現了壹國社會制度先進性對外交決策的積極影響。
外交從根本上說是壹國內政的延續，外交水準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內政治狀況的體現，先進的經得起考驗的政治制度能激發國民蓬勃向上的朝氣，壹個先進的國內政治制度將為外交提供適宜和有效率的決策體制，創造積極進取的外交風格，是積極外交的力量之源。而且，先進制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優勢，吸引別國學習借鑒本國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產生的作用是物質力量無法代替的。相反，壹個落後的政治制度將制約外交發揮主動性，壹方面，落後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外交決策體制的落後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另壹方面，落後的國內政治制度在外交上往往成為別國的攻擊目標，外交人員的很大精力將牽掣在應付解釋制度的合理性上，外交的戰略決策不可避免受到影響。可以斷言的是，不具備制度吸引力的國家的實力發揮將受到極大制約，將難以成長為壹個經久的大國。
厄恩斯特·R·梅曾經指出，"就門羅主義而言，我的結論是其結果最好通過國內政治來理解"。[14]亞當斯的見解得到認可並最終通過門羅宣言的形式發表，是美國適宜的外交決策體制的產物。民主***和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以前人類最先進的社會制度。當時，君主專制制度在世界處於絕對統治地位，其時君主專制制度的弊病已經充分暴露，在西歐各國已經呈現頹勢；與此相對照的是美國民主***和制度的生機和活力，美國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對民主***和制度充滿信心，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想就包含對民主***和制度優越性的理解，要將美國的獨特制度與舊大陸的專制制度分隔開來。門羅宣言終究也包含對自身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門羅主義中的"兩個半球主義"和"非擴展原則"，前者的提出是基於歐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包含著認為美國建立的和美國希望在美洲新獨立國家建立的民主***和制度優於舊大陸的君主專制制度；後者指美國視歐洲列強將它們落後的專制和殖民制度擴展到美洲的企圖為對美國"和平和安全"的威脅，反對神聖同盟在拉美恢復舊制度，有先進的制度可供選擇，就不應該再退回到落後制度。"非殖民原則"和"不幹涉原則"也多少包含認為民主***和制度優於專制殖民制度的因素。不能排除當時美國的決策者在國家實力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發表門羅宣言包含對民主***和制度有充分信心的因素，對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促成了外交上的積極行動，盡管"美國扮演該角色所需的物質力量如果受到進壹步考驗實際是不存在的"。[15]門羅主義在拉丁美洲各國受到普遍歡迎，也在於玻利瓦爾、聖·馬丁等人向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和制度，對***同制度的向往促進了拉美和美國的理解，美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轉化為外交的優勢。
其次，門羅主義是美國政治精英建設強大國家決心和信心的延續和發展。
壹個國家是否要爭取強國地位必須由它自己來決定。在實力弱小時，國家往往選擇"搭車"戰略，為國家崛起積蓄力量。但壹個國家要最終崛起為壹個大國特別是新興領導國家，在確立大國地位前展現出朝氣蓬勃的國民心態，在國民特別是在精英層表現出追求國家強大的強烈願望和信心，在外交風格上呈現積極有為的姿態。通俗壹點說，新興大國在大國地位確立以前，它的作為起碼要"像"壹個大國的樣子。在保持與現有國際體系和諧的前提下，在壹些關鍵時刻，借助壹些重大事件，以大國姿態明確的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立場，既向世界宣示本國作為大國應有的影響力，因為壹個國家爭取大國地位的成功最終還是取決於別國的承認，也可為本國外交樹立經久的傳統，延續的強國外交傳統是國家強大的持續動力。當然，這不是要在國家實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承擔超過實力所允許的責任，追求實力達不到的國際地位。
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表達了建設"自由的、進步的偉大國家"，為人類樹立"由正義與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穎的榜樣"[16]的思想，建設新的強大國家是美國建國後歷屆政治精英的不變追求，新興的美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跡象。美國建國後，長期奉行孤立主義思想，不介入列強紛爭，壹心壹意提高自身實力，但在壹些重大國際事件中，美國已經開始呈現壹個新興大國的姿態，在對待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問題上，在1812年美英戰爭中，美國外交開始展現自己的特點，門羅宣言的發表，美國作為壹個新興大國登上國際舞臺。亞當斯的意見能夠為其他美國決策者接受，有亞當斯個人因素作用，更重要的在於門羅和其他決策者同樣有追求國家強大的理想，"不是亞當斯通過壹個人的鬥爭建立起至關重要的信念，而是門羅已經形成了美國應該和英國平等的思維。"[17]美國的大國姿態在門羅宣言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它（門羅主義）表現出美國在1823年已經是壹個大國，這個國家那時已經享有它今天所擁有的尊敬。"[18]除去其他因素，美國決策層對於國家強大的信心和決心對於門羅宣言的發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總體保持孤立主義的情況下，在關鍵時刻，美國的決策者抓住機會贏得了列強的認可並開創了延續的傳統。實際上，直到門羅宣言發表，美國才開始被當時的列強作為壹個大國看待，大國地位得到列強的接受。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外交的"壹塊頂石"，開創了美國新的外交傳統並經久的延續下去。瑪麗·貝克·愛德在1923年《紐約時報》紀念門羅主義100周年的文章中寫到："我嚴格信奉門羅主義、我們的憲法和上帝的律法。"[19]
最後，新興大國要引領國際關系趨向文明進步。
縱觀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社會是不斷趨向文明進步的，這壹趨勢推動國際關系不斷進步、不斷趨向文明。同時，國際社會的發展又是階段性的，國際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大國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有特定的時代要求。既有大國保持大國地位和新興大國崛起，必然自覺或不自覺的使自身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時代的要求，成為國際關系體系前進的引導者；不能適應時代進步要求的大國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最終將被歷史的選擇所拋棄。國際社會從最初的"每壹個人對每壹個人的戰爭狀態"演進到今天的相對文明狀態，是歷史進步的必然結果。[20]對於處在崛起進程中的新興大國，不僅需要增強自身實力，在國際關系領域，為國際社會引入新的準則，引領所處時代國際關系趨向文明進步，能夠做到這壹點，該國將獲得道義力量的支撐。在任何時候，新興大國尤其是開創壹個國際新時代的先導國家的崛起離不開道義力量的支撐，而且這種道義力量的支撐具有超前性。
門羅時期，國際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制度，國際關系準則是基於權勢平衡的均勢政治，殖民制度盛行。在這樣壹個時代崛起的大國，要遵循既有的國際文明準則，將已有國際文明向前推進。美國的民主***和制度為國際社會註入新的選擇，代表了那個時代發展的方向，如前所述，這是美國外交的壹大優勢。"美國歷史上從未曾參與過均勢體系"，[21]門羅宣言包含對均勢體系的拒絕，在列強忙於權勢鬥爭之時，美國暫時置身其外，對當時普遍的國際關系準則是壹個超越。門羅主義提出了"非殖民原則"，適應了拉美各國尋求獨立的潮流，在壹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殖民主義在拉美復辟的作用，贏得了拉美獨立各國的認可，在當時的拉美受到了普遍的歡迎，是那個時代國際關系的壹個進步。"非擴展原則"和"不幹涉原則"對當時習慣於擴張和幹涉的其他列強的沖擊也是很大的，所以保守的梅特涅才會詛咒門羅宣言是"邪惡的教義和危險的榜樣"。在門羅時代，門羅宣言在壹定程度上代表了國際關系文明的進步方向，道義的無形力量起到了彌補美國實力不足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門羅主義本身包含美國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後的歷史中，門羅主義被美國的擴張主義者不斷加以擴展，發展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幌子。以今天的國際文明標準來衡量，對它所代表的國際關系準則進行譴責是可取而且必要的。這也正是不能對門羅主義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
註釋：
[1]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5-56.
[2] Ibid, p57.
[3] [美] S·F·比米斯：《美國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28頁。
[4] [美] 塞繆爾·埃利奧特·莫裏森等：《美利堅***和國的成長》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頁。
[5] [英] C·W·克勞利等編：《新編劍橋史：動亂年代的戰爭與和平：1793--183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頁。
[6] 未能獲得當時美國和列強經濟的準確數據，根據保羅·肯尼迪著作中的數據大致推算出。參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表6。
[7] [美] 阿倫·米利特、彼得·馬斯洛斯金：《美國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頁。
[8] 徐世澄：《美國和拉丁美洲關系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9]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198.
[10] 王繩祖：《國際關系史：1814-1871》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頁。
[11] 參見時殷弘：《國際政治--理論探究·歷史概論·戰略思考》，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33-634頁。
[12]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46.
[13] 昆達尼拉說："泛美主義最初確實是拉丁美洲人的事情。像'美洲代表大會'、'民族代表大會'、'總聯邦'、'總代表大會'、'大聯邦'、'永久同盟與聯邦'、'美洲同盟'、'世界最大國家'（指全美洲而言）、'美洲公約'、'誠意的聯邦'、'真正美洲聯盟'、'姊妹國家集團'以及玻利瓦爾的'永久同盟'、'聯盟與聯邦'等名稱在十九實際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詞匯裏是所在皆是的。"參見[美]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331頁。
[14]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reface.
[15]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54.
[16] [美] 喬治·華盛頓："告別演說"，載王建華、蔣榮鈞：《世界名人演說精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
[17]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5, p202.
[18]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4-55.括號內文字為作者所加。
[19] 轉引自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Foreword.
[20] 參見拙文："負責任的大國觀"，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10期，第72頁。
[21]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