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的德魯茲起義是怎麽回事？
1925—1927年的敘利亞反法大起義是山區少數派發起並主導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壯舉。
第壹次世界大戰後，在國際聯盟的名義下，敘利亞地區被分別托管給英法進行委任統治。委任統治之初，法國就按照教派、族群及地區的差異將敘利亞地區分割成各自獨立的國家或地區，遭到敘利亞人民的普遍反抗。
1925年，德魯茲山區爆發的局部起義，逐步席卷敘利亞全境以及黎巴嫩部分地區，敘利亞反法鬥爭達到高潮。起義持續兩年之久，曾壹度占領大馬士革，是地主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反對法國殖民統治和軍事占領的民族起義。
此次起義中，德魯茲人與敘利亞人民黨***同提出統壹與獨立綱領，反對將敘利亞分割為“獨立小國”。起義之後，法國委任統治當局被迫與敘利亞和黎巴嫩民族政府進行政治協商。起義為民族主義政黨提供了參政議政的契機，為敘利亞人民爭取獨立書寫了重要的壹頁。
德魯茲人起義的原因首先，法國委任統治政策挑戰了德魯茲山區的自治權。1922年，法國委任統治當局與部分豪蘭地區的謝赫們簽訂條約，通稱為“德魯茲獨立憲章”，成立德魯茲國，並允許他們在法國軍事監督下自主選舉議會和地方行政長官。阿特拉什家族的薩利姆?阿特拉什當選為第壹任行政長官。但薩利姆去世之後，法國委任當局就以法國官員替換了選舉產生的本土官員。
1924年6月，法國左翼***和黨人莫裏斯?薩拉伊爾將軍擔任第三任法國駐敘利亞、黎巴嫩高級專員。薩拉伊爾壹改前任家長式的間接統治方式，實行直接軍事統治，控制敘利亞的行政、司法和財政大權。同為***和黨人的加比埃上尉擔任法國駐德魯茲國的行政長官。加比埃上任後，試圖“改革”德魯茲社會基礎，瓦解德魯茲封建社會的基石，鼓勵“被壓迫的農奴”反抗他們的封建主。
但薩拉伊爾沒有殖民地經驗，在不了解地方實際情況下，支持加比埃的“改革”。按照法國委任當局與德魯茲人的條約規定，德魯茲人可以不用納稅，但加比埃出臺差役政策代替課稅，強迫征召山區農民義務修築公路、開挖運河。對於不服從委任統治政策的德魯茲人，甚至宗教領袖使用殘暴的懲罰手段。德魯茲民眾怨聲載道。當地德魯茲代表向法國高級專員薩拉伊爾申訴加比埃的殘暴統治，並希望根據“獨立憲章”選舉本土行政長官，卻得到回復說所謂“獨立憲章”不過是壹堆無用的文件而已。
1925年春，德魯茲山不斷爆發和平抗議，地區局勢緊張，加比埃被召回法國。和平抗議最終演變為小範圍的武力沖突，法國高級官員薩拉伊爾不顧同僚的建議，提出嚴苛的懲罰條件，大起義已是山雨欲來。英國駐大馬士革領事認為:“德魯茲形勢明顯是法國殖民官員處理不當所致。除了未能適應山區的特殊環境，法國委任當局根本性政策不連貫，且未能制定出符合邏輯和現實的殖民政策。
其次，法國委任統治對德魯茲山區經濟和社會平衡造成沖擊。法國委任統治當局對德魯茲山區的經濟剝削集中體現在其對農業生產征收的高額土地稅。這部分稅收是法國委任統治當局擴大收入的主要來源，以此來維護龐大的高級官員公署、法國軍隊、憲兵、築路等的花費，同時還要支付奧斯曼帝國的國債。委任統治下的田賦高達農民收入的20%。
法國統治者的剝削手段多種多樣，表面上取消農業什壹稅，卻代之以向每個村子收取人頭稅。法國委任統治當局還開辦敘利亞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1922年前後，敘利亞社會出現物價不穩、貨幣貶值的危機，委任統治政府仍然執行舊日死板的經濟政策。
1925年夏，積壓幾年的經濟危機進入最嚴峻的時刻。敘利亞南部大旱三四年，耕地面積縮小，收成連年下降，但土地稅不降反升。敘利亞幣與法郎掛鉤，通貨膨脹時，即與法郎壹起貶值，商人們甚至法國委任當局都要求以奧斯曼金幣作為結算和稅收的貨幣。以上事項加之法國委任當局行政能力低下等因素，至1925年大起義爆發前，敘利亞經濟幾近癱瘓。
此外，德魯茲謝赫們在與大馬士革新興商人的農產品交易中，建構起牢固的商業鏈條。大馬士革的農產品商人經常拜訪豪蘭平原和山區並資助小麥種植，而德魯茲謝赫們也會定期到大馬士革與商業夥伴會晤。在貿易關系以外，兩個群體逐漸形成了牢固的社會和文化聯系。
經過二三十年的商業往來，鄉村謝赫們與大馬士革的城市商人之間增強了交流和相互理解，促進了社會交往和***同情感，形成了經濟和社會上的相互依賴。德魯茲謝赫的兒子們在大馬士革讀書時，會借宿在這些商業夥伴的家中。阿特拉什的兒子甚至娶了基督教商人的女兒。法國委任統治建立後，強調敘利亞社會的分裂性，試圖打破原有的農產品貿易鏈，促使德魯茲人進壹步加強與大馬士革的聯系，***同反抗法國的殖民統治。
德魯茲起義的影響及意義敘利亞反法大起義有著重要意義。它首先打破了法國委任統治當局對敘利亞的民族分化和宗教對立政策。作為擁有壹定地區自治權的少數族群，德魯茲人並非毫無政治見解的山區農民，他們在奧斯曼帝國的軍事、文化體系中成長為有獨特思想的民族主義者；同時，他們了解敘利亞的政治現狀，擁有廣闊的視野，勇於反抗法國委任統治當局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迫和剝削，並且主動尋求與不同地區、階級和宗教群體的聯合，使反抗法國委任統治地方官員的鬥爭發展成覆蓋整個敘利亞和黎巴嫩部分地區的、由城市民族主義精英廣泛參與的、反殖反帝的民族主義運動。
與城市民族主義者相比，他們是戰士，而非理論家，他們在起義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敘利亞民族國家建構中，德魯茲人的作用不容忽視，他們代表著敘利亞少數族群開始積極參與國內政治的轉型，敘利亞大起義正是這壹政治轉型的標誌性事件。
當今，敘利亞民族國家又壹次經歷了瀕臨被徹底撕裂的險境，國內政治重回多元分裂的混亂狀態，外國勢力以各種新形式幹涉、主導敘利亞局勢。敘利亞內戰期間，美英法等西方國家不惜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公然轟炸敘利亞，可見英法作為當年中東地區的委任統治者，仍不甘放棄對中東國家的幹涉。
敘利亞各族人民需要團結反抗外來幹涉，尋求國家穩定，從這壹點上看，德魯茲人號召國家獨立和民族團結的戰鬥檄文至今仍凸顯著其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