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響：“五馬進京，壹馬當先”是什麽意思

新中國成立後，為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黨中央決定將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調到北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

其中包括中***中央東北局第壹書記高崗、中***中央西南局第壹書記鄧小平、中***中央華東局第壹書記饒漱石、中***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中***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史稱“五馬進京”。高崗出任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主持“經濟內閣”，尤為顯要，被稱為“壹馬當先”。

簡要介紹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國政壇發生壹件盛事：“五馬進京”，即五大行政區首腦調入中央任職，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董必武稱贊他們為“千裏駒”。

尤以高崗位高權重，統管全國經濟，壹度與劉少奇、周恩來並駕齊驅，故時人稱為“五馬進京，壹馬當先”。始料未及的是，不到壹年就爆發了“高饒事件”，“五馬”之中二人落馬，直接促成大區的徹底撤銷，這壹過程既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也翻雲覆雨驚心動魄。

擴展資料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準了華北行政委員會和華北事務部撤銷的決議。原華北人民政府管轄範圍就是北京及其周邊省份，新中國成立後即歸中央直屬，此次撤銷華北機構順理成章。以此為標誌，針對大區的壹系列裁撤措施開始了。

1952年6月，高崗、鄧子恢、習仲勛到中央探討了調整大行政區的問題。高崗回去後立即擬定方案，縮小東北大區職權，精簡機構，將七千多編制人員減少五千，多余的幹部壹部分送中央，壹部分調至各省市各企業及基本建設部門。劉少奇向各大區轉發了東北局的方案供研究，要求以此為參考擬定初步方案上交。

調整大行政區的目的：新中國成立三年，經濟基本恢復，政權趨於穩定，朝鮮戰爭也度過最困難時期，中***中央決定放棄新民主主義過渡階段，提前向社會主義改造邁進，準備從1953年開始效法蘇聯實行計劃經濟。要想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全國壹盤棋”，就要加強中央集權，不能各自為政。

經濟建設是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說，“分散主義”苗頭令毛澤東十分擔憂。戰爭時期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各解放區有相當的主動性和獨立性。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後，這種情況仍然在壹定程度延續，大區領導人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繼承戰時體制實行壹元化領導，極具個人權威。

大區擁有立法權，對於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規，並非都無條件貫徹執行。新中國成立後最能體現全國上下步調統壹的工作，就是毛澤東親自掛帥的鎮壓反革命、整黨整風、“三反”“五反”等全國性政治運動，毛澤東直接給大區領導下指標定任務，具體指揮省級單位行動，以高強度方式整合了意識形態，也夯實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毛澤東認為，分散主義不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劉少奇負責組織人事和財經事務，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負責除軍事以外幾乎壹切政務。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主張黨政分開，黨的方針政策要通過政府實施，黨不能直接向群眾發號施令，因此政務院所屬各部門工作，通常不向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請示匯報就推行。

毛澤東身為中***中央委員會主席，對許多工作都不經手甚至不知情，楊奎松在《建國初期中***幹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引用高崗秘書趙家梁的回憶，毛澤東曾發牢騷說“什麽都是西花廳，哪有頤年堂！”

壹方面，中央繁重的工作集中在少數領導人身上，且政府工作脫離黨的領導；另壹方面，各大行政區都有壹套五臟俱全的龐大機構，封疆大吏身兼數職，儼然在北京之外又有多個中央。

這種矛盾形態，使毛澤東深感加強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將大區領導人調入中央任職則壹舉兩得，既可以從地方收權，又可以分擔劉少奇、周恩來的權責，於是便有了調“五馬”進京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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