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優良馬種
蒲氏野馬曾被認為(Equusprzewalskii)中國北方馬種的祖先。經過30多年來的考古發掘和調查研究，證明中國家馬的祖先是野生馬種E.caballus，其前壹代為三門馬(E.samenensis)，它們都曾生存於中國北方廣大地區。中國南方馬種則起源於雲南馬(E.yunanensis)，它們的化石分布在以四川、雲南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屬龍山文化的山東歷城城子崖、河南湯陰白營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過馬骨。甘肅永靖大何莊齊家早期文化遺址出土的馬下臼齒，經碳素斷代並校正，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經鑒定與現代馬無異。又據《周易?系辭下》載，黃帝、堯、舜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說明當時馬已被馴化和用於使役。
中國古代馬體壹般比現代馬種為高，歷代曾出現過許多所謂“千裏馬”。春秋時衛國有六周尺(合今138厘米)以上母馬(騋牝)3000匹。漢景帝時禁止高五尺九寸(合今135.7厘米)以上的壯年馬出關，此高度正與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馬俑相等。宋代買馬標準高合今130.2~145.7厘米。明代以來，由於戰爭的耗損和養馬業的衰落，除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尚保存部分善種外，中國馬種呈現退化趨勢。
古代養馬地區的分布
中國古代主要養馬區與近代基本壹致，但傳統農區因社會經濟條件與生態環境的變化，近數百年來馬匹顯著減少。
西北產馬區
這壹地區包括古代西域，草原豐美，各族人民歷來以畜牧為生，盛產良馬。2000多年來即為中國主要的良馬資源地。陜西、甘肅地區養馬也有悠久歷史。公元前約900年，非子在汧、渭之野為周孝王養馬有功受封，成為秦國的始祖，秦馬也因此有名。以後漢、唐時的大型國營養馬場，即主要分布在這壹地區。唐代安史之亂後，隴右陷於吐蕃，畜牧仍然發達。宋、明兩代行茶馬制度，每年從西北地區向內地輸入馬匹數以萬計，其中也包括了唐馬遺種。明代在陜、甘二省屯墾繁殖軍馬，又建養馬場，直至河西走廊遠處。清乾隆年間，設馬場於西寧至嘉峪關外，伊犁、巴裏坤兩地馬場規模尤大，還牧養由內蒙古和玉門運去的種馬。
塞北產馬區
長城以北廣大的草原是蒙古馬種的古老產地。戰國以後匈奴、突厥、蒙古等遊牧民族在此相繼興起，擁有龐大馬群。通過民族間的貿易、戰爭和遷移，這壹地區的大量馬匹自周、秦以來不斷傳入中原。如唐代在北邊設馬市，貢馬有的甚至來自貝加爾湖壹帶。明、清宣化、大同等邊塞重鎮每年向塞外市馬定額達3.4萬匹，並聽任民間在邊塞自由販馬。從遼、金、元到清代，察哈爾草原都是主要養馬地。元代統治期間牧馬地從西伯利亞東南部，經察哈爾至黃河下遊，***劃分為12個大牧區。清代在察哈爾全境組織蒙族發展養馬，全國軍馬大多取給於此。
西南產馬區
西南包括西藏地區養馬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漢代巴蜀商賈已在這裏進行馬匹和其他畜產貿易。東漢曾在四川、雲南設置馬苑。到宋代，西南馬匹資源更受到重視。北宋到明末的茶馬貿易，蜀馬和以大理馬為代表的滇、黔馬是主要對象。西南馬適於山區生態環境，不乏名貴良馬，但作軍用多不及北方馬。據《桂海虞衡誌?獸誌》記載，南方所產“果下馬”，高不逾三尺，以廣東德慶所產最佳。
關東產馬區
東北地區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產馬地。春秋、戰國時的東胡及繼起的鮮卑、烏桓，都是騎獵部族。鮮卑東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營農為主，也產名馬。契丹、女真族先後建立遼、金後，曾設有宏大的群牧組織。遼國養馬達百余萬匹，金世宗時僅7處群牧所養馬達47萬匹。明永樂年間設馬市於遼東等地，收購來自松花江至黑龍江壹帶的馬，並設立遼東苑馬寺主持養馬。清代早期也在東北設立馬場，但養馬業顯著衰退。後因大量移民關外墾殖，迫切需要畜力，養馬業又有發展，東北三省成為近百年來全國馬數最多的地區。
中原產馬區
中原自古車騎馳逐，養馬頗盛。春秋、戰國時期養馬成風，後曾壹度衰落。草原民族南遷，又使中原畜牧復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馬種，使原有馬種逐漸消失。山西雁門關為塞北馬種入口地，唐代在河東(今山西)設有牧監，馬產甚蕃。北宋牧監主要分布中原地區，全盛時多達14處。但有些牧監已和種植業發生矛盾，經營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趨勢；但從遼、金、元各代在侵入這壹地區後長期征掠馬匹數量之多看來，民間養馬仍很可觀。北宋王安石的保馬法，明代的官馬民牧，主要都在這裏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間養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養馬業才壹蹶不振。
東南產馬區
中國素有“南船北馬”之說，東南地區養馬業不發達，但也並非絕對不宜養馬。如春秋末期長江下遊的吳國因戰車需要，馬匹壹度發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養馬場。明初在江淮之間和蘇南地區興辦牧監達14處，在中國南方歷史上是空前的。
馬匹用途的變化
養馬最初是為了食肉。殷代曾用馬作祭品。《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西巡時，青海壹帶部落曾獻“食馬”。後因馬在軍事、驛運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嚴禁宰馬。據《周禮?夏官》記載，周時馬的主要用途可分為供繁殖用的“種馬”、供軍用的“戎馬”、供儀仗及祭典用的“齊馬”、供驛運用的“道馬”、供狩獵用的“田馬”和僅可充雜役的“駑馬”6類。按周代制度，僅周王可同時兼養6類；諸侯不許養前兩類，大夫只許養後兩類。這種約束到春秋時期即被沖破。
關於各種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變，據《周易?系辭下》和唐《通典?禮》記載，黃帝、堯、舜時已發明馬車。殷墟出土的馬車構造已頗完備。殷、周時馬車普遍用於車戰、狩獵和載運。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漢《鹽鐵論?未通》說，漢代“農夫以馬耕載”，同書《散不足》篇又說“古者”馬“行則服扼(軛)，止則就犁”，當系事實。騎馬始自何時，尚難確指。但把它廣泛應用於生產和戰爭，無疑始自北方遊牧民族。戰國時中原各國為了對付北方騎馬民族，紛紛改戰車為騎兵，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即其顯例。驛馬的地位歷來僅次於軍馬。因古代陸上交通主要靠驛站，而無論驛騎或驛車都離不開馬。春秋時已有驛，至漢、唐更發達。唐代每30裏置驛站，每站備馬8～75匹不等。元代靠驛運聯系各汗國，《馬可波羅遊記》稱每驛站有馬20～400匹，全國***有驛馬30萬匹。此外，馬還被用於運動。在反映北方遊牧民族生活的內蒙古狼山地區巖畫中，已有馬術表演的形像。在中原，馬術始見於漢代宮廷娛樂，至唐代空前發達，出現了馬背演技、舞馬、賽馬等項目。打馬球起源於西藏，在唐代宮中盛行，迄明代發展成為壹種軍事體育運動。至於馬乳飲用，則自古通行於草原民族，秦漢時傳入中原。漢宮中設專官和匠工制成馬乳酒，供皇室飲用，後傳至民間。因其味甘，為古代醫學家所推崇。
養馬技術的發展
中國傳統養馬技術內容豐富，遠在西法傳入前已長期應用於民間，成效卓著。除不少已失傳者外，主要有：1.相馬術。春秋時伯樂、九方臯等相馬名家輩出，並著有《相馬經》。漢武帝時依大宛馬鑄“金馬”為良馬式立於長安。東漢馬援著《銅馬相法》，並鑄立銅馬模式於洛陽宮前。此後千年續有相馬著作問世，如唐人撰寫、明代改編的《相良馬寶金歌》等。2.閹割術。3.飼養、繁殖與調教法。戰國軍事家吳起對先秦養馬曾有總結性的闡述。北魏《齊民要術》指出養馬要“食有三芻，飲有三時”，也為後世所師法。在馬的繁殖方面，唐、宋時已采取直腸妊娠檢查法，並有登記申報制度；明代又有發展。北方和西南少數民族對良馬的控肥法和調教法很有特色。蒙族發明的套馬桿以及西北地區的繩圈捕馬法等，迄今仍在應用。4.馬種改良。漢武帝時從西域引入大宛馬、烏孫馬等，除供禦用外，主要作種馬，可視為中國馬種改良的嚆矢。從漢末到隋、唐，續有西域良馬輸入，包括大宛馬和波斯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貢馬，經過雜交，使唐馬益壯。現在的河曲馬和祁連山南北的地方品種就是唐馬遺種。
馬政沿革
商代甲骨蔔辭記有管理商王馬匹的馬小臣。歷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國官民馬匹的組織制度，最初醞釀於周代。《周禮》中的校人、牧師、圉師、廋人、趣馬、巫馬等職司，分掌馬的放牧、飼養、調教、乘禦和保健等任務。除周王室與諸侯養馬外，又向下級徵發馬匹以充軍賦。春秋、戰國之際已有“千乘之家”、“萬乘之國”以車馬代表財富的語匯。秦、漢時邊郡設苑養馬，並成立太仆寺，馬政機關從此形成；太仆壹職也由周代周王車駕的禦從，變成為馬政長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駱駝、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隴右設牧監，除太仆寺統管全國牧政外，又設駕部主管驛馬，匯集官私馬牛雜畜的簿籍，以憑考課，馬政組織至此大備。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駕部外，又設群牧使。政府還設茶馬寺，以茶葉等向西部少數民族換取馬匹。王安石創行官馬民養的保馬法，但不久廢止，以後改行民牧制度。遼、金、元馬政組織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養馬於塞外為主，並大肆搜刮民馬。明初在全國南北各地推行馬政，在陜甘和遼東設養馬場，在農區厲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統於兵部。後因草場日減、官吏亂職而未見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內地民間養馬，養馬業日益衰落，只在察哈爾等地設若幹馬場，政府設太仆寺、上駟院，分管口外馬場。清末軍制改革，把持續2000余年的馬政機構合並成軍牧司，但上駟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
辛亥革命後，先在陸軍部設立軍馬司。1936年南京政府軍政部軍牧科擴編成馬政司。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養馬業由政府農業部門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也壹度成立馬政局，分別主持軍民馬匹的繁殖改良工作。
國人為什麼在生肖中選中了馬，顯然是因為馬很早便是人類的朋友了，中國5000多年文明史，如果離開了馬，就會遜色許多。歷史上有“神馬馱書”美麗神話故事，《易．系辭上》曰：“河出圖，洛出書”，《尚書中侯．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相傳伏羲氏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龍馬和神龜馱來的“圖”與“書”畫成了八卦，這就成為“周易”的來源。傳說中又有關“八駿馬”的故事。《拾遺記》周穆王記載：“王馭八龍之駿，壹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宵，四名超影，五名逾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謂之‘八駿’也。”
古代對好馬的重視，又演繹出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如“老馬識途”的典故，“白馬非馬”的哲理論辯。秦穆公時的伯樂、九方臯都是當時相馬的高手，以至今天“伯樂”成了發現、培養人才的代名詞。漢武帝還將作為良馬的標準尺寸鑄成“銅馬法式”立於長安魯班門外。1973年在馬王堆3號漢墓中出土的帛書《相馬經》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馬專著。
由於人們愛馬，馬也成了繪畫藝術對象。從甲骨文字刻寫起人們就已經把馬作為藝術表現題材了。但馬的形象無論是在作用上、使用上或藝術創作上在秦以前都還沒有其獨立存在的地位。
馬開始與人類產生關系恐怕還應從勞動開始。但馬開始暫露頭角還不是從勞動中來的，而是戰爭。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戰事頻仍，血雨腥風的年代，其中車戰占了很大的成分。車戰中馬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以青銅器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我們常能看到的是像尊、雲紋犀尊或四羊方尊，甚至還有豕（豬）尊這樣的青銅重器，絕少馬的造型。只是到了秦朝，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秦始皇陵的秦兵俑、銅車馬，還有秦鎏金銅馬車，那精絕的造馬技藝乃嘆為觀止。秦兵馬俑是橫掃六合的秦始皇軍隊強兵壯馬的形象再現。秦始皇陵，***由三個坑組成，埋葬了8000個與真人真馬壹樣大的陶俑陶馬， 其中壹號坑形成的軍陣最為壯觀，是步兵軍陣，兵馬數目達6000個。
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側的車馬坑裏發現兩乘彩繪銅車馬，是迄今為止中國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結構最復雜的銅鑄車馬，是舉世無雙的古代青銅器珍品。這種由四馬並駕齊驅、托著篷蓋的車，就是古代有名的“駟馬安車”、“壹言既出，駟馬難追”由此而來。這兩乘銅車馬形制完整，駕具齊全，相當於真車馬的二分之壹。其中二號銅車馬，重達1241公斤，車前方的四尊銅馬，身長約110厘米，形態逼真，解剖關系合理。車前的禦車銅俑，彩衣白領，兩臂前伸作攬轡狀。轡帶、勒繩等都由青銅件連接而成，質感強烈。
銅車馬其制作工藝的復雜多樣和艱巨程度令人震驚，全車由3462個部件組成，***有介面3962處，工藝十分精巧復雜，三千多個零件基本上都是鑄造成型，再經過銼磨、拋光而成。其中有1720件金銀構件、飾物，華貴富麗，肅穆高雅，做工極為精細。車壁四周及橢圓形篷蓋繪有彩色花紋圖案，線條流暢，立體感強，猶如鑲嵌壹般。它不僅在青銅器史上留下嶄新記載，而且在我國藝術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是以往所發現的考古資料中從未見到過的稀有珍品。
位於陜西太平縣道常村西北的西漢霍去病的墓前花崗巖石刻是漢初雕刻藝術傑作。霍去病是西漢著名將軍，五年內六次率部隊，反擊匈奴的侵憂，六戰六捷，為解除匈奴對漢朝的軍事威脅和打通西域的道路，立下不朽的功勛，但英年早逝，去世時僅24歲，漢武帝厚葬他。墓前十四件石雕中以動物為主，僅馬的形象就有：馬踏匈奴、躍馬、臥馬三件，作者運用寓意的手法，用氣宇軒昂，傲然屹立的戰馬來象徵這位年青將軍的英姿。
《馬踏匈奴》再壹次體驗到中國雕塑藝術的寫意傳神的特點。看上去這樣的半成品似乎是很笨拙的，沒有雕空的下半身更讓人感到似乎是十分沈重的大石塊，那馬雖然粗糙，但它仍然有壹種靈動之勢，那淺淺地雕刻的幾筆就是馬腿，它與馬的上身連成壹體，多余的沒有雕空的石料根本不存在，有的是壹個完整的馬的形象。
漢代之後墓葬隨葬品中馬的造型增多了，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青銅“馬超龍雀”（又名馬踏飛燕）是壹件圓雕的馬，馬的身體比例準確，造型生動，昂首揚尾，奔跑之勢，馬的體健美態給人產生騰飛空間流動感。象徵天烏馬行空，疾馳如飛。三蹄騰空，壹蹄踏於壹只飛燕之上，由於重心平衡掌握得好，所以雖然它全身著力點只在後左足上，卻仍是十分平穩。
“馬踏飛燕”的精妙之處在於它的巧妙構思上，要表現壹匹得道成仙的“天馬行空”的主題，雕刻家可謂挖空心思，想像出這麼壹個讓馬踏著飛燕賓士的造型。馬的沈重的巨大身驅與小燕子的小巧靈活的身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從而達到舉重若輕的效果，馬的沈重身軀變得輕巧靈活起來。盡管馬的壹只腳下踏壹只飛燕是馬的身體取得平衡的依據，但這不是這件作品的重點。重要的是這件作品成功地表現了馬的飛奔之態，每壹個細節都沒有浪費。“馬超龍雀”也說明馬開始真正從戰車中獨立出來，以其超凡的想像和誇張的藝術手法，成為中國藝術的巔峰，以至它的形象曾3次出現在新中國的郵票上。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華，是我國古代陶器中壹顆璀燦的明珠。以普通的黏土制成，運用火的藝術使之成為不朽的藝術品，唐三彩是壹種低溫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屬氧化物，經過焙燒，便形成淺黃、赭黃、淺綠、深綠、天藍、褐紅、茄紫等多種色彩，以黃、褐、綠為基本釉色。因此後人把這類陶器稱為“唐三彩”。唐三彩在初唐、盛唐時達到高峰。安史之亂以後，隨著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於瓷器的迅速發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後來又產生了“遼三彩”、“金三彩”、但在數量、質量以及藝術性方面，都遠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的色釉有濃淡變化、互相浸潤、斑駁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輝映中，顯出堂皇富麗的藝術魅力。唐三彩馬不但色彩堂皇富麗，而且物形體圓潤、飽滿，造型雍容華貴，從中可以顯示出盛唐的時代風貌。唐三彩種類繁多，主要有人物、動物和日常生活用具。在各種動物塑像中，以馬和駱駝為多，在唐三彩中出現如此之多的馬和駱駝，是與當時的社會發展歷史相壹致的，集中反映了當時發達的交通運輸業。1957年在西安鮮於庭誨墓出土的三彩三花馬，是唐三彩馬的代表作。
唐三彩壹辭，不見於古代文獻，最早的記載是民國時期。而世人對唐三彩的重視大約在本世紀初，1905-1909年，隴海鐵路修築期間，洛陽北邙山壹帶發現壹批唐代墓葬，出土了為數頗多的唐三彩作品。這批唐三彩被運到了北京市場上，受到了國內外古器物研究者的重視和古玩商的垂青，從此，世人皆知唐三彩之名。建國以來，唐三彩之名長期沿用至今，當然，專業研究者則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稱呼，從嚴格意義上說，後者更具科學性，因為從工藝上看，唐三彩是“釉”而算不上“彩”，但唐三彩是約定俗成的名稱，有廣泛的影響，因而保持這壹名稱。
馬在戰火紛飛的疆場，沖鋒陷陣，縱橫馳騁。留下了多少英雄立馬的神話般的傳說。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唐太宗墓前的昭陵六駿，都是中國古代的雕塑家為馬傳神，讓這熱烈的生命在堅硬的頑石上留下不朽的造型。最能代表唐代石雕藝術水平的是唐太宗的陜西昭陵的浮雕《昭陵六駿》，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戰,先後騎六匹駿馬馳騁疆場，長期的征戰生涯使唐太宗李世民和戰馬結下了不解之緣。貞觀十年（636年），開始營建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下了壹道詔令，讓著名的工藝家閻立德、美術家閻立設計督鑿，把他在戰爭中騎過的六匹有功戰馬，采取佛教高肉浮雕法，刻在寬2米，高1．5米的大青石上，六駿東西對稱排列，東為“颯露紫”，“拳毛騧”和“白蹄烏”，西為“什伐赤”，“青騅”，“特勒驃”。昭陵六駿，表現李世民在開創唐帝國重大戰役中的鏖戰雄姿，六匹馬姿態各異，雄健異常，手法簡潔渾厚，刻工精湛，高度體現了我國古代雕塑的藝術水平。
“昭陵六駿”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姿態，各有各的特點，作品的處理手法上，以寫實為主。“颯露紫”描繪的是丘行恭為“颯露紫”拔箭的情景。“颯露紫”神態鎮定，前腿挺立，肩頸由於疼痛而肌肉緊張，身體微向後傾，表現出它正在主動配合救援者的治療。西元621年，唐軍和王世充軍在洛陽決戰，李世民身陷敵陣，“颯露紫”胸前中箭，幸好侍衛丘行恭趕來護駕。他把坐騎讓給李世民，自己壹手牽著“颯露紫”，壹手持刀呼喊砍殺，保護李世民突出重圍。為了紀念這壹事件，唐太宗特意下令把丘行恭與這匹戰馬刻在壹起。其余五駿，以獨立構成畫面，有站立、有緩步款行、有賓士，形象各異，栩栩如生。
“昭陵六駿”其中“颯露紫”、“拳毛騧”兩具浮雕，1914年被美國文物走私商人勾結民族敗類，打碎裝箱，盜往美國，現存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現“颯露紫”保存最為完好。1917年，其余四具打碎裝箱，準備再盜走，運至潼關途中，被當地愛國人士發覺截獲追回。現保存在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內，成為稀世珍品。
中國有關馬題材的繪畫，也是從唐代開始的。唐朝最著名的畫馬名家是曹霸，張萱、韓斡。曹霸他的畫被杜甫稱為如同“九重真龍出”。唐代畫家張萱作《虢國夫人遊春圖》，描繪的是唐玄宗的寵妃楊玉環的三妹虢國夫人及其眷從的閑散自在地策馬春遊。畫中馬豐潤圓滿，用線工細、設色典雅富麗並富有裝飾性。
韓斡，生活於唐玄宗時代，少時貧寒，被王維發現並賞識，且資助其學畫，終為畫馬名家，天寶初召入宮中為內廷供奉，當時陳閡畫馬獨步壹時，玄宗曾命韓斡效法陳閡，但斡幹未從命，玄宗怪問其所以，韓斡答以：“臣自有師，今陛下內廄之馬，皆臣之師也”（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可見他是註意研究體察生活，不墨守成規。韓斡所畫馬大部為禦馬形象，大多反映皇帝貴族射獵遊樂等題材，體型多肉而少露筋骨。流傳至今的作品有《牧馬圖》《照夜白圖》。
《牧馬圖》繪黑白二馬，壹奚官虬髯戴襆頭，手執韁緩行，馬體態肥碩，具有神駿氣勢，全圖不施背景，概括性強，用筆簡練沈著，線條纖細遒勁，設色雅麗，人物形神兼備，衣紋疏密有致，顯示出作者精諶的功力。
張萱、韓斡兩人以線條勾勒馬造型的繪畫技法，成為開宗立派的領袖人物，歷代畫家均受影響，特別是宋李公麟、元趙孟頫皆受其影響。李公麟的《五馬圖》和趙盂頫的《人騎圖》不離張韓其宗的。
宋朝是我國古代書畫創作的壹個繁榮時期，人才輩出，著名畫家趙盂頫的《人騎圖》，畫壹奚官烏帽朱衣，按轡徐行，人物神態奕然，駿馬造型準確生動，用筆古樸秀雅，是趙盂頫代表作。
李公麟是北宋的壹位著名畫家，“白描大師”。在李公麟的傳世作品中，最被認定真跡的是《五馬圖》，這也是他最具藝術造詣及個性風格的代表性作品，畫中雖無名款，但他生前至交黃庭堅的箋題和後跋，足以證明此畫的真實性。此畫作於澄心堂紙上，用墨筆單線鉤勒再略染淡墨，落筆輕重起伏，具有節奏感，充分表達了馬的精神與質感。《五馬圖》表現的是西域進貢的五匹名馬神態和奚官、馬夫伺馬情景。畫為長卷，分五段。每個部分以線描勾成，用概括精簡的流暢的線條，施以極清淡的顏色輔助。《五馬圖》對後世影響甚大，成為後世畫鞍馬人物的最佳範本。
近代畫馬代表是朗世寧。郎世寧出生於義大利米蘭，郎世寧是漢名。西元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由歐洲耶穌會葡萄牙傳道部派到中國，於康熙末年進入宮廷供職，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寵遇，長達數十年的中國宮廷藝術家的生涯。他的畫風代表了當時的宮廷藝術品位，帶有“中西合璧”的特色。西元1766年（清乾隆三十壹年）郎世寧在北京病逝，喪禮備極哀榮。乾隆皇帝特下諭旨，親撰墓誌銘，葬於北京阜城門外。
郎世寧擅長動物畫，創作有許多馬圖。《八馬圖》畫煙雲綠柳下八匹馬，姿態各異，刻意寫真，可謂馬圖代表作。郎世寧另壹名畫《百駿圖》卷為清代繪畫神品，描繪百駿臥立賓士，互噬，舐駒，涉渡神態百千，神妙逼真，原藏宮廷大內人莫能觀。清溥儀出走，清宮為故宮博物院，方得以流覽，此後蜚聲世界藝壇。
現代畫馬名家首推徐悲鴻先生，他畫的《九方臯》《奔馬圖》可謂婦幼皆知。青年時期他畫的馬，就顯示不凡，當時著名的嶺南派畫家高劍父，高奇峰兄弟看到他的馬圖，就大加贊賞說：“雖古之韓斡，無以過也！”他畫的馬既有西方繪畫中的造型，又有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寫意，融中西繪畫之長於壹爐，筆墨酣暢，形神俱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