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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親與母親的興趣壹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應和某種敵對性。姐姐瑪茜琳尼·山福德大他兩年，但同海明威壹起長大，說他父母親“互相篤愛”，但承認他們“常常相互感到厭煩”。他母親格雷絲·霍爾·海明威是公理教會信徒，宗教觀念強（她給四個女兒取了聖徒的名字），但也是壹位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她把家庭環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組織的文化沙龍。他父親克拉倫斯·艾德家茲·海明威是壹個傑出的醫生，熱心的、有訓練的運動員，又是壹個專業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兒子對於戶外活動的愛好。夏天，他們居住在密執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裏，海明威醫生有時候帶他兒子壹起出診，橫過華隆湖到奧傑布華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們經常壹起釣魚和打獵。他們關系密切，雖然他父親嚴於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嚴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雙親各自對他的影響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對戶外活動的愛好，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和勇敢，從來沒有減退過。他喜歡音樂（雖然討厭學大提琴）和美術，也壹如既往。他珍愛巴哈和莫紮爾特，說他從“研究和聲學與對位法”之中學到寫作方法；又說“我從畫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同從作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壹樣”。從海明威在像樹園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現有的材料看來，沒有壹點能說明他日後不是壹個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們看壹看這位自傳性異常突出的作家的創作，就發現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為主人公的、關於那壹段時間的故事（《印第安帳篷》、《醫生與醫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結束》、《三天大風》、《戰鬥者》與《殺人者》），寫的卻是暴力與恐懼、混亂與失望的主題——還有孤獨；他的同學指了，孤獨與多才多藝是海明威當年最突出之點。
他畢業前兩個月，美國參戰。卡洛斯·倍克爾寫道：“他面臨的幾條路是上大學、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選擇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適宜去打仗。壹九壹七年十月，他開始進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這家報紙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報紙之壹。六個月之中，他采訪醫院和警察局，也從《星報》優秀的編者G·G·威靈頓那裏學到了出色的業務知識。海明威在《星報》頭壹次知道，文體象生活壹樣必須經過訓練。《星報》有名的風格要求單上印道：“用短句”，“頭壹段要短。用生動活潑的語言。下面說，不要反面說。”海明威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學會把寫新聞的規則化成文學的原則。
但是，戰爭的吸引力對海明威越來越大，他於壹九壹八年五月後半月開始這場探險。頭兩個月，他誌願在意大利當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前線只呆了壹個星期。在這個星期最後壹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東北部皮亞維河邊的福薩爾達村，為意大利士兵分發巧克力的時候，被奧地利迫擊炮彈片擊中。他旁邊的壹個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壹個士兵受了重傷。他拖著傷兵到後面去的時候，又被機關槍打中了膝部；他們到達掩護所的時候，傷兵已經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兩百多片碎彈片，他在米蘭的醫院裏住了三個月，動了十幾次手術，大多數彈片都取了出來。他受傷的時候，離他十九歲生日還差兩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於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裏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壹個直接的後果是失眠，黑夜裏整夜睡不著覺。五年之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處處出現。《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裏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乞力馬紮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癥，害怕黑夜。
那個年老的待者說：“這畢竟只是失眠。有這病的人壹定不少。”失眠是那種痛苦的並發癥的癥狀，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這病的人壹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揚對海明威的個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學分析，提出壹個論點，說他這次創傷民引起的情緒，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復地、著了魔似地搜索這類似的經驗，來驅除那種精神創傷；如果辦不到，他就不斷地通過創作而濁思考來再現這個事件，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憂慮。
揚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然而，在局部範圍內，揚的個性學說可以把海明威的為人與他的作品統壹起來。而且，對於海明威觀察戰爭，對於這位藝術家，這種學說賦予特殊的意義。《永別了，武器》和壹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它在他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征。他已經差不多準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他取得紅色英勇勛章之後的五年內，緩慢地卻是目的地為寫作生涯而努力。橡樹園熱情歡迎它的英雄歸來，但是海明威的父母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感到厭煩，因為這個年輕的除了寫作別無雄心，又極為樂意接受家庭的供養。有壹度他為多倫多《每日星報》和《星報周刊》寫特寫。他姐姐瑪茜琳尼寫道，他剛過完二十壹歲生日，他母親提出最後通牒：要麽找壹個固定的工作，要麽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當了壹年《合作福利》的編輯，這是壹份宣傳合作投資的機關報。那年冬天，他認識了他在文學界頭壹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並且通過安徒森，認識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員。同時他認識並愛上了哈德萊·理查孫，她是壹位漂亮的紅發女郎，比他大八歲。1921年九月，海明威與哈德萊結婚，在家裏的鄉間別墅度蜜月，接著去多倫多，當了幾個月的特寫記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歐洲，是有空間的時間進行寫作。海明威夫婦決心接受壹個駐國外兼職記者的工作。此後兩年，海明威成了《星報》駐歐洲的流動記者，人住在巴黎，兼寫關於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道，包括希士戰爭的簡練的戲劇性電訊。他偶爾寫壹點輕松的、但觀察銳利的印象記，內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鬥牛和德國戰後生活。他早期新聞工作的訓練，加上天生愛好簡潔，已經成了壹種風格，他現在寫的電報——濃縮、緊湊——使這種風格更為有力。
在此同時，他寫小說，寫詩，想找壹個出版商發表他壹篇東西，但（自壹九壹八年以來）壹直沒有找到。壹九二二年迅速地發生壹連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著他又感到失望。他憑舍伍德·安徒森的壹封介紹信，帶著他的作品去見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呂斯路的沙龍是依茲拉·龐德、詹姆斯·喬衰斯和福德.麥多克斯·福德等僑居國外的人的藝術中心。斯泰因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派頭簡直象大陸上的人，壹雙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勵他當作家，不過勸他應該完全放棄新聞記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練壹些：“這裏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從頭來起，寫得集中壹些。”龐德也喜歡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壹起散步，拳擊，鼓勵他繼續寫詩。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頭壹次公開發表作品——壹篇只有兩頁的諷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勢》和壹首只有四行的詩《最後》，這首詩是補白，填補威廉·福克納六節詩留下的空白。壹家新奧爾良的雜誌《兩面派》把這兩篇作品都發表了，他這番運氣，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幫的忙。
災難發生在壹九二二年末他參加洛桑和平會議的時候。他約定叫哈德萊帶壹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萊幾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裝在這只箱裏（少部分郵寄）。在巴黎的裏昂車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車箱裏，未加提防，過了壹會兒回來，發現箱子不見了。幾年以後，海明威給卡洛斯·倍克爾的信中說道：這件事使他痛苦萬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術，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沒有辦法，只好重起爐竈，這回獲得驚人的成功。壹九二三年，他幾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麗特·蒙羅在《詩歌》（壹九二四年壹月號）上發表他站首短詩；瑪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評論》（壹九二三年四月）上發表了他六個短篇（***十八個短篇，原擬於次年壹月發表，總題為《在我們的時代裏》；壹九二三年夏天，羅伯特·麥卡門發表海明威第壹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詩》（三篇故事是《在密執安》、《我的老頭子》和《不合時宜》）。
雖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卻有現實的障礙。哈德萊懷孕了，兩夫婦幾乎沒有錢。他們同意回多倫多住兩年，掙夠了錢再到巴黎來，到那時候他可以致力於寫作。他們在壹九二三年八月離開巴黎。約翰·哈德萊（“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壹九二四年壹月，海明威夫婦已經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聖母院的壹套公寓房子裏。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誤了，因為他得拿出壹部分時間來幹活養家。他不去過蒙馬特爾區的遊墮生活，吃不飽肚子，這在《流動宴會》裏都有記載，但他堅持寫作。正如斯泰因所觀察的，“他十分認真地寫作，想當作家。”突破是在壹九二五年——也許是靠兩位有影響的支持者幫忙。司各特·菲茲傑拉德還沒有認識海明威的時候，艾德蒙·威爾遜已經給他看過海明威的作品，菲茲傑拉德印象很深，並催促斯克利布納公司的麥克斯威爾·珀金斯去約稿。珀金斯寫了信，但因為誤和郵遞方面的錯誤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經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賴特公司二百元的預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裏》，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發表的早期的速寫，還接受出版公司對於他下兩本書的權限。
從經濟收入上說，《在我們的時候裏》是失敗的，下壹本書，即諷刺模擬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敗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倫·泰特、保爾·羅孫匪爾德和路易斯·克羅納伯格等美國重要評論家的註意，他們都認為海明威是美國文壇新出現的聲音。然而，又是菲茲傑拉德對海明威的才能講得最有說服力。菲茲傑拉德在《如何浪費材料——評我的同代人》壹文中，攻擊那些已取得穩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門肯和安徒森——認為他們“強調發掘美國的‘意義’”，是“不真誠的，因為他們自己身上並沒有這種需要。”菲茲傑拉德說，僑居國外的人倒是有這份好處，能夠為自己形成壹種“不會敗壞的風格”，表現凈化了的熱烈感情。菲茲傑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們時代裏》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這位作家“具有新的氣質”，而且具有上述兩個方面的特點。菲茲傑拉德的文章發表在五月，五個月以後，海明威證實了菲茲傑拉德的贊揚是很有道理的。
壹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不到三十歲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評的文學家。作為壹位作家第壹部長篇小說，銷路不錯，也博得了好評。海明威晚年在《流動宴會》這部書回憶壹九二壹至壹九二六年間的生活情景時，追憶當時的夢想，刻苦的訓練和災難。夢想是牧歌式的：對哈德萊純潔的愛，巴黎和伏拉爾勃等美好的去處，友人的情誼。刻苦的訓練——把自己寫為壹個挨餓的人，渴望成功心切，無情地律己，同時也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災難是隨成功接踵而至的夢魔般的現實，它粉碎了夢想，破壞了訓練，只剩下了欲望，放縱和失望。海明威寫這本書的時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劇老年人懷舊的甜蜜和痙。然而，在某個意義講，也說明海明威終於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時代，正是他作為壹個人與作為壹個藝術家最為融合的年代。他發表了《在我們的時代裏》、《太陽照樣升起》，尤其是壹九二九年發表了《永別了，武器》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歷，形成他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和極能表現這種看法的文體風格。雖然他藝術上的發展還沒有結束，但是他後來寫的東西至多是技巧更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經寫過的主題加以變化罷了。
他此後二、三十年的戲所以能夠唱得下去——除了壹系列近乎傳奇的軼事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由於海明威相當靈活地使自己在群眾中的形象適應時熱變化的要求。他個人在群眾中有魅力，正是這個原因——不管是叫“爸爸”這個慈祥的綽號，也不管是叫“冠軍”這個好鬥的稱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內心的戲劇性變化。當他的名聲由細流匯成潮流的時候，他的感覺能力好象在水槽裏打滾。在早期作品中，恐懼與美感密切得難解難分：他們只能通過極為含蓄的感覺傳達出來。藝術家駕馭了人的形象。在後期作品中，受壓抑感情的細微之處常常寫得過火，幾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內心戲劇性的力量正在於此。因為，海明威仿佛要想稱補藝術上的失敗，在生活上作出過度的反應。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仍然反映出他關心悲劇性的經驗，迫切需要對抗含有敵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於英雄的氣概太顯眼、太堅決，人物的行動寫得過分明顯。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厭煩的地步。如果說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藝術上探險，那麽到了三、四十年代這個藝術家本人成了冒險家。他對人生的看法沒有改變，只是藝術的工夫松馳了。
在《太陽照樣升起》出版、《永別了，武器》未出版之間，海明威同洽德萊離了婚，與當過《時尚》時裝式樣編輯的保琳·帕發費結婚，他們回到美國，定居在基維斯島，壹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並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壹九二八年，他寫《永別了，武器》初稿的時候，保琳生下他們第壹個孩子（她壹***生了兩個兒子）；他修改初稿時，得知消息：他父親得了糖尿病，又因經濟困難自殺，用的是他自己父親內戰時用過的手槍。二十年以後，海明威在插圖本《永別了，武器》的序言中回憶道：“那壹年有好地時光和壞的時光，”但又說他當時“生活在書裏”，“比我任何時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經濟富裕，婚姻美滿，到處冒險。這些年裏，他到懷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鴨，打麋子，到非洲獵大動物，登上定制的“皮拉爾”號遊艇到基維斯島和別米尼島外捕魚。這些年頭正值大蕭條時期。國家因經濟危機弄得情緒低落，但海明威卻更象壹個狂熱的童子軍。壹九三四至壹九三六年間，他給《老爺》雜誌寫了二十三篇生動但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描寫狩獵和捕魚，這給大蕭條期間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壹個精神避難所。他們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強壯的身軀上看到背運時期壹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練的對話表現了典型的“重壓下的優美風度”。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兩部非小說的作品加強了這個形象。壹部是《午後之死》（1932），稱頌鬥牛的儀式，壹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寫壹次狩獵旅行，預演人與野獸的悲劇，但幾乎聲嘶力竭地歌頌人類勇氣的尊嚴。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說相對地說寫得比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發表了兩部小說，三十五個短篇，壹部諧模作品，壹些詩，外加相當數量的通訊報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產生的主要作品是《勝者無所得》（1933），壹個短篇小說集，收入十四個短篇小說。壹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壹《乞力馬紮羅的雪》，主人公是壹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從壹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藝術家海明威還是當他的冒險家，只是改變了裝束。從《有的和沒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話——“壹個人不行……他好的幹不出事”——開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犧牲了他們的私事，轉向世界危機所引起的集體的責任。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大蕭條與西班牙內戰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長期以來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直接地真誠地寫人”，“誰要是把政治當作出路，誰就在騙人。”左翼批評家壹向嘲笑他們心目中的海明威耽樂的孤立主義，現在歡迎他的轉變。其實，海明威在他的小說創作裏並沒有向左轉，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險，孤獨，結果是死胡同。他們重新進入世界，因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們雖然同人民混在壹起，但不是人民的壹員。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參加什麽戰爭，統統成了他的戰爭，他打仗壹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條件，自己的理由。
壹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義是北極美報業聯盟記者，他卻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觀者。他借債為忠於***和政府的部隊買救護軍，在美國第二屆全國作家會議上發言攻擊法西斯主義，協助拍攝親***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發表了他唯壹的壹出長戲《第五縱隊》，描寫這場沖突。壹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區“了望農場”購買了壹份地產，就在地產山頂的房子裏，創作關於法西斯主義、民主和個人的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
小說出版幾天後，保琳·帕發弗以“遺棄”為理由同他離婚。壹個星期之內，海明威娶第三個妻子瑪瑟·蓋爾荷恩，她是聖路易市人，小說家、記者，他們***同生活了五年，婚後頭兩年，他們去中國當戰地記者，海明威為現已停刊的紐約報紙《下午報》撰寫報道。海明威在這些報道中認為：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大會爆發戰爭，但不是不可能發生。他有預見，指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在太平洋或東南亞的基地，那麽戰爭不可避免。
從壹九四二年到壹九四四年他被《柯裏厄》雜誌作為沒有軍籍記者派往巴頓將寫的第三軍為止這段時間內，海明威駕馭“皮拉爾號”——由政府出錢配上通訊與爆破設施——巡邏海上，成了壹艘偽裝的反潛艇的兵艦。雖然“皮拉爾號”沒有遇上潛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準備命令自己在指揮塔上扔手榴彈和燃燒彈），海明威的報告可能幫助了海軍偵察到壹些潛水艇的方位並把它們炸沈，海明威因這些功績得到表彰。壹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國同皇家空軍協作，幾次坐飛機參加戰鬥，沒有受傷，但在倫敦壹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他頭部與膝部受傷。幾家報紙登出他的訃告，但不久，在聯軍登陸那壹天，在諾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灘上海明威觀看了幾分鐘戰鬥才回到船上。
他雖然名義上屬於巴頓將軍的軍隊，卻同第壹軍第四步兵師壹起行動，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和凸地戰役。他描述自己大膽勇敢未免誇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動確是更象戰士，不大象記者。他在巴黎效外壹個哨所負責巡邏與查問很有成效，為萊克勒克將軍部隊的前進收集情報。德軍反攻期間，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帶冒著很大的生命危險用短武器參加激烈的戰鬥。軍人對他的印象比新聞界同業對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氣也許是因為他態度傲慢，也許是因為他過份渲染他個人如何率領壹支遊擊隊組成的小部隊解放旅遊者俱樂部，解放裏茲飯店。壹群記者控告海明威違反日內瓦會議關於戰地記者不得參與戰鬥的規定。海明威出庭，經過短短的審問免於判罪，後來還得了銅質星章。戰爭結束時，海明威四十六歲，他給自己畫的飽經戰患而又不屈不撓的老兵形象已經不是鉛筆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陰沈的全身像了。還有什麽呢？海明威通過言論與行動說明自己在生活與藝術方面都要來壹個新的開端。他在戰爭的年代裏，只發表了為《下午報》寫的關於中日戰爭的報道，還有為《柯裏厄》撰寫的、從歐洲戰區拍回的電訊。現在他籠統聲稱正在寫壹部作品，壹部關於“陸地、海洋和天空”的長篇小說。海明威仿佛要加強他的新生感覺似的，在壹九四五年末同瑪瑟·蓋爾荷恩離婚，並於壹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了望農場”，隨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個、也是最後壹個妻子瑪麗·威爾什，又是壹位記者，明尼蘇達州人。
壹九四O年以後海明威壹次發表了長篇小說《過河入林》（1950），並不是讀者所期望的重頭作品。壹年前他險些死於丹毒。實際起因是塵土進了眼睛，揉後眼睛發炎，可是海明威誇大這件小事，說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鴨子時子彈的壹點軟塞進了眼睛。他住院時決定寫這部規模較小的作品。客觀情況改變不了批評界的意見，這部作品受到難聽的攻擊。較溫和的批評家說它“情緒厭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潛力；絕大多數批評家粗暴地攻擊它是顧影自憐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爾上校身上，海明威自傳性質的形象很突出，嘮叨他無法規避的主題——死亡、孤獨、愛情和勇敢——這是他四十年代經驗的具體化。此後，他不斷深入到過去經驗裏去，仿佛懷舊能補償藝術上的無能。他從藝術家權充探險家又壹次變為追求藝術的冒險家，這個循環過程也就接近結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獵和捕魚的冒險的年代。壹九五三年，他與瑪麗去非洲作狩獵旅行。他已是滿身傷痕，這壹次又遇到飛機連續出事，險些喪命。第壹次失事，瑪麗斷了兩根脅骨，海明威肝部與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傷；第二天，飛機再次失事，海明威壹生受了十幾次腦震蕩，這是最嚴重的壹次（機艙著火，門被夾住，海明威用頭把門撞開），外加內傷。雖然他開始倒運，不過還算幸運，在內羅畢醫院養傷時居然能讀到關於自己的訃告。他寫了壹篇長篇報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經歷，但發表在《展望》雜誌上的只是連續性的兩段二流水平的新聞報道。
捕魚的收獲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爺》雜誌上發表過壹篇關於壹個古巴漁夫的通訊，現在根據這個素材寫了《老人與海》（1952），補回他在文學上的損失。同時，他得到普立徹獎金，壹九五四年他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可能也是《老人與海》幫的忙。這時，他更加使勁地排除通往過去的頑固的障礙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時候他堂到過描寫鬥牛士安東尼·奧多涅斯與路易斯·多明奎之間的競爭寫進另壹部《午後之死》裏去。成果又是兩段連續性的報道，叫做《危險的夏天》，發表在《生活》雜誌上（原稿其余部分從未發表過），也寫得蒼白無力，讀來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學藝的巴黎。海明威還沒有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就在當年寫下的壹大箱劄記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術語對他妻子說，他打算“反拍寫傳記，回憶的傳記。”海明威夫婦回到古巴後，對菲德爾·卡德特羅獲得勝利後的形勢把握不住，就離開“了望農場”，遷居到愛達荷州克特欽的大型別墅，海明威在那裏加工修改劄記。他去世後，瑪麗·海明威在他房間裏的壹只藍箱子裏發現這份打字稿。她在《紐約時報》的壹篇文章裏說：“他壹定認為這本書已經完稿，只待編輯加工。”壹九六四年，此書出版，題為《流動宴會》。
壹九六O年，海明威想寫作的熱情壹定使他極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為衰弱，高大的身軀萎縮下來了，面容憔悴，忍著痛苦。他住在梅約療養院時，診斷結果不妙：高血壓，可能還有糖悄病（此病曾經折磨過他父親），而且鐵質代謝紊亂，這是壹種罕見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幾乎說不清楚話，焦慮，抑憂癥很嚴重——賽摩·貝茨基與萊斯裏·菲德勒壹九六O年十壹月拜訪過他，想請他到蒙大拿大學去做演講，事後寫道他象個“沒有主意的小學生”。壹九六壹年春天，他進行了二十五次電療來減輕抑憂癥。他在梅約療養院住了壹個月，剛剛回到克特欠不久，在壹九六壹年六月二日早晨，他把壹支銀子鑲嵌的獵槍的槍口放在嘴角，兩個板機壹齊扣動。
在《海流中的島嶼》裏，海明威的受了傷、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說：“別操心、老兄……妳壹輩子走的就是這條路。”當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藝術方面的探險滿是死亡的誘惑。但應當記住，海明威對於生活也同樣執著。他在《流動宴會》結束部分寫到巴黎時打過壹個比方，這個比方既適用於他自己，也適用於他書中人物的生活：“巴黎總是值得壹去，妳帶去什麽東西，總會有報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