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是何許人也？
錢鍾書(亦作“錢鐘書”)（1910.11.21.-1998.12.19.），字默存，號槐聚，1910年11月21日生於江蘇無錫。
（註：“錢鍾書”的“鍾”字簡化後本作“鐘”，故本應稱“錢鐘書”，但根據錢老生前意願，保留“鐘”的繁體寫法，故作“錢鍾書”。）
錢鍾書十歲入東林小學，在蘇州桃塢中學、無錫輔仁中學接受中學教育，十九歲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
1933年於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後，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
1935年，與楊絳完婚，然後同赴英倫留學。兩年後，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壹文獲副博士（B.litt）學位。之後隨楊絳先生赴法國巴黎大學從事研究。1938年，被清華大學破例聘為教授，次年轉赴國立藍田師範學院任英文系主任，並開始了《談藝錄》的寫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被困上海，任教於震旦女子文理學校，其間完成了《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
抗戰結束後，任上海暨南大學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圖書館英文館刊《書林季刊》編輯。在其後的三年中，其作品集《人獸鬼》、小說《圍城》、詩論《談藝錄》得以相繼出版，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
1949年，回到清華任教；1953年調到文學研究所，其間完成《宋詩選註》，並參加了《唐詩選》、《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的編寫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沖擊，並於1969年11月與楊絳壹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幹校”。1972年3月回京，當年8月《管錐編》定稿 。
1979年，《管錐編》、《舊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院特邀顧問；1984年《談藝錄》（補訂本）出版；次年，《七綴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錢先生其人
錢鍾書先生字默存，曾用筆名中書君等。
錢先生博學多能，兼通數國外語，學貫中西，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兩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績。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用英文撰寫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裏的中國》，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文論及詩文評論《談藝錄》。其中《圍城》有獨特成就，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談藝錄》融中西學於壹體，見解精辟獨到。解放後，錢先生出版有《宋詩選註》、《管錐編》五卷、《七綴集》、《槐聚詩存》等。錢先生還參與《毛澤東選集》的外文翻譯工作。主持過《中國文學史》唐宋部分的編寫工作。他的《宋詩選註》在詩選與註釋上都卓有高明識見，還對中外詩學中帶規律性的壹些問題作了精當的闡述。《管錐編》則是論述《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註考證》、《老子王弼註》、《列子張湛傳》、《焦氏易林》、《楚辭洪興祖外傳》、《太平廣記》、《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學術巨著，體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數十年學術積累的力作，曾獲第壹屆國家圖書獎。
錢先生的治學特點是貫通中西、古今互見的方法，融匯多種學科知識，探幽入微，鉤玄提要，在當代學術界自成壹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譽為文化昆侖。60年來，錢鐘書先生致力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淡泊名利，甘願寂寞，辛勤研究，飲譽海內外，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貢獻，培養了幾代學人，是中國的寶貴財富。
錢先生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對於我們建設中國新文化，特別是在科學地揚棄中國傳統文化和有選擇地借鑒外來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錢先生給予中國文化的主要影響：壹是以壹種文化批判精神觀照中國與世界。在精熟中國文化和通覽世界文化的基礎上，錢先生在觀察中西文化事物時，總是表現出壹種清醒的頭腦和壹種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絕任何壹種理論學說，也不盲從任何壹個權威。他畢生致力於確定中國文學藝術在世界文學藝術宮殿中的適當位置，從而促使中國文學藝術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學藝術的總的格局中去。為此，他既深刻地闡發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蘊和獨特價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歷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評中國人由於某些幻覺而對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橫掃了西方人由於無知而以歐美文化為中心的偏見。錢先生對於推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國人了解西方的學術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國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壹種新的學術規範發展和深化中國學研究。中國是詩書禮義之邦，中國的學問源遠流長，中國學早已蔚成世界之顯學。在這個領域，壹方面是勤謹篤實，碩果累累，另壹方面卻是陳陳相因，難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學術方法上的劃地為牢，極大地阻滯了前進的速度。在這種亟待變革的形勢下，錢先生的治學方法應運而生。他數十年間所實踐的“打通”、“參互”、“比較”的方法，努力使中國學自覺地成為壹個科學的、開放的體系，從而獲得壹個更深、更廣、更新的發展。三是以壹種現代意識統領文學創作。錢鐘書先生生活在壹個農業國，但是，他卻沒有小生產所固有的狹隘保守觀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國古代文學，但是，他卻沒有三家村學究的陳腐迂闊做派。錢先生的創作貫註著壹種強烈的現代意識，這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是並不多見的，有別於同時代的壹般作品而與世界文學潮流頗為合拍。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他的文學創作都不是那種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為中國人也為外國人所喜愛的作品。四是以壹種高尚的形象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人格上的榜樣。在三、四十年代，錢鐘書先生不向惡勢力俯首，用文學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個黑暗社會。1949年以後，錢鐘書先生雖然“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盡淩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錢鐘書先生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忘記他作為壹個學者，要為祖國和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的歷史使命。他不走冷門，不投熱機，不計利鈍，不易操守，反對樹宗立派，只是壹心壹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當今之世，這種品格更其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