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類書在市場上大致銷售量
這種轉變的到來，得益於中國眾多的策劃、出版人對市場的介入。在傳統的圖書出版市場裏，作為產品制造者的出版社，總是以“提高民眾文化素質”為己任，為借口——這句話的背後隱含的意思實質上是：“我是出版社，我比妳聰明，我要教育妳。”出版社的效益價值，並不以金錢為衡量標準，而是以社會效益的良好程度為衡量標準，如此這般，只能夠出現大家沒辦法，都看壹本書的情況。如今的出版界，新的市場衡量標準正在緩慢地建立。在這壹過程中，各種由於市場利益而導致的圖書出版行為，日益受到傳統標準的圍攻和質疑，甚至導致法律糾紛——這實際上是圖書出版發展的必然，甚至是壹種良好的現象，因為它可以促進市場規則的緩慢建立。本文列舉出2002年書界四大“人物”秀，“人物”作為口語名詞，還有著壹層肯定的含義，比如，這個人是個“人物”，但是，這裏的肯定，絲毫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的意思——這也是本文的立足點：拒絕價值判斷。
金庸：模仿秀
眾所周知，金庸已經金盆洗手，歸隱山林，壹心壹意做壹個有名的人。任何名人都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會是雨過風清水無痕。金庸對於中國大眾閱讀習慣的影響，正在逐漸展現出來。武俠小說等通俗小說缺乏壹言九鼎的“人物”，金庸這壹“過氣”人物的影響力卻在中國大地廣泛蔓延。由金庸所建立起來的對小說閱讀的期待，在網絡和後現代的背景之下，已經通過壹系列的“復制”、“粘貼”，轉變成了壹種語言上的集體模仿秀，集體狂歡節。
2002年7月，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由“網易文化頻道”編纂的網絡文集《我的射雕時代》，全書收錄了網絡上眾多“金庸模仿秀”的小說和散文，總括其主旨，除了小資，就是自戀——這後壹點，和金庸恰好契合。
2002年11月，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文學網站“清韻書院”操作的長篇小說《此間的少年——射雕英雄的大學生涯》，作者江南據說是北京大學人士，小說虛擬了壹個北宋年間的汴京大學，金庸小說中的人物粉墨登場，每個人都陷入壹場驚天動地的愛情之中。整個小說似乎說明了，以北京大學為背景的汴京大學學子們，除了談戀愛，不會幹別的。這兩本書可以算是“金庸模仿秀”的肇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金庸文學”必將成為通俗、搞笑文學中生命力超強的壹個門類。
胡堅：跳龍門
胡堅是2002年度受到媒體最大關註的壹個作家。媒體關註的焦點，不在於他的小說好不好，而在於他能不能被免試錄取為北京大學學生——這壹切的前提，都建立在媒體想當然地認為“胡堅的小說的確不錯”的程度之上。不得不承認，在他的同齡人中間，胡堅是壹個超級炒作高手，僅憑壹本書就能夠在國內的傳媒界甚至教育界掀起風浪。實際上，“胡堅事件”的意義並不在於胡堅的小說如何、賣出去了多少，而在於傳媒、大眾、教育界面對這壹問題時候的集體心態。
傳媒總是希望能夠尋找到足夠的新聞興奮點。在當下，狗咬人和人咬狗都不是新聞，而中學生熱愛文學並且希望上大學卻是壹個大新聞——現在這個時候，還能夠有人愛文學？對於大眾來說，教育往往不是壹個個人的問題，而是牽扯到整個家庭甚至社會的問題。每年的七月前後，大家關註的都是高考制度和實施過程是否“公平”。對於大眾關心的問題，媒體實際上不關心，媒體關心的是，“特長生”如胡堅者的“優先權”問題。在“公平”和“優先”之間，媒體的話語前後矛盾，今天壹套，明天壹套，徹底失去了公正的底線。
胡堅最終憑借著他的《憤青時代》如願以償地上了大學，不是北京大學，而是武漢大學。
春樹：賽乳房
從胡堅之後，中國的2002年出版界，又開始了壹輪制作“天才作家”的運動。不管是出版者還是“天才作家”乃至讀者，大家都知道，這其中蘊含著大量的利潤空間。由於中國正規出版制度的缺乏，除了出版商和印刷廠之外，甚至包括作者在內，幾乎沒有人會知道某壹本書的確切印數，胡堅的小說《憤青時代》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按照該社的慣常操作，這本書的銷售量估計在10萬冊左右，算不上暢銷書。而在所有的“天才作家”中，真正能夠稱得上暢銷的，則是春樹的《北京娃娃》。
春樹據說是北京少女，作家兼詩人，年僅20歲。無論是從內容還是從名稱，包括操作手法，這本書都只能算作壹本“跟風書”，全面“模仿”衛慧的《上海寶貝》。2000年，衛慧在成都穿著肚兜簽名售書，宣稱要讓成都的男人看看“衛慧的乳房”；2002年，春樹在成都穿著肚兜簽名售書，宣稱“衛慧的乳房是矽膠”。
《北京娃娃》據說是中國壹代人的生活體驗，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這壹生活體驗，實際上不過是拾人牙慧罷了。
虹影：打官司
2002年12月，吉林省長春市中級法院作出判決，認定小說家虹影的長篇小說《K》是色情和誹謗性的，觸犯了法律。這壹起官司前前後後在中國的法院裏轉悠了三個地方兩年時間，起因是文化名人陳西瀅、淩叔華的女兒陳小瀅女士認為虹影在《K》中的性描寫醜化、玷汙了她故世的父母，給死者和她本人都造成了精神損害，因而將虹影告上法庭。
法院作出判決後，虹影通過互聯網發出了壹封郵件，《關於長篇小說〈K〉被法院查禁的說明》：小說的女主人公“林”，或“K”，是各種形象的集合，至於林的丈夫，很少提及。朱利安在中國期間情人有多位，有的關系比原告之母更加親密，小說《K》的女主人公形象是綜合而成；小說對女主人公的丈夫是贊揚的，沒有任何“性無能”的暗示；小說對女性的性主動是十分贊美的，這是此小說改變中國傳統女性形象的努力，但壹點沒有“浪蕩成性”的暗示。上面加了引號的罪名，是原告起訴書中的話，是沒有小說文本根據的指責。
筆者對此事件保持沈默，並且堅信，這壹事件只是壹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