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的詩歌 翟永明詩歌導讀
壹、翟永明：“第三代”女詩人中最亮麗的風景
在當今詩壇女詩人中，翟永明（1955—）可能是最受關註的壹位。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莫過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逐漸獲得廣泛認同，“女性詩歌”作為壹個稱謂或研究點也已經具有了它的本體價值，在很多研究者看來，這是獨立於男性詩歌作者之外的另壹道風景——翟永明則是這道風景中最亮麗的壹幅。
這無疑是壹位富有創造力的女詩人：於1981年開始寫詩，迄今為止，已經出版《女人》、《在壹切玫瑰之上》、《翟永明詩集》、《黑夜的素歌》、《稱之為壹切》等詩集。總體上說來，她的詩歌著力於對女性自身處境的揭示，這在早期（90年代初之前）體現得尤為明顯。 這種寫作取向或寫作姿態在壹開始可能並不是完全自覺的。研究者普遍認為翟永明等當代女詩人的寫作有壹個至關重要的精神來源，即被稱作是美國“自白派”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1932-1963）的深遠影響：“這位將悲劇性的自我揭示推至極端的美國‘自白派’女詩人，以其處理素材時所表現出來的那份陰郁的激情和近於自虐的洞察力和智慧，直接啟悟了翟永明、唐亞平、伊蕾、陸憶敏、海男、鄭單衣等為數不少的‘第三代’女性詩人，啟悟了她們對自身內部世界和生存命運所作的深入、有力卻又不無偏狹的體驗和開掘，以及對真正屬於女性的抒寫角度的把握。”（李振聲：《第九章 女性詩歌：人物和風景》，《季節輪換》，P216，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
什麽是女性“自身內部的世界和生存命運”？什麽又是“真正屬於女性的抒寫角度”？顯然，對前者的答案較為明確：女性被男性以及由男性所建構的文明所“壓迫”，這不僅僅是8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所強烈意識到的問題，更是壹個世界性的問題，它直接誘發了“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等運動的興起，事實上，翟永明等人的確是在傳統對於女性的種種偏見或壓力下開始自身寫作的——或者說，正是深刻地意識到女性在現實社會中被種種歧視、偏見以及無謂的壓力所裹脅，這些女詩人將筆觸轉向了“自身”，試圖以壹種獨立的姿態來對抗強大的男權社會，以壹種嶄新的美學方式來對抗“源遠流長”的、以男性為中心的詩歌美學。
相比之下，對後者的回答將較為艱難：盡管在男權社會裏，“女性詩歌”的出現本身即必然地具有壹種獨立的品格，但性別究其實質是壹個整體，而非真正個人化的寫作行為，而既是整體，其中有***性因子，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諸多矛盾的因子，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屬於女性的抒寫角度”的確立或澄清也就成為壹個極具難度或者說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對此，翟永明本人的回答是“創造”壹種“黑夜的意識”。這個異常堅定的聲音早在1984年就出現。那壹年，翟永明寫下了最先確立其詩歌地位的作品，由21首詩所組成的組詩《女人》。而為這個組詩所寫的具有序言意味的《黑夜的意識》同樣廣泛流傳——甚至可以說，它比詩歌本身流傳更廣，時至今日，“黑夜的意識”已被看作是“80年代中國女性主義詩歌的宣言書”，是壹種關於中國當代女性詩歌的理論文本。這篇序言中，經常被引用的是這樣的話：“作為人類的壹半，女性自誕生起就面對著壹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對這世界最初的壹瞥必然帶有自己的情緒和直覺，甚至某種私下反抗的心理。她是否竭盡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創造壹個黑夜？並在各種危機中把世界變形為壹顆巨大的靈魂？事實上，每個女人面對自己的深淵——不斷泯滅和不斷認可的私心痛處與經驗——遠非每壹個人都能抗拒這均衡的磨難直至毀滅。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時帶領我們進入全新的、壹個有著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屬於女性的世界?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於既對抗自身命運的暴戾，又服從內心召喚的真實，並在充滿矛盾的二者之間建立起黑夜的意識。”（《黑夜的意識》，《詩歌報》，1985年9
月21日）
這段文字裏，有兩點值得我們仔細推敲：壹是“創造”，這意味著所欲“創造”的東西原本是現實中所匱乏的，無疑，它體現了女詩人表達自身、為自己立言的自覺意識；二是“黑夜的意識”，它的基本含義在於：男性世界是壹個明亮的、暴力式的“白晝”，女性在面對壹個外在於自身的男性的文化世界以及被這個世界裹脅著的自身命運（所謂“自身命運”即由這樣兩方面構成）時，應該“竭盡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創造”壹個與之相對應的、只屬於女性自己的“黑夜世界”，由此，“黑夜的意識”被賦予了壹種隱喻的意味，壹種專屬於女性詩人的意識形態。80年代中期以來，“女性詩歌”中屢屢出現與“黑”緊密相關的詞匯：“黑房間”、“黑色的太陽”、“黑裙”、“黑色洞穴”、“黑色石頭”、“黑色沙漠”、“黑夜裏的素歌”，甚至，壹再地出現“疼痛”、“死亡”這樣的詞匯，甚至《女人》（海男）、《獨身女人的臥室》（伊蕾）等等直接標榜“女人”的詩集也多有出現，最主要的原因即在於此。女性詩人需要這樣的詞匯來表達自身——對於種種長久以來就已形成、並且往往具有某種象征隱喻意義的慣常詞匯的襲用，則可能意味著對男性文化世界的簡單認同。
那麽，究竟什麽是“黑夜的意識”呢？有研究者這麽認為：“黑夜是某種內部罪惡的外部標誌。由此壹方面表明，她們的抒寫不是按時下流行的觀念，將女性命運僅僅當作壹種非常現實的因而不免狹隘的‘社會問題’，而是作為某種普遍的、形而上的罪過和厄運來作出正面承擔的精神氣魄；但另壹方面，這裏邊又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帶有自虐意味的自我道德完成的激情，似乎壹種被強加的處境反倒成就了她們內在痛苦的宣泄，使她們從中獲得了某種自我欣賞的快感。還有?從白晝/黑夜的對峙性結構而言，這種對‘黑夜’特別強烈的親緣意識，又意味著她們的抒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象征著在白晝與外界的具體關聯方面受到種種挫折的女性退縮到黑夜的夢幻之中去編織自己的內心生活”。（李振聲：《第九章 女性詩歌：人物和風景》）可見，這種意識絕不是壹個簡單的問題，它為讀者和研究者們提供了多種切入角度。
二、《母親》導讀
具體到《女人》組詩中的這首《母親》，這無疑是壹首具有強烈的“創造性”的詩歌。作為壹種形象，“母親”在很大程度具有象征原型的意味，男性作家余華曾說過這樣壹段話：“在我們的語言（漢語）裏，幾乎不可能找到另壹個詞語，壹個可以代替或者說可以超越‘母親’的詞語。母親這兩個字在漢語裏顯示出了她的至高無上。也許，正是因為她的高高在上，母親這個詞語所擁有的含義變得越來越抽象，她經常是壹個國家，壹個民族，壹條著名河流的代名詞，甚至經常是政黨的代名詞。”（余華：《誰是我們***同的母親》，《我能否相信自己》，P114，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顯然，這種形象在本詩裏沒有出現，而“抽象”的“含義”則被推上了審判席：像80年代男性作家筆下屢屢出現的“弒父”主題壹樣，女詩人對母親的態度也具有某種“弒”的意味。
不過，詩歌壹開始的立場並不冷酷，相反帶有某種溫情或“同情”的成分：“無力到達的地方太多了，腳在疼痛?”這壹開篇所要表達的是女性的普遍困境：受制於自身以及種種外在的價值觀念，自然，其中蘊涵了某種同情的意味：“妳是我的母親?妳使我醒來”所要表達的也不是仇恨，而是對於誕生這壹偉大事件的感激。
但是，我們馬上又看到，女詩人並沒有沈浸於這種近乎天然性或本能性的情感，她有意用了壹個跨行的詩句：母親既“使我醒來”，同時，又“讓我與不幸構成這世界的可怕的雙胞胎”，感激壹下子轉向了控訴：也正是母親，讓我承受著生命的“不幸”。
對這種“不幸”的認識伴隨著女性自身的“成長”過程。盡管“在妳懷抱之中，我曾露出謎底似的笑容”，但這只是未“成長”時的感受，“笑容”也只是“謎底”般純潔或混沌不清。隨著年歲的增長，“我”發現：“妳讓我以童貞的方式領悟壹切，但我卻無動於衷”，這
可能蘊涵了多重含義：壹是“我”不願意，“我”不願意遵照“妳”的方式生活；壹是“我”無法“領悟”復雜而強大的文化世界；還有壹點，那就是從後面的詩行來看，“我把這世界當作處女?”，這裏有著壹種主動的姿態，即“我”試圖來“領悟”這世界——結果其實是可以想見的，“童貞”、“處女”都蘊涵了顯在的男性視角，臣服於男性文化世界，那麽，“領悟”的必然結果就是深深的挫折感的產生：“我被遺棄在世上，只身壹人，太陽的光線悲哀地/籠罩著我”；“歲月把我放在磨子裏，讓我親眼看著自己被碾碎”。
這些就是“不幸”的表征。顯然，“成長”的經歷告訴了女詩人：在強大的男性文化世界裏，女人不過是壹個弱小的東西。而“母親”，也同時被質疑或怨恨：既然女性所追尋的價值觀念臣服於男性文化世界，而非出自女性自身的建構需要或適應女性自身的需要，那麽，“母親”作為“女兒”最初的知識傳導者，作為“女兒”成長過程中天然的監護人和扶助人，她既“讓我以童貞的方式領悟壹切”，那麽，她是不是無意識地充當了男性文化世界同謀的角色呢？考慮到男性文化世界源遠流長，它已經具有強大的腐蝕性和惰性，每壹個生活其中的個體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追尋、認同它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那麽，對母親這壹形象的質疑事實上是有著深刻的內在根據和精神線索的。
從寫作的角度看，這種表達已經可以構成壹個完整的主題了，但女詩人並不滿足於此。盡管她質疑於母親的形象，但她又無法從根本上與之割裂：“沒有人知道我是怎樣不著痕跡地愛妳，這秘密/來自妳的壹部分，我的眼睛象兩個傷口痛苦地望著妳”。這是壹種復雜的心理反應：既怨又愛——這“愛”只能像秘密壹樣“不著痕跡”：在強大的男性文化世界裏，母親也是壹個弱小者——這和詩歌開篇的“同情”對上了號。
既然母親的形象不再穩定，不再讓“女兒”產生天然的信賴感，壹種絕望的情緒在詩歌最後部分的產生就可以理解了：“活著為了活著，我自取滅亡，以對抗亙古以久的愛/壹塊石頭被拋棄，直到象骨髓壹樣風幹”。“對抗”雙方的力量是極端不對等的，“自取滅亡”揭示了女詩人意識到了在男性文化世界裏女性的某種宿命，這充滿了悲劇意味——在更深的意義上，它可能揭示了女詩人的某種悲觀意識：獨立自由的女性世界可能只是壹種天真的、理想化的設想？
相形之下，收束詩句裏的情緒更為絕望：“這世界/有了孤兒，使壹切祝福暴露無遺，然而誰最清楚/凡是母親手上站過的人，終會因誕生而死去”，“孤兒”自然是對孤立無援的處境的感知；“祝福”可能是虛妄的，因為它無法解除“孤兒”的處境；“誰”這個疑問代詞可能指向造物主，因為它“最清楚”事實的真相：母親既是不具備天然的信賴感，既是男性文化世界的同謀，那麽，她的“兒女/女兒”終會死於她所臣服的男性文化秩序——這是壹種文化意義上的死亡，壹種形而上意義上的死亡。
當然，換壹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這種收束所指向的其實是男性文化世界：對母親質疑的態度和情感愈加強烈，對男性文化世界的質疑和控訴也就愈加強烈。
在對《母親》進行壹番解讀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所謂“黑夜的意識”其實遠未完成，女性要“創造”壹個和男性文化世界並行不悖的女性文化世界，也還有著漫長的路途。
三、對《母親》“閱讀提示”部分的補充說明
當女詩人寫下《母親》這首詩時，它本身意味著對“母女代代相襲的命運”的壹種深刻反思。在具體處理上，翟永明是獨具匠心的，她並沒有直接控訴男性文化世界，而是通過“母親”這壹女性形象來完成“女性意識”的表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女性詩歌”的寫作關註女性內在的世界是具有本體意義的。
應該說，如前文所分析，詩歌的語義脈絡基本上是清晰的。值得註意的是女詩人所使用的語言。總體上說來，這是壹種啟示錄式的語氣：壹切都被明確感知。有研究者認為，“這種語氣，壹方面是出於對女性生存命運作目光高遠的通盤性關註和理解的考慮，另壹方面又
何嘗不是對女性現實困境的壹種詩意超越和心理代償策略。”（李振聲：《第九章 女性詩歌：人物和風景》）
關於本首詩的抒情特點，相信前面的導讀部分已有了最清楚的解答，請予參考。
四、唐小渡論翟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