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人在北京”
“如果妳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妳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地獄。”1993年，每壹個有電視機的中國家庭幾乎都在等待這幾行字的出現。因為之後劉歡的歌聲將響起，《北京人在紐約》的片頭會出現。
這部電視劇可謂風靡壹時，不僅獲得當年的五個壹工程獎，也幾乎包攬了次年的飛天獎、金鷹獎的重要獎項，更重要的是，很多中國人對美國的第壹印象，就是從片頭的這幾句話開始。
20多年後，《北京人在紐約》小說原作者曹桂林又出版了《紐約人在北京》，更新了他的“美國觀”：“紐約呀紐約，曾把妳比作地獄，曾把妳比作天堂。為妳孤註壹擲，為妳得意狂妄。為妳忘了自我，為妳內外皆傷。如今兩鬢斑白獨自嘆：不值不值，空忙壹場。不懂不懂，真荒唐！”
8月27日晚，曹桂林與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導演鄭曉龍、主演王姬舉行座談，透露其新作也將由鄭曉龍改編為電視劇。
寫中國知識精英在美國的生存群像
已經入了美國籍的曹桂林前段時間去大使館辦護照加頁，門口堵得人山人海，他覺得比他1980年辦簽證時人更多。“都這麽多年了，怎麽還這麽多人想出去？”
他在北京郊區有別墅，每年春秋兩季回來度假，除了同學與發小，鄰居們是他讀懂中國的最新材料：他們熱衷於送孩子去美國上學，打聽移民問題，並抱怨中國的環境與食物。
“我跟他們說，美國不是妳們想的那樣，其實留在國內對妳們更好，生活水平更高，可土豪們就是不相信我。”曹桂林說。
在壹個敲擊鍵盤或打開手機就可以得到資訊的時代，曹桂林發現自己還得不斷跟中國人解釋美國。20多年前的《北京人在紐約》，是為了給那些抱有“美國遍地黃金”觀念的人們看看新移民的真實處境，而現在的《紐約人在北京》，以這20年的觀察，展現中國知識精英在美國生存的群像。
因為娶了加州大學聲樂系主任，曹桂林近些年壹直生活在大學城，交往的多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負笈求學，而後留美任教的華人知識精英。但令他感慨的是，與外界想象的不同，盡管享有高薪，但在美國的高賦稅政策下，教授們的生活相當拮據，“壹個月下壹兩次館子是要咬著牙的。”他反感於“放棄了海外高薪優待毅然回國”的說法：回去的人各有原因，但更多人是想回而不得，“就算把美國的房子賣了，四五十萬美元，在北京上海能買到什麽樣的房？”
在他結交的圈子裏，他覺得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心裏總是缺那麽壹塊”。教授們湊在壹起的時候討論的是國內熱播的連續劇，聚會的時候非讓唱歌劇的曹桂林太太唱《十五的月亮》。但每次他跟中國鄰居苦口婆心“美國不是妳想的那麽好”，不是被批評“帶有情緒”，就是被指責“站著說話不腰疼”,《紐約人在北京》有他立此存照的意思：“我都快七十了，犯得著騙他們嗎？不就白紙黑字留點證據，等以後的人看到，說還是他說得對，是咱們沒聽進去。”
心裏被撞個窟窿只能寫作來填
但光和鄰居們打打嘴仗，並不能夠刺激壹個年近七旬的人寫壹部長篇。《紐約人在北京》的直接成因，是他的壹位當歷史教授的朋友在駕車去機場時與妻子雙雙車禍殞命。曹桂林覺得心裏被撞出了壹個窟窿，只能通過寫作來填。不僅是因為這位朋友把生命中最後壹個電話打給了他，津津樂道於買了紅眼航班省了100塊錢，更因為，這位朋友買機票是為了補度蜜月，而他的太太正是曹桂林介紹的。再追溯回去，教授的太太原本是曹桂林另壹個朋友的小三，朋友後來怕麻煩，托曹桂林將她帶去美國，因為出國辦的是旅遊簽證，曹桂林不得不安排教授與她假結婚。“如果我不牽這個線，是不是就沒這兩條人命？”曹桂林自責。
他至今為那個女孩遺憾。女孩漂亮、乖順，彈壹手好鋼琴，即便是當了世人所不齒的小三，他也評價“品性好”，他覺得她的問題是“被時代大潮弄得價值觀變了”。所以他不喜歡《北京遇上西雅圖》，這類赴美待產案例他見過許多，但他覺得不能寫成喜劇：“這麽寫太不嚴肅，這事說起來其實挺慘的，結果最多寫點什麽女人之間勾心鬥角，完全不是這點事。”
很多中國人的美國敘事，他都覺得太過輕率，比如《中國合夥人》，“妳相信了合夥人的故事妳就傻了。合夥人發不了，只有包裝他們的華爾街的中間人才會發。”曹桂林經歷過五個美國總統，自認為被美國的財政政策所傷害，堅持克林頓執政時期最好，因為“只有克林頓才真正想把經濟搞起來，只有那時候投資房地產才賺錢”。
1980年代的新移民面對生活的壓力，到美國後不久往往不是離婚就是分手。“現在的闊學生沒法理解，他們覺得妳們對待婚姻怎麽這麽輕率，壹點也不輕率，全是壓在心底的。初戀或初婚對人還是挺重要的，（分手）總會在妳心上劃上那麽壹道，有時難免還要懷舊下。但這種懷舊放到現實生活中，馬上就沒了，妳必須鼓起全部的力量去面對那麽殘酷的現實。”曹桂林說。
過了耳順之年，相比這類說給外人聽聽的故事，他越發感慨人生的不確定。新作裏“不值不值，空忙壹場。不懂不懂，真荒唐！”的慨嘆，就有為此事所發的原因。他越來越感到人如沙礫，被時代的壹個又壹個浪頭推來搡去，有人終於被推上了岸，有人莫名不知去向。
第壹部國外拍攝的電視劇的背後
《北京人在紐約》小說出版後反響強烈，銷量超過100萬冊。導演鄭曉龍回憶，“當時中美兩國在物質上確實差距巨大。加上出國的人傳回來的情況從來報喜不報憂，回來也是衣錦還鄉，造成那時中國人對美國的印象就是遍地黃金，不遺余力不擇手段壹定要出國。而這部小說寫出了這其中的問題，不僅是在國外吃苦，還有文化沖突之下的狀況。”這種情況下誕生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擁有很多個“第壹”：國內第壹部全程國外拍攝的電視劇、姜文的第壹部電視作品、劉歡的第壹次作曲。此前劉歡壹度被央視封殺，卻因該片主題歌又見諸央視。
鄭曉龍在座談會上透露，當時拍攝預算是130萬美元，工作人員幾乎都沒有工資，這筆錢勉強用於應付整個劇組的所有開銷，過得非常拮據。在美國拍攝，本可以提出拍攝申請，獲批後會有專人幫忙清場、維持秩序，“雖然申請是免費的，但我們也沒有申請，因為有人幫忙就要給小費，小費對我們來說就是巨大的。”
《北京人在紐約》中用了很多航拍鏡頭，是在壹日內完成的，鄭曉龍回憶，那天他在飛機上待了11個小時，到最後已經站不起來了。為了節約成本，他們采用了很多違法手段，比如演員偷偷摸摸跑到墓地，聯系飛機迅速下降拍攝，在空中管制發現之前開溜。有壹場戲，飛機低到螺旋槳的風把姜文吹倒了，但也只能爬起來繼續拍。“就這，後來還發現拍糊了，只好重拍，最後是找了個假墓碑完成的。如果我們有錢，就可以申請航線，但我們沒有這個錢，就只能偷拍。”當時劇組，有美國駕照的只有鄭曉龍壹人，其余的人都是持中國駕照在美國開車，“美國警察抓住了看到中國駕照，壹下就懵了，他都沒法給妳開罰單。因為這個事情我們被法院傳喚，光是違章停車、無證駕駛，就要罰6000美元。”
但相對經濟上的困擾，作為團長，鄭曉龍更擔心的是有人偷跑，“每天都在高壓之下，因為隨時都可能出事兒，每天都可能有人跑了不回來。尤其是有些文藝團體，連團長、副團長全都帶頭跑幹凈了，押了護照也跑，我特擔心哪天劇組人都跑沒了。”
對話
寫書是因為有東西撞到我心上了
東方早報：妳並不是壹個專業寫作者，為什麽二十多年來壹直在寫體現文化沖突的小說？
曹桂林：我對寫作既沒計劃，也沒定位，也沒訓練過，平時也有很多事情要忙。壹般來說寫東西就是不吐不快，有東西撞到我心上了，是壹個心血來潮的業余愛好者。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作家，所以我壹般寫的都是有原型的故事。最開始《北京人在紐約》是我把自己在美國10年的生活總結了壹下。後來寫《綠卡》，是因為這事撞得我挺難受的，壹個女孩為了拿綠卡遇上那麽多波折，就寫出來了，但因為之前《北京人在紐約》火了，出版社加了壹個“北京姑娘在紐約”的副標。因為拍《北京人在紐約》，和主創也成了好朋友。那時候王姬還在美國，見到特別多偷渡移民，她想讓我寫個書，她來演女蛇頭。那我說好吧，因為不是自己的事，只好去老撾、緬甸、泰國待了半年找材料，還去福建長樂待了半年，寫了壹個《偷渡客》。2001年，姜文又讓我寫個《王起明回北京》，我還說現在誰知道王起明啊，寫了有啥意思啊，他說有，他就覺得這人有意思，我就寫了壹個，但自己也不是很滿意，因為沒什麽撞著我的，就編點故事，自己也覺得不負責任。
但《紐約人在北京》是延續《北京人在紐約》的，我在美國待了30年，《北京人在紐約》寫了前10年，後20年我更深入地了解美國是怎麽回事，尤其在美國的華人精英們的生活、精神狀態，這群人的故事以前很少被寫到，那我就想我來寫吧。
東方早報：寫《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有這樣的動機嗎？
曹桂林：有，我想跟我女兒搞好關系，讓她看完這書之後知道爸爸還惦記她，想著她，甭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但是沒有成功，只在逢年過節有個卡片問候。經濟上她很有錢不用我幫，我也用不著她幫，沒有來往，感情上沒有交流。後來聽別人說現在是結婚了，還有小孩了，我都不知道，沒見過。
她12歲來了美國，我覺得孩子這麽小就送到美國，她就不是妳的了。中國的親子關系，應該是妳崇拜我我愛妳，但她太小來到西方，就變成了美國的價值觀，要獨立，要做她自己。她19歲後我們就沒見過面，說我不會麻煩妳，妳也不要麻煩我，聽這話我多傷心。還是用英文說的。她剛來的時候特意讓她學英文，融入美國的白人圈子，結果在家裏都嘰裏呱啦英文滿口，我說家裏要說中國話，她也不知所措。後來我發現這就是太小把孩子送出去的結果。對於父母撫養之恩也沒有什麽感情，她覺得既然把她生出來，不撫養還把她殺掉嗎？當然不行，美國法律規定妳有撫養義務的。所以《北京人在紐約》，就是用壹個家庭來體現文化沖撞。
東方早報：《北京人在紐約》最著名的就是對紐約的天堂與地獄的比喻，為什麽新書反觀當年，感慨的是空忙與荒唐？
曹桂林：我到美國第壹年就成立了公司當了老板，當年就買了房，第二年我的會計師跟我說，妳趕緊再去買壹套房吧，不然妳要繳的稅太多了。
美國的稅太可怕了。妳在美國生活，妳就進入了這套遊戲規則。壹個大學教授年薪10萬美元，在美國也算中上層，但扣完稅到手，妳能見到的只有6萬多。這筆錢壹半要還房貸，在美國買房子沒有壹次付清的，因為那樣要交重稅，人們故意要買大的、貴的房子，就是為了刨掉稅，免得國家把妳的錢收走養軍艦去。然後孩子的教育、養車、電話，乃至除草、處理垃圾，每天早上開信箱就出現壹大堆賬單要填支票。我在美國和學者圈打交道，我們的壹個***識，就是妳作為新移民不管讀到什麽位置，做出什麽成就，都是虧的，因為妳賺的錢全部還給美國大地，就算妳死了要把錢傳給兒子，都要交50%遺產稅。在美國當教授壹個月能下壹兩趟餐館是要咬著牙的，我還認識從沒有去過美發店的系主任。
東方早報：感覺妳這兩本書都有要破除美國迷思的感覺。
曹桂林：這不是壹個簡單的問題。這三十年來我在中國美國之間穿來穿去，但我發現不是我寫兩本書，就能當溝通橋梁的，通不了。美國當然有很多好處，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它的金融制度，不管妳多能幹、多努力，走到了多高的位置，妳照樣掰不開、擰不動。所以我壹直勸我們鄰居，沒事在中國偷著樂吧，不要想著移民了，不會比妳現在的生活好。我們鄰居的孩子都找我給辦過去，辦過去的沒壹個成樣的，年紀小的去了就美國樣了，就不是妳兒子了，他的思維、習慣看不上妳這個中國老爹了。晚點去的也沒讀書的，有錢，壹天到晚晃來晃去，最後成了混混回來了。而且我說了，就算妳學到頂了，成了教授了，也就那樣。
我覺得很多中國人已經過得很不賴了，有些地方可能還比美國人強，當然我說的不是擺攤炸油餅的那些人。當然炸油餅的不抱怨，抱怨的反而是過得不賴的這群人。壹會說中國有霧，夏威夷老有霧，洛杉磯到了冬天車都看不見。壹會又說吃的有毒，但美國的茄子都長壹樣大，芹菜跟搟面杖似的，土豆跟足球似的，是不是轉基因我不懂，但說是自然生長的，打死我都不信。他們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壹個比中國好得多的社會，但那也不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