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畫藝精湛不媚俗，身居鬧市寧餓死
崔子忠還為董其昌畫了壹幅《倪瓚洗桐圖》，描寫夙有潔癖的倪瓚註視仆人用水沖洗梧桐樹葉上的灰塵，畫得很成功。姜紹書在《無聲史詩》卷四中寫道：“覽之令人神往。”《石渠寶笈三編》、《禦書房》均有著錄。
此畫中的倪瓚角巾褒衣，佇立在峰石之下。壹姬妾站其身旁，另有壹位女仆侍立在側。姬妾和女仆都手捧盥匜。在他們面前，有壹棵碧綠的梧桐樹。壹位仆人正在往容器中註水，另壹個則手拿刷子洗樹。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倪瓚素來以潔癖出名，他不僅註重潔身，不受飛塵，且爰及草木。有研究者指出，倪瓚洗桐這壹行為及後人以其作為畫題有重要的象征意義。
梧桐，又名青桐，青，清也，澄也，與心境澄澈、壹無塵俗氣的人格精神相連，後人以此引申，使倪瓚這位高士的“洗桐”，不僅為其自身的高潔形象進行了加持，也使“洗桐”成為了文人潔身自好的壹種象征。
從流傳至今的文字記載來看，崔子忠生活十分拮據，但他為人孤高,自甘清貧，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塵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崔子忠中年時即蜚聲畫壇，住在北京南郊偏僻處壹所簡陋的小院裏, “蓽門土壁，灑掃潔清，冬壹褐，夏壹葛”，“高冠草履，蒔花養魚，不知貧賤之可戚”。
他有時會把得意之作贈給少數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有壹次，壹位做官的朋友以贈千金為崔子忠祝壽，意在借此機會周濟他的生活。崔子忠卻大為惱火，把金子摔在地上，憤怒不已：“若念我貧，不以廩粟與我，乃以選人金汙我邪！”
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孫奇逢的《畿輔人物考》和孫承澤的《畿輔人物誌》，都有《崔文學子忠》傳，其中都記了“史可法贈馬”壹事。史可法、王崇簡、崔子忠都是左光鬥任提學禦史時拔識的順天生員。到崇禎後期，史可法已負天下重望。
某日，史可法經過崔子忠家門，發現他已揭不開鍋，於是將坐騎留給了他，自己徒步回家。崔子忠將馬牽到集市上賣了四十兩銀子，很快將錢揮霍壹空——“呼朋舊痛飲，壹日而盡”。其豪爽狂放至此。然不久之後，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進了北京，他躲進壹個土室中絕食而死。
在北京期間，崔子忠還與文學家錢謙益有過交往，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對崔子忠的身世作了詳細的記述。這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有關他的詳細傳記。錢謙益稱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
在評價崔子忠的畫時，他說：“慕顧、陸、閻、吳遺跡，關、範以下不復措手”。這是說，崔子忠所追求和師法的是晉代顧愷之、陸探微、唐代閻立本、吳道子、五代關仝、北宋範寬這些前代大師，而絕不同於流俗之輩。
崔子忠的人物畫之所以出名，主要在於其創新精神和高超技藝。其人物畫題材，有表現現實生活的，有描繪古代高人逸士的。如劉履丁（晚明書畫家、著名印人）於1638年去南京任官，把北京的住宅留給崔子忠居住。崔子忠為表謝意，畫了壹幅《杏園宴客》相送。
這幅畫描寫了他們二人在劉宅花園中送別的情景。此作筆墨精妙，設色淡雅，有縹緲空靈之感。在具體表現上，衣紋做顫筆描，其顫筆描。抖動多變，折而不滯，顫而不散，加強了衣服的質料的柔軟質感和隨風飄曳的動勢，形成了壹家風格。
此外，崔子忠對古代的道教人物很感興趣，他畫過壹幅龐大的《許旌陽飛升圖》。許旌陽為西晉時期的道教人物，因其曾為旌陽令，被道教徒尊為旌陽真君。此畫***畫了40個人物，另有雞犬。史傳許旌陽成仙後，全家及雞犬42口飛升上天。
今上海博物館還藏有崔子忠的《雲中玉女圖》，畫中的玉女立於雲端俯視人間。人物面目清秀，體態修長。衣紋以戰筆，彩雲團亦以戰筆，紋如水波，手法非同壹般。
縱觀崔子忠的人物、仕女之作，畫風遠追晉唐意趣，不囿於宋元窠臼。畫法近於南唐的周文矩，衣紋多屈曲轉折，墨色靈秀，設色清麗。此外，他亦工肖像畫，人物畫聞名大江南北。許多人物畫，襯以山水景致，設色清雅，有飄渺空靈之感。
崔子忠不遺余力地以紙筆頌揚歷史上的隱逸君子，是其人生觀的曲折表現，也是明末文人走投無路、徘徊苦悶之心理狀態的真實反映。他雖居“京師”的鬧市，卻過著清苦無為的生活，很有隱者之風。
由於物質條件貧乏，又不肯寄人籬下，侍奉新主，所以只好將自己餓死。也許有人覺得他不識時務，死得太冤，然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對於性情孤傲的他來說，這個選擇或是真正的死得其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