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謙小說的總體特色是什麽
這樣的比較結果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逼近“原生態”，但角度嫌單壹，手法嫌單調——相對於李銳《厚土》
直寫“生存本能”，但經驗細節欠突破——相對於楊顯惠《定西孤兒院紀事》
內斂、克制，但深層少沖突，整體欠張力——相對於前蘇聯巴別爾《騎兵軍》
講求簡筆、留白，但人物嫌簡平、“風景”顯固態——相對於趙樹理作品
語言“原汁原味”，但稍嫌簡化做作——相對於趙樹理、韓少功、李銳的方言實踐
曹乃謙的創作，尤其是最代表其風格和成就的《黑夜》，其核心主題就是壹句話:“食色，性也。”這種直逼、並且固守“原生態”的寫作，在當代創作中特色鮮明但並非獨壹無二。李銳在1989年發表的《厚土》系列也是要“撥開這些外在於人而又高於人的看似神聖的遮蔽，而還給人們壹個真實的人的處境”(見《後記》)。《黑夜》的寫作時間和地域都與《厚土》相近，但相對於《厚土》，《黑夜》在篇幅上厚了，在意蘊上卻薄了，主要原因是將人物從其所屬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孤立了出來，單純受困於本能欲望。在藝術手法上，曹乃謙專註於經營對話，特色突出，但也嫌單調。
單調和重復是曹乃謙創作的壹個比較顯見的問題，“壹兩篇驚艷，壹兩部沈悶”是較為普遍的閱讀感受。之所以形成這樣的感受，除了創作主題的單壹和敘述方式的固定化外，還有更內在的原因——宏觀上:價值缺乏對立、結構張力不足；微觀上:細節經驗缺乏突破。
讀曹乃謙《黑夜》的感覺與讀巴別爾《騎兵軍》的感覺明顯不同，前者如履平地，後者如登峻巖。《騎兵軍》的緊張感來自作品內部蘊含的巨大的文化價值沖突——作家作為壹個猶太人卻向往成為其“天敵”哥薩克人。而在曹乃謙這裏，在將所有的問題都指向“本能”的同時，也將所有的價值都壓向了平面。
當然，寫“本能”並不是問題，關鍵是如何對“本能經驗”進行突破。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就是專註於寫“本能”，主題更單壹到只有壹個——餓，22篇故事寫的就是壹件事:人是怎麽被餓死的。然而，讀完整個系列，妳會發現，這些作品的震撼力居然具有驚人的可重復性和可持續性，其原因是由於構成這些故事的“核兒”的生命體驗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帶著沈入地獄者最後的掙紮和哀號。曹乃謙的創作基本上是把讀者帶到“底線”處就止步了，在他“留白”的地方，是楊顯惠真正的起點。除了藝術追求不同外，這裏恐怕還是顯示了曹乃謙“下生活”的深度還不夠。即使寫“在人間”的生活，也缺乏足夠紮實鮮活的細節支撐，在壹些地方，看得出文人想象的局囿。
簡筆、留白，是曹乃謙重要的藝術追求和成就，從中可以看到與林斤瀾、汪曾祺壹脈相承的藝術風格。但有的時候簡筆也真成了簡略，使人物簡平，缺乏厚度。比如那篇讓馬悅然先生特別贊賞的《女人》，題材其實是趙樹理在1950年發表的《登記》中就處理過的。溫孩女人新婚之夜為什麽不願意“脫褲子”？被毒打時是什麽感受？這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整治女人”的規矩到底該不該破，能不能破？這些曹乃謙用簡筆“留白”的問題，正是趙樹理當年深挖細寫的。在趙樹理那裏我們看到的“女人”不是像影子壹樣的“毛驢”，而是渴望“翻身得解放”的“受苦人”。馬悅然稱道曹乃謙“冷靜狀態之下藏著對山村居民的真正的愛，對他們的艱苦命運的猛烈的憎恨”，但對比壹下趙樹理在筆下人物身上投註的愛與憎，曹乃謙的“不動聲色”裏多少還是有壹種“寫風景”式的超然物外，而這樣展示出的“風景”難免是固態的，也是平面的。
“原汁原味”的方言構成了曹乃謙創作的另壹重要特色，由此馬悅然也稱之為“壹個真正的鄉巴佬”。相對於趙樹理的“將方言化入普通話”，曹乃謙對方言的運用顯然更“徹底、直接、全套”。但有趣的是，趙樹理雖然很少直接使用方言但滿紙“土味兒”；曹乃謙照搬“土話”甚至“臟話”，背後卻隱約可見“詩味兒”、“洋味兒”，給人的感覺是壹種文人精心選擇的方言。究其原因是，在趙樹理這裏，方言只是手段，目的是文藝的“民族化”和“大眾化”。而在曹乃謙這裏，方言本身已經有了意義，滲透了作家的語言意識，乃至“最中國的才是最世界的”的文化意識。曹乃謙突破了趙樹理等前輩作家使用方言的限度，但在與方言的內在親和性上還有距離；而在現代語言意識的維度上，相對於李銳在《無風之樹》《萬裏無雲》中的創造性和韓少功在《馬橋詞典》中的顛覆性，曹乃謙又稍嫌拘謹簡單。
以上從幾個方面討論了曹乃謙作品的不足，需要申明的是，這樣的品評是苛刻的，是在將其分別與該方面表現“最壹流”的中國作家、乃至世界級作家的比較中做出的——這當然不能掩飾，曹乃謙在二十年如壹日的創作中，特色突出、風格穩定、成就斐然，在當代眾多隨風而動、面相模糊的作家中，他風光獨具，堪稱優秀。當代文學批評不該忽略這樣壹位作家，將來的文學史也應給予其恰當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