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歲了，又壹次被采訪弄哭
無論多轟轟烈烈，總會有人走茶涼。
有壹個人，不追熱點，專撈“ 涼點 ”——
那些被熱搜拱擡後，又晾到壹邊的人。
翻七番後又虧掉身家的炒幣青年，剪掉長發後的“殺馬特教父”，回歸社會的“大力哥”……
采訪者陳曉楠。
她要追問熱搜的下落。
因為壹個人註定只能短暫地活在熱搜裏。
當失去了萬千的矚目，他獨自走回現實時，要如何拾起生活本身的分量？
這次陳曉楠帶著她的新節目《無話不說》回歸。
也為我們帶回了壹個名字——
陶勇 。
壹時想不起來嗎？
喧囂遠去了，但要有人聽見篤定的回聲。
2020年1月20日。
壹男子在醫院門診樓持菜刀傷人，三名醫護人員和壹名群眾受傷。
其中，眼科大夫陶勇頭部、胳膊多處被砍傷，手掌肌腱傷勢嚴重，現場地板上滿是鮮血。
雖然脫離生命危險，但對於手術精細度要求極高的眼科來說，這無疑是對陶勇大夫職業生涯壹次可怕的打擊，很可能再也拿不起手術刀。
誰也沒有想到，這壹切會發生在壹個醫術精湛、和藹可親的醫生身上。
陶勇1980年出生在江西南城縣的壹個小鎮。
從小品學兼優，17歲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部。
壹家人火車上站了兩天壹夜來到北京，在天安門前抱頭痛哭。
用陶勇自己的話說：
“好像壹切的人生就是幸福的大道。”
2002年陶勇進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攻讀眼科博士。
畢業後成為壹名眼科醫生。
從業十余年，看診病人十萬余人計，做手術15000余臺，發表高水平論文近百篇。
年紀輕輕，就是全國最頂尖的眼科專家之壹。
壹次惡性傷醫事件。
壹片惋惜之情。
壹輪憤怒的輿論聲討。
但是熱搜平息之後，壹切會自動歸位嗎？
我們不敢想象。
《無話不說》是陶勇醫生出院後第壹次接受視頻對談。
住院期間曾有很多人向他發出邀請。
但他選擇了陳曉楠。
為什麽？
當然，這句開場白有奉承、破冰的成分。
但背後暴露的心跡：
“我是真的怕了。”
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面對外界他早已築起厚厚的心防。
壹位被醫鬧重傷的受害者。
面對鏡頭沒有憤怒，沒有控訴，他竟然在“懺悔”——
其實這些年我變得更加膽小了。
我原來不敢說，但是我現在決定說。我也有時候很痛恨為什麽我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陶勇是壹個膽小的人嗎？
按照他的說法，他其實是個心挺大的人。
在後期治療中，陶醫生的身體情況逐漸康復，心理狀態健康。
但他的同事出現了嚴重的PTSD癥狀，以至於需要藥物介入，進行緩解性治療。
但壹個再樂觀、堅強的人，也不可能對這樣的創傷視若無睹。
他怕什麽？
又為什麽怕？
那些醫患矛盾下的掙紮和糾結，那些被熱搜掩蓋的心路歷程，在當事人的敘述中娓娓展開。
同以往發問者的角色不同，陳曉楠這次更像個傾聽者。
對談中她始終紅著眼眶。
克制眼淚流下來。
在整個訪談中。
陶勇在談論的事，不是他和傷害者之間。
而是在於他自己的內心——
妳還是妳當初選擇學醫的初衷嗎？
對他來說，“醫學”有三個階段。
第壹個階段——
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壹個匠人，壹個手工藝者。
第二個階段——
開發出新的手段，解決更多目前解決不好的問題。
第三個階段——
信仰。
Sir相信，信仰二字毫不誇張。
因為選擇做壹名醫生，除了需要仁心，還要鐵膽。
中國醫師協會曾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醫院場所暴力傷醫事件逐年遞增。
每年每所醫院發生暴力傷醫事件的平均數從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
2012年暴力傷醫事件出現高峰，隨後有所下降。但在2016年又呈現上升趨勢，2016年全國發生典型暴力傷醫案例42起，***導致60余名醫務人員受傷或死亡。
2019年上半年被公開報道的傷醫事件就有34起。
他們當中，有拉橫幅或逼醫生下跪的。
有過於激動直接毆打醫生或借助工具打砸鬧的。
甚至還有帶著炸藥來威脅的。
以往，我們將他們統稱為醫鬧者。
這些人究竟面目如何？
有的醫鬧者為錢，或賴，或訛。
還有的是無法解釋的荒謬。
遇襲後，陶勇反復在腦海裏檢索，到底和哪個患者結下了仇。
在得知砍人者身份時，他特別驚訝。
那是壹個懷柔的農民。
他沒有家屬，雙眼生下來就上千度的近視。
找到陶勇醫生之前，他已經做過三次手術，很多醫生都表示束手無策。
但陶勇醫生還是決定給他做手術。
兩個小時的手術，無數次想放棄，但還是堅持了下來。
陶勇認為手術是成功的，給了病人最好的效果。
但結果卻是，患者治好眼睛後，拿著刀向醫生沖過來了。
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去年。
19年10月，甘肅某醫院肛腸科副主任醫師馮麗莉在給患者做檢查時，被曾經的患者連砍數刀，胸腹部多處嚴重致命傷，最終不幸身亡，年僅42歲。
而患者起殺心的原因，是3年前因患直腸癌，為了保住他的性命，馮主刀進行改道造瘺手術，切掉肛門，患者需要終生攜帶糞袋生活。
於是，他把痛苦和怨恨，發泄給了救過他的醫生。
醫生能醫治病痛。
卻治不好這個社會的痼疾。
節目中，陶勇向陳曉楠說了自己的壹段經歷。
上學期間，他有次跟著兒科的老師值夜班。
淩晨兩三點，病房門被突然敲開。
壹名男子抱著壹個出生沒多久的孩子，滿頭大汗，說小孩不行了。
老師二話沒說。
什麽掛號啊，手續啊，都不管了。
直接把孩子接過來，在搶救室奮戰了兩三個小時。
最終，孩子還是沒能救回來。
醫生把孩子抱給了家長。
家長鞠了個躬，把孩子帶走了。
這是陶勇醫生第壹次目睹醫患關系——
從頭到尾，醫生連壹分錢的事兒都沒提。
盡管孩子沒有搶救過來，家長也沒有任何怨言。
這次經歷，奠定了他的壹個信念：
而這份信念，卻在他工作過程中持續受到沖擊。
每天上班之前，他都要進行心理建設。
為什麽？
有兩種可怕的病人心理——
壹是，妳必須專屬為我服務。
陶勇醫生說只要他走進醫院，就有無數個人會有無數個理由要求得到照顧。
只有無視，才可能獲得壹個相對寧靜的看病環境。
二是，妳必須給我治好了。
陶勇醫生被砍傷前壹個月給壹位得病毒性眼病的孩子進行治療。
家屬不知道從什麽途徑得到了醫生的手機號。
經常長篇累牘地發來短信。
針對每壹個治療的細節，甚至脫離了醫學本身。
什麽是最好的藥；什麽是最好的手術，治完了得是最好的結果。
陶勇醫生都不敢給病人打針了。
因為對於免疫力低下的兒童，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很難保證治療效果會怎麽樣。
說到這，陶勇醫生反問陳曉楠：
如果您是我您會怎麽辦？
兩人心照不宣：
- 很難
- 很難
太多人無法理解，醫生並非全能。
也不願意理解，人類在有些疾病面前的無力回天。
他們把醫院當成了保險箱，卻完全忽略了所有的治愈，不過是概率事件。
△ 紀錄片《人間世》
在紀錄片《人間世》中的壹個事例，2018年，上海瑞金醫院。
壹位病童的患者家屬追著兒科ICU的大夫朱明鈕，問為什麽不能轉科室。
朱大夫腳步很急，語氣更急。
因為眼前有更危險的病人，等著她去救治。
盡管事出有因，但朱大夫還是遭到投訴。
患者家屬不但向醫務處投訴，還打了市民熱線。
朱大夫被壹個個求證、問責的電話，弄得焦頭爛額。
看來家屬並不理解，甚至不相信朱大夫匆忙的解釋。
反而大夫嚴厲的語氣，刺激了家屬脆弱的神經。
壹個細節，看出朱大夫的無奈。
接到調查電話時，已經不耐煩聽到那邊的聲音；
通話結束後，她重重地把話筒敲在電話座上，然後疲憊不堪地扶著額頭。
她沮喪、委屈。
不僅因為自己的勞累。
更因為科室裏明明還有這麽多等待救治的孩子，而她卻不得不把壹天的時間，都浪費在無理取鬧的事情。
當陶勇被問到要花多少精力應付醫學之外的事情。
他無奈地回答——
90%。
壹名優秀的，想要為患者服務的醫生，卻無法將精力集中在醫療上，乃至性命都有可能不保。
那還談何發展、科研、自我提升？
這個疑難雜癥，靠醫生自己，遠遠無力醫治。
陶勇是個膽肥的醫生。
他做的許多事，同行都覺得不可思議。
例如給病人墊錢，去救壹些有傳染性的艾滋病患者。
他的門診不“限號”。
因為限號意味著病人要拖家帶口，在北京找賓館，找吃的，花錢又費時間。
他實在不忍心。
2009年，陶勇參加公益醫療隊去江西樂安為當地患者做免費白內障手術。
出發時老師壹再告誡：
做不好，成為職業生涯中的汙點；也可能人家正缺錢，做壞了正好要妳賠。
當地有壹位王阿婆，就是“復雜”病例。
患了特別嚴重的白內障，重到沒有光感。
條件很差。孤家寡人，曾經有兒子，因為礦難喪生。
身體也不好。肚子裏長著壹個大瘤子，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但阿婆還是想做手術。
她說當地有這樣壹個風俗，死的時候入殮，穿在棺材裏的那個壽衣，壹定要自己親手縫。
如果不親手做，到那邊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陶勇糾結過，但後來還是給老人進行了手術。
回去之後，當地聯絡員告訴他老人術後壹個星期就走了。
但阿婆特別高興。
因為在那壹個星期裏，她用恢復視力的眼睛，趕著為自己縫了壹件壽衣。
壽衣上，阿婆把她老公和兒子的照片，縫死在口袋裏。
陶勇很欣慰。
他說他不光救了阿婆，更救了自己。
但發生了那件事後，陶勇也開始害怕。
他怕的是那種被不信任攪動的人心泥沼。
以至於他曾經的信念開始松動。
不自覺地想要篩選自己的病人。
但更可怕的是。
醫生怕了，我們還不怕。
壹次醫鬧，足以阻礙醫院的正常運轉。
壹次傷醫，除了危及醫生的生命，處於更危險的境地。
根據《中國醫生職業狀況白皮書》，截至2018年1月9日，中國 66% 的醫師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醫患沖突，其中經歷過語言暴力的占 51% 。
他們每天面對著惶恐、焦慮、絕望、孤註壹擲的心情，沒有哪個職業像醫生這樣，長時間暴露在低燃點、高能量的人群中。
靠壹味地歌頌白衣天使，贊揚醫德，就留得住他們嗎？
《人間世2》裏就有醫生感嘆，再這麽鬧，就沒有人接下來敢做了。
我們是否還要沈默和忍讓？
沈默和忍讓的後果，已經把我們震撼過壹次。
重慶公交墜江事故。
壹名乘客因為坐過了站，要求司機中途開門停車，這不符條例，更何況此時行駛在大橋上，無法停車。
但乘客不管，她偏要下。
於是便鬧——
用手機，壹次，兩次……砸向駕駛員。
忍無可忍的駕駛員出手還擊，公交車失控撞斷大橋護欄墜入江中，車上15人全部遇難。
這件事的可恨在於，壹個不遵守規則的人，讓更多無辜的人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憤怒。
也清醒了——
我們都是同壹輛車上的人，沒有人可以在鬧事者面前置身事外。
而醫鬧者，不也是在讓我們每壹個人岌岌可危嗎？
因為把希望寄托於每個人的通情達理，對每個人的底線抱有不切實際的樂觀，無疑是在坐以待斃。
在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後，我們得到了什麽教訓？
是不再沈默，挺身痛扁鬧事者——
是亡羊補牢，加重懲罰，設置駕駛員屏障——
因為我們不想等到下壹次悲劇發生時。
車上坐的是自己。
而對傷害醫生的惡性事件呢？
我們該做點什麽。
讓傷害遠壹些，再遠壹些。
在整個訪談中，讓Sir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說起那個傷害他的患者，陶勇醫生沒有表現出壹絲憤恨。
相反，他處處嘗試著理解對方的處境。
他相信那位患者在成長中肯定受到了很多冷眼，對社會的壹種仇恨可能壹直埋在心裏頭。
他支持這位行兇的患者受到法律制裁。
但他也想到。
對於衣食無著的他，坐牢或許是更好的生存選擇，以為這不用再掙紮、受苦。
如今陶勇醫生雖然已經出院，但受傷的手依然行動不便。
很多神經沒有知覺。
但他仍心懷感恩。
能死裏逃生，是因為有三個人為醫生擋刀。
醫學的領域，充滿了各種的交織。
肉體的痛苦，心靈的創傷。
這些都讓陶勇醫生學會看待人性。
除了惡，還有善。
六年前，他治療過壹個身患白血病，五六歲的小女孩。
父母帶著她找到陶勇醫生的時候，已經跑遍了很多醫院，但都拒絕給小女孩治療。
因為情況太差，皮包骨，雙目失明。
即便像陶勇這樣經驗豐富的醫生，看到小女孩的情況也倒抽壹口涼氣。
但陶勇醫生還是鼓起勇氣給小女孩治療。
原因很簡單。
女孩母親對醫生完全信任。
而且小女孩特別堅強。
治療過程中，陶勇要往女孩的眼睛上紮針。
小女孩不用麻醉，只要點壹滴麻醉效果很弱的眼藥水，還給醫生講笑話。
紮了10多回。小女孩不疼嗎？
怎麽可能。
他們家為了治她的血液病，家裏的房子賣了，家底也掏空了。
她說她要給她爸媽省點錢。
結果奇跡發生了。
小女孩眼睛視力恢復到0.5，還參加了壹個繪畫比賽拿了第壹名。
第壹名有5000塊錢獎金。
即便是這麽困難的家庭。她又捐了1000塊錢給了壹個比她還要困難的孩子。
那個男孩子是雙眼惡性腫瘤。
陶勇受傷之後。
這個最終雙眼眼球被摘除的孩子的爸爸，要把那1000塊錢捐給陶勇醫生。
講完這個故事後，陶勇醫生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