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那些字典詞典？從夏商周到清代，我只查到《爾雅》，《說文解字》，《康熙字典》，還有嗎？
公元1773 - 1783年（乾隆37年正月到47年7月——見《提要》“聖諭”和“告成進表”），清政府用十年時間在全國範圍內搜集圖書，編定《四庫全書》，同時編纂了壹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提要》）。《提要（卷四十）·經部·小學類·序》：“以《爾雅》以下編為訓詁；《說文》以下編為字書；《廣韻》以下編為韻書。”並號稱“體例嚴謹，不失古義。”其中錄列當時所能搜集到的字詞典***210部，包括訓詁12部、字書36部、韻書33部，和所謂“存目”（《提要》：“經聖（乾隆皇帝）鑒（閱覽）洞燭其妄者，則亦斥而存目（排斥而列在“另冊”）”）129部。這個統計肯定不完全：因為古籍由於歷代戰爭、天災人禍而散失，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四庫》編定之後又出版的，如很有影響的《說文解字註》、《說文通訓定聲》（也是在太平天國的戰火中幸存下來的〔見《說文通訓定聲·序》〕），不可能在內；可以作為它所謂的“字書”入列的明·梅膺祚纂《字匯》，收字33179個，是壹部大型字典，即使《康熙字典》也常為引用，卻不列入；“古代詞海”《佩文韻府》又被列入“集部·類書”。
在這眾多的字詞典籍中，影響最深廣久遠的是《爾雅》（邢昺疏：“爾，〔邇〕，近也；雅，正也。〔爾雅〕，言可近而取正也〔靠近它、憑借它，就可以得到對事物的正確理解。〕”）。《爾雅》出現最早。《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叫魯哀公學《爾雅》。”那麽早就有這麽壹本書，作者是誰？據《廣雅》（增廣《爾雅》而作，故稱）的作者、三國魏初的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壹篇，今俗所傳三篇(現在世面上所流傳的是三篇)。”則《爾雅》的作者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據說從孔子起直到西晉，其間有很多人為它作註補的工作。到東晉初，著作郎（大約就是文化部長）郭璞殫精竭慮，對《爾雅》作了深入的研究，著作了集《爾雅》研究之大成的《爾雅註》，《爾雅》才定型下來。《爾雅》定型於晉的其它原因就是從東漢許慎以後，學者不再為《爾雅》做增刪的工作，而是自己另起爐竈自編新書了，如三國的張揖就編纂了《廣雅》。到北宋初，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國子祭酒（太學校長）爵賜上柱國邢昺又為郭璞《爾雅註》疏解，作《爾雅疏》，使其更完備。因為歷代“說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提要》語），為歷代所重，至唐宋就被列為《十三經》之壹。現在我們所說的《爾雅》，就是郭璞註邢昺疏的《爾雅》。中華書局出版1980年10月第壹版《十三經註疏》中就有這部《爾雅》。
《爾雅》之外，成就最重，影響極大，在字典詞典的編撰思想、體例、體系等方面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典籍就是《說文解字》，世稱《說文》。它的作者是東漢中前期的許慎。許慎，字叔重；博通經籍，職任太尉祭酒，有“五經無雙許叔重”之譽（見《辭海》）。“許之撰《說文解字》，用功伊始，蓋恐失墜所聞也，自永元（漢和帝年號）庚子（公元100年）至建光辛酉（漢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凡歷二十二年，而其子沖（許慎之子許沖）獻之”（見《段註說文·第十五卷》）。自《說文》出，“魏晉以來言小學者皆祖慎（都把許慎當祖師爺，學習他、效仿他）”（《提要》語）。《說文》“推究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主要是前四種）之義”，用“分部類從（按偏旁部首分類，同部首的為壹類）”的思想，編排全書，構成體系，形成體例。自然引導出“部首檢字法”，成為後世歷代字詞大典甚至大型圖書系列的編排方法的先驅。《說文》的主要成就是：1，把自古以來的各種形體（篆、籀、隸、行、草）的文字，“以小篆為宗（以小篆字體為全書之線索、綱領）”（《提要》語，即《說文·敘》“敘（《提要》作“序”字）篆文，合以古籀”），貫通古文篆籀(大篆)，加以整理，對漢文字的形體首作規範。2，用六書的內在聯系系統地分析字形、解釋字義，創立了自我圓通的“以形釋義”的理性體系（段玉裁註：“《說文》，形書也。”“合所有之字，分別其部，每部各建壹首（部首）。而同首者，則曰‘凡某之屬皆從某’。於是形立而音義易明”），這是許慎集漢代自“獨尊儒術”以來“說字解經”的合理內核之大成而弘揚創造的結果。3，由於《說文》的構建體系是分部類從，同“形旁”（部首）的字都在壹塊兒，意思相關，所謂“凡□之屬皆從□”（凡是與某義有關的壹類字，都有某部首。如，依、伏、仁、停、像，它們的意義都與“人”有關，就都有“人”字旁）；形旁以外的部分就是“聲旁”，同聲旁的，讀音相同或相近。這樣，就開創了揭示“漢文字之三要素（形體、意義和讀音）”的必然聯系的先河。段玉裁註：“《爾雅》《方言》……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為書，因形以考音與義，實始於許，功莫大焉。”
《說文》問世之後，據《提要》統計，有晉·呂忱、唐·李陽冰、五代十國·南唐·徐鉉徐鍇（世稱大徐小徐）兄弟二人、南宋·李燾為之作增補正偽工作，據徐鉉說，“陽冰之後，諸儒箋述”（徐鉉等《上〈新修字義〉序》，以下簡稱“徐鉉《序》”），人數當不會很少。其中過大者李陽冰，功高者徐鍇。本來《說文》到李陽冰（大歷年間——公元766 - 780年人）手裏時，已流傳六百多年，可想其間傳抄刊刻之訛誤必不在少；但他“刊正”而成的“《說文》新義”“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徐鉉《序》），“曲相排斥，未協至公（很不公正）”（《提要》），反成為對《說文》的竄改，受到徐鍇《說文系傳》的系統反駁批評。由於證據充分、辨正清晰，再加上徐鉉的考證，“使許書原貌漸明”（上海古籍出版社《說文·出版前言》）。二徐少孤，皆早慧，成人後都在南唐做官，大徐還做到吏部尚書，都有不少著作（見《宋史·徐鉉傳》所列）。《宋史》說小徐“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提要》說“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見《南唐書》本傳。”《提要》的說法可靠點。大徐在南唐破後，隨後主李煜降宋（其情節酷似劉禪主仆降魏），後奉旨校訂《說文》，正字形，去偽訛，增釋義，定字音（“並以孫愐〔《唐韻》著者〕音切為定”〔徐鉉《序》〕），使《說文》終定典型，世稱“大徐本”。大徐以後被誣坐罪死於貶所，年七十六。如果小徐（少小時即善小篆）緩死，成就會更大。“大徐本”“小徐本”的《說文》成為自宋至今歷代字典（如宋代的《廣韻》《集韻》《類篇》、元代的《韻會》、明代的《字匯》《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當代的《漢語大字典》）的必引本。
清代小學（段玉裁註：“謂之小學者，八歲入小學所教也〔啟蒙之學、起始之學〕。”）大盛。大名鼎鼎、赫然於眾目的《說文》成為學者們註意的焦點，所謂“有清中葉，魁傑巨儒朋起，鉤研經訓，竟崇許學，名為專家，更仆難數（派人輪流換班地清點也難以數得清）”（衛瑜章《段註〈說文解字〉勘誤·自序》）。其中成就突出者，四大家。上海古籍出版社《說文·出版前言》說：“王筠《說文釋例》《說文句讀》重於形，桂馥《說文義證》偏於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重於聲，惟段玉裁《說文註》形、音、義三者並重。”其實朱氏之《訓》也很重視六書之義的內在聯系，並能全面圓通漢字形音義三者之正理。這時候，《說文》的幽涵奧義，漢字的“三要素”關系就“大放光明”了。
因為《說文》是開山大作，又是漢字簡古濫觴之時，難免粗略梗糙。所以“許慎註解，詞簡義奧”（徐鉉《序》），“訓詁簡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故其）諧音諸字，亦每難明”（《提要》）。再加上“篆書湮替，為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又“《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徐鉉《序》）所以，宋太宗下詔：收集天下《說文》遺本，“委徐鉉等點檢書寫雕造，無令差錯，致誤後人。（雍熙三年〔公元986〕十壹月□日牒）”實際上，徐鉉等所作的遠不止“點檢書寫雕造”（見上文）。大徐本問世之後，新的問題仍不斷產生。許慎《說文解字·自敘》“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五千三百四十字”，許慎又采集網羅，成“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徐鉉增的也很少。而社會發展，文字“遞有增加”，且註音讀音愈益重要（南宋曾慥《類說》引《古今詞話》“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雲：‘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試官亦閩人，遂中選。”“道”“德”二字都分不清的人居然中選，說明“宋初程試，用韻尚漫無章程”〔《提要》〕），於是歷代政府和學者不斷編修註音良好的“韻書”壹類的、且規模更大的字詞典，最後（公元1012年）終於出現了“大宋重修《廣韻》（唐朝孫愐等增廣《切韻》而著《唐韻》，後又有嚴寶文、裴務齋、陳道固三家作增廣《切韻》的修訂工作，並都稱《廣韻》，所以宋初的《廣韻》稱“重修《廣韻》〔也就是壹般所說的《廣韻》〕”〔見《提要》〕）”和《集韻》（公元1038 - 1068年）。
因為中古以前，“三代秦漢所讀之音，與今不同也。”“六朝以後之韻書出而古言（音）漸亡。”（清·郝懿行《爾雅義疏·序》。）“古韻失傳，魏晉以降，（才）創為律韻行世”（《康熙字典·凡例》）。所以，“先秦用韻現象不易在字典中得到反映，因而古韻部（指本《字表》裏的古韻）主要根據《說文解字》諧聲、中古音切和異文現象來推求。”（《漢語大字典·上古音字表說明》）可見那時的註音多麽艱難。《廣韻》收字二萬六千余個，《集韻》（為糾正所謂的《廣韻》“冗漫殊甚，亦多紕繆，或略而失當”而廣采唐代韻書舊文另編的宋修本）收字53525個，又時居中古，而承上啟下。《廣韻》《集韻》使用的註音辦法是反切法（此法之最先集成者，是隋朝的陸法言〔著第壹部切音字典《切韻》〕），這個辦法比它以前的諧音法、異文直音法都科學。它可以把字的聲、韻、調都明確地註出來（不像諧音法朦朧不明、摸棱不準），可以比直音法的使用範圍大得多（因為許多字沒有同音字，有的同音字又生僻不能讀出）。所以《廣韻》《集韻》是“研究上古和近代語音·的”“重要的”“韻書”（見《辭海》）。《漢語大字典》中“中古音以《廣韻》《集韻》的反切為主要依據”（見《凡例·十》），其《中古音字表》的根據主要也是這兩本書（見《中古音字表說明》）。
反切註音法沿用了壹千多年，也遇到壹些問題，又由於西方文化的東漸，中國人逐漸認識到這個辦法需要改革。“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字母 ……七音之傳，肇始西域，以三十六字為母，……而後天下之音總於是焉。”（《康熙字典·禦制序》）但是從唐末僧人守溫仿照梵文創制三十字母、宋人繼為三十六字母之後，綿延近千年，而徘徊不前。《康熙》自以為得“七音之準繩”，其實仍在反切上滾來滾去。直到清末，學者們才在前人的長期摸索中悟出拼音法，從此，註音法以加速度向前發展。1919年“五·四”之後，開始使用“國音字母拼音”，1957年，試行“漢語拼音”，很快得到普遍承認和應用。同時，漢文字的整理、定型工作也卓有成效地進行。可以說，到這時，漢文字、漢語言才似乎真正進入到“理想王國”。然而，本人竊以為現雖已有《現代漢語詞典》、新修《辭海》、《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的偉大成就，而“戰鬥仍未有窮期”。比如，漢語拼音的“隔音符號”在書寫時究竟要不要那麽煩；計算機中，隔音的輸入法怎麽解決；能不能解決漢語同音字太多的問題；在字詞典中，怎樣排列文字的始義、本義和逐次的引申義，怎樣歸屬文字的形音義統屬系列（《現代漢語詞典》的“gōu勾1（句）①②/勾2（句）①②；gòu勾（句）①②”式的歸屬法引了很好的路”）並確實處處圓通；……確乎任正重、路好遠……盡管語言的變化發展不是個短時期理論問題，理論歸納也要先有事實；但“任務”還是任務，“路”也正擺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