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所表現的詩人的憂國憂民情懷和推己及人的人道主義精神
——談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寫於唐肅宗上元二年(761)，即杜甫在成都草堂定居後的第二年八月，這時詩人已經五十歲。這首詩通過茅屋被秋風所破的慘狀以及屋漏雨濕苦況的描寫，表現了詩人寧願自己受凍而使天下寒士俱歡顏的人道主義胸懷。
杜甫於“安史之亂”後，經過了壹番顛沛流離的生活，飽嘗了國破民困之痛和饑寒交迫之苦。於乾元二年(759)，他“壹歲四行役”(《發同谷縣》)，到達了四川的成都。這年春天他從洛陽到華州，秋天自華州到秦州，冬初自秦州到同谷，年底由同谷入蜀。杜甫攜家帶眷，長途跋涉，壹路之上見到的是餓殍遍地、白骨滿野的慘象，聽到的是征戰不息、動亂不已的訊息，過的是“不爨井晨凍，無衣夜床寒”(《空囊》)的日子，有時甚至還要靠拾橡栗、挖野芋充饑。到了成都之後，得到友人嚴武等人的幫助，在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立了新居，他自稱為“浣花草堂”。杜甫對草堂很是滿意，打算在此長住下去，“蔔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 (《為農》)。成都政局的暫時穩定，自己由飄泊流徒轉為定居，使杜甫的心情逐漸愉快起來。“兩個黃鸝鳴翠柳，壹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 (《絕句》) 自然環境安靜優美；“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家庭生活怡然而樂；“童仆來城市，瓶中得酒還。” (《早起》)日子是多麽優裕舒適。詩人在此安居了壹年多時間，正當草堂經營得初具規模時，他避開了政治的暴雨，卻碰上了自然的狂風——
八月秋高風怒號，
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掛罥長林梢，
下者飄轉沈塘坳。
風速很快，風勢極猛，風力特大。“八月秋高風怒號”，首先點明八月這臺風季節，交代了事件發生的時間，接著於“秋高”後綴以“風怒號”，寫出了風雲突變，狂風驟至。秋高氣爽，萬裏無雲，驀地風吼如雷，震天撼地，從這天時變化之快上，可見風速之快，從“怒號”的聲勢上，足證風威之盛。接著詩人從四個側面來具體表現風力之猛：卷起屋上“三重茅”草，可見千鈞之力，茅飛渡江，可見送程之
遠；高掛林梢，可見飛揚之高；下沈塘坳，可見旋動之勢。因為址卷了“三重茅”，所以也才有到處飛灑的可能。從卷起茅草的“多”和茅草飄飛的“遠”、 “高”、 “低”幾方面把風寫得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狀，如感其力。寫風愈大，愈顯得屋破之慘。
秋風破茅屋，是詩中敘寫的主要事件，也是借以抒發感情的基礎，因而從風寫起，並緊扣住風與茅的關系行筆，因風大而茅飛，由茅飛見風勢，這不僅壹下子就點明了題意，而且為下文寫與兒童爭茅、屋破雨漏設置了條件。風本無形可睹，只有通過受風之物來表現。使風具體化，可以寫樹木折斷，也可以寫江河如沸，而詩人只收筆於茅上，筆墨集中，語言經濟。風破茅屋，詩人眼看慘淡經營的茅屋毀於壹旦，痛心疾首，他多麽想收集殘草，重新整修。可是壹群鄰村兒童卻又乘風搶草——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
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
歸來依杖自嘆息。
這壹富有戲劇性的鏡頭，把詩人焦灼的心情寫得形象逼真。南村群童看到遍地亂草，爭著拾回去燒火，詩人大聲制止也無效，他們身子壹閃就躲進竹林中去了。我們看到年老體弱的詩人，在呼嘯的狂風之中，壹面搶著去抓那些稍遲即逝的茅草，壹面呵斥行動敏捷的拾草小孩，草飛迅疾，他行動遲緩，風聲尖厲，他聲音嘶啞，更加顯得詩人的心急如焚。
這壹風中奪茅的插曲，作者意在表現愛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誣蔑群童“為盜賊”的行為。雖然詩中用了“群童欺我”、“忍能對而為盜賊”等帶有貶意的語句，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於“惜茅”，而非源於“恨童”。大風把茅草吹得到處亂飛，詩人要想收集，猶如火後拾炭；何況風還在刮，草還在飛，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矯健靈活的小孩子和他那衰老乏力的形象壹對比，更加突顯了詩人與茅屋的感情。這壹節仍然是圍繞著“茅”來寫，是風破茅屋後情節的自然延伸，也為屋上無茅而漏雨作鋪墊。詩人跌跌撞撞追不上茅草，唇焦口燥喊不住群童，只有歸來倚杖自嘆息，他壹嘆無情的天公毀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嘆無知的群童不知他的苦衷，三嘆無力衰翁難以重振家業。損船偏遇頂頭風，破屋又遭連夜雨，詩人在嘆息聲中，又迎米了新的災難——
俄頃風定雲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
嬌兒惡臥踏裏裂。
床頭屋漏無幹處，
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沾濕何由徹?
風定雨至，屋漏難眠，屋破之後，穿風漏雨，壹家人都難以入睡。“嬌兒惡臥踏裏裂”，“惡臥”是說小孩子不好好睡覺，不是壹般的“睡態不好”。因為“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床上地下已是雨水漫流，秋風秋雨冷颼颼，加上“布衾多年冷似鐵”，陳年敗絮，又硬又冷，小孩子怎麽經受得了，那裏能酣然入夢。他們在那裏亂踢亂蹬，陳舊不堪的被裏子也給蹬裂開了。詩人自從社會動亂以來，國家安危常燃燒著他的心，民生疾苦常煎熬著他的胸，使得他經常失眠。如今身在屋內，擡頭見天；躺在床上，身邊有水，眼看小兒都難入睡，自己又怎能合眼。撫事感時，萬念交集，自然通宵不眠了。
寫屋破雨漏的苦況，詩人取嬌兒“惡臥”這壹典型細節很有代表性。無知小兒原是嗜睡的，他們固然不知憂國念民，即就是風破茅屋，他們也是不知生活的艱辛的。可是現在卻不好好睡覺，由此更可想知大人壹定在那裏唉聲嘆氣，想得很多，很遠。漫漫長夜，詩人橫思縱想，千感萬慮，最後歸結為壹點——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顛，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玻受凍死亦足！
壹家處於風襲雨淩之中，詩人不拘於壹家的寒暖，不囿於壹己的哀樂，而大聲疾呼拯天下寒士於淒風苦雨之中，救廣大貧儒於水深火熱之間，這種對未來的美好願望，放射著人道主義的燦爛光華。如前所述，詩人久經喪亂而到成都，劫後余生，對安定的環境自然十分珍惜。詩人得以築成草堂是不容易的，對可以安居的草堂感情是很深厚的。這次臺風襲擊，將茅屋前的楠樹也紿拔了。“虎倒龍顛委榛棘”，“草堂白此無顏色”，(《楠樹為風雨所拔嘆》)他對茅屋為秋風所破是很痛惜的。詩人在這種境遇之下毀了安身之所，不陷在個人的悲苦窮愁之中，而是想到“天下寒士”有風雨不動的廣廈千萬間，胸懷是多麽開闊，思想是多麽高尚。
處於當時歷史條件下的詩人，目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慘痛現實，身受兵荒馬亂的荼毒，備嘗輾轉流徙的苦味，他憂國憂民，多麽希望改變現狀喲；“安得壯士挽天河，凈洗甲兵長不用” (《洗兵馬》)，“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更橫索錢”(《晝夢》)，“焉得鑄甲作農器，壹寸荒田牛得耕”(《蠶谷行》)。他希望省刑罰、薄稅斂，可是卻找不到使得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真正好辦法。杜甫找不到救治社會的藥方，徒有改造社會的願望。他這種“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舍己為人的思想很是難能可貴，對於封建士大夫來說，無疑是進步的，應該予以肯定；這種人道主義思想，也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自屈原以來文人創作的優良傳統。
這首詩由敘事和抒情兩大部分組成。詩的主旨全在篇尾的壹段抒情，激情奔放如山呼嘯，思想閃光似霓紅麗天，可是詩人卻從敘事入手，因事入情，借事抒情，抒情如水到渠成，孕足而娩。
敘事時徑情順連，由敘事到抒情，則逆義反聯。敘事按風來、屋破、雨至、屋漏的順序，依下午、傍晚、入夜、夜深的次第來寫，隨著時間的推移，風與雨的變化，寫足了茅屋為秋風所破的苦況，壹苦風卷茅草，二苦群童搶草，三苦屋漏雨濕，四苦通宵難眠。在苦之難熬的基礎上，展開了聯想，想到天下寒士如何才不苦。由自己的受寒，想到天下寒士；由自家的屋破，想到風雨不動的廣廈，由壹家的愁苦想到天下寒士的歡顏。這樣寫，聯系自然，對比強烈，寫出了新意，拓開了境界，使人感到詩人身居破屋之內，輾轉床褥之上，卻心遊四海，胸懷八荒。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語暢情酣，充分發揮了歌行體自然流麗的長處，對於擅長排律的杜甫說來，自然屬於難得的佳作。這是因為內容決定了形式，表現狂風亂雨、茅飛屋漏等，如果孜孜以求對仗工整，斤斤計較聲律的細密，則將束縛感情的宣泄。且杜甫入蜀之後，詩風也有所變化，社會生活促使詩人的世界觀、藝術觀起了變化。明代胡震亨就指出“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遘耳”，“論杜詩者論於杜世與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唐音癸簽》)卷二十五)也就是說有如此生活才有如此之詩。這種明白如話的語言，如脫口而出，無丹鉛之色，無扭捏之態，無矯飾之音，白描式的勾勒，形象逼真，動人心魄；加之語句參差錯落，基本七言，間之以短的二言，長的九言、十壹言，在慢聲中有頓挫，有助於跌宕起伏的感情表達，增強了詩的感染力。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人道主義胸懷，壹向為人所稱道，因而此詩曾被譽為富於人民性的優秀篇章。而郭老在《李白與杜甫》壹書中，卻認為杜甫“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統治階級的立場，而為地主階級、統治階級服務的”，談不上有什麽人民性。那麽，究竟如何理解這首詩的人民性問題，現在談談我們的看法。
郭老認為衡量古代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主要就是看作者是否站到人民的立場和表現了人民的感情。杜甫的這首詩中“貧窮人的孩子被罵為‘盜賊’， 自己的孩子卻是“嬌兒”；“詩中所說的分明是‘寒士’，是在為沒有功名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怎麽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呢?”我們認為這種對詩的分析不切合實際，這種觀點也難以成立。
先談“他罵貧窮的孩子為‘盜賊’的問題。秋風破茅屋，把茅草吹得到處亂撒，壹群鄰村兒童乘風搶草，詩人寫道“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這壹段風中奪茅的描寫，雖然用了“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其詞面雖帶有貶意的語言，可是其中的感情，全出於“惜茅”，而非源於“恨童”。是意在表現詩人愛茅如命的心情，而非誣蔑群童“為盜賊”的行為。詩人經過較長時間地集資，慘淡經營而成的草堂，壹旦毀於臺風之下是很痛心的。大風把茅屋上的草吹得到處亂飛，詩人想要收集，猶如火後拾炭；何況風還在刮，草還在飛，他又能抓回多少呢!用“公然抱茅入竹去”的那些矯健靈活的小孩子和他那“唇焦口燥呼不得”的衰老乏力的形象壹對比，也就更加突顯了詩人與茅屋的感情。因此詩人“歸來倚杖自嘆息”，就不純然悲嘆世風日下，風俗不淳，而是壹嘆無情的天公毀了他的安身之所，二嘆無知的群童不明他的苦衷，三嘆無力衰翁難以重振家業。詩的這部分描寫，是風破茅屋後情節的自然延伸，也為屋上無茅而漏雨作鋪墊，更為最後翻跌出“安得廣廈千萬間”的願望預設了對比條件。我們解詩時決不可淺看字面輕為詮釋，劉勰講：“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 (《文心雕龍．知音》)“忍能對面為盜賊”，不可輕解為“好忍心呵，當我面就做強盜。” (郭老的譯文) “忍能”是“竟能”的意思，“為盜賊”也只是“搶奪”之意。這和“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新安吏》)，“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 (《陪章留後侍禦(彜)宴南樓》)等詩中的“賊”、“寇盜”含意不能等同。至於說稱自家的小孩子為“嬌兒”，同樣是為了顯示屋破後的苦況。疼愛的孩子不願意睡覺，是因了“布衾多年冷似鐵”，陳年老絮，又硬又冷，加之“床頭屋漏無幹處”，雨濕後更難安睡，把被裏子都蹬裂開來了。本是希望嬌兒早早入睡，可是又無法安眠，這不更顯得屋破雨漏的苦不堪言嗎?因此，不要只從“盜賊”、 “嬌兒”的字面上看，就判定詩的內在感情。當然詩人對於搶茅草的群童和自家的孩子，因關系有親琉之別，具體情況又有利害得失，自然感情上也不是壹視同仁的，更不會愛鄰村群童勝過了自家子女。對於封建士大大來說，我們也不應作這種苛求。
再談他所要“庇”的“寒士’’的問題。郭老因為先給杜甫定了地主階級意識，因而也就認定寒士是“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其實“寒士”也就是指貧窮的人。《南史·劉祥傳》：“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能免寒士。”這裏的寒土，就是指貧微之人。再說，即使寒士是指未得功名富貴的讀書人，又怎麽不可以歸為“民”和“人民”呢?封建社會中也決不只有農民才稱之為人民的， “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