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都寫過什麽？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等八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壹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壹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壹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註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壹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壹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禦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壹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臺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誌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1962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沈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壹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壹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文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編輯本段]治學理念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裏，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壹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壹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陳寅恪的“四不講”
著名史家陳寅恪先生先後留學於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通曉梵文、突厥文、滿文等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歸國後先後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嶺南大學等數所大學。陳寅恪壹生中為人們留下了大量著作，內容涉及歷史、文學、宗教等多個領域，為後來人開辟了新的學術領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學方法，民國以來即廣為學界所尊崇。
陳寅恪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此，陳寅恪的課上學生雲集，甚至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風雨無阻地聽他的課。
此外，陳寅恪講學還註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麽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麽益處。
陳寅恪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他的學生曾經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壹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妳只查了壹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陳寅恪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由此可見壹斑。難怪傅斯年對他進行這樣的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壹人而已！”
[編輯本段]名字讀音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恪”應讀作“克”(拼音：Kè)。 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普通話（時稱“國語”）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並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 Yínquè。
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壹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話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 Yin Koh”。
[編輯本段]著作書目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非親筆所著，是學生後來根據筆記整理的）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元白詩箋證稿》
《小邏輯》
《柳如是別傳》
《金明館叢稿初編》
《金明館叢稿二編》
《寒柳堂集》
《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
《陳寅恪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