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參與的角度，簡要回答公民在公車改革的過程中能夠做些什麽
仿佛是為這個“負面典型”做註腳，被遺忘很久的公車改革，最近再度延燒成熱門話題。公務用車改革迄今已16年，失敗是毋庸置疑了。在我看來，研議公車改革接下來應怎麽做之前，首先要解決的，是對既往公車違規情事的處置。
道理很簡單，所謂“控制公車總量和配備”等主張，早已是陳年濫調，縱然三令五申，也無法改變公車失控的明顯事實。現在要追問的是，在明令禁止之下，這麽多年為何沒人對此追責？為何沒人因此受罰？與此形成尖銳對比的，是2009年德國衛生部長施米特涉嫌公車私用，被迫辭職；是2008年臺灣“立法院”副院長曾永權新車過於豪華，遭民進黨抨擊，因此換車……
對中國大陸公車超編濫用的現實，我們不妨引入“行政吸納政治”話語來進行檢驗。
“行政吸納政治”是香港學者金耀基的概括，最初用來解釋英治時期香港的政治體制，所謂用開放政府管理體制 （行政）的方式來吸納精英的民主參與（政治）。這個概念，後來被北京學者康曉光用來解釋中國大陸的現實政治運作，認為這是大陸保持政治穩定的體制之源。
不過，這種“行政吸納政治”體制對政府的改革（而非穩定）能力，影響又將為何？從超百萬且逐年遞增的公務員報考人數，可以確知我們行政體制具有很強的吸納人才能力。但我認為，當精英通過行政體制的開放，而達到了所謂的“民主參與”目的後，他們的確會對體制產生認同。但這種認同本身，恰恰是使公車改革走入死胡同的重要緣由。公車超編濫用如此之普遍，卻很難在體制內“民主參與”的精英中間產生牽制與監控，就證明了這壹點。根源在於，這種認同之後，被吸納的精英無須對體制外的民眾負責。
反倒是民間自覺的拍照監督，更見成效。如河南公民呂建福3年曝光數千張特權車照片，以壹己之力勝過千萬公務員的“民主參與”。呂建福的個案，說明“行政吸納政治”的現行管理體制，無法成為當下公車改革的真正推力。如果我們的行政體制，不解決我稱之為“精英整體性監督怠惰”的癥結，改革的紅利將日漸被侵蝕。回到文章最初提及的話題，如果連最基本的日常性的公車問題都無心無力，花樣頻出的所謂政府創新，可能也泰半都流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