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論文《中國近代以來某壹職業的變遷》要求：1500字左右，主要寫從事這壹職業的人的變遷
隨著經濟和時代的發展，消費方式往往會出現相應的變化，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換言之，消費方式的變化，也是經濟與時代發展變遷的具體表現之壹。美國學者羅斯托在其《經濟成長的階段》壹書中，甚至將消費模式作為劃分時代的壹個基本標記。在不同的社會與時代中，消費方式的變化又呈現出諸多不同的特點。例如在近代中國，消費方式的變革與過去相比較，即表現出涉及面廣、變化大、影響深的顯著特點，稱得上是消費領域中前所未有的壹場革命。
在近代之所以出現消費方式的重大變革，無疑是緣於新型經濟也即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推動，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以及中國新式商業的產生和迅速發展，對傳統消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沖擊，進而直接導致了消費革命的出現。
鴉片戰爭之後，洋貨大量湧入中國，即逐漸對中國傳統的消費方式產生了某些影響。例如鴉片戰爭後的道光年間，享用洋貨在上層社會已漸成時尚。社會風氣中已開始出現某種崇洋的傾向。“凡物之極貴重者，皆謂之洋，重樓曰洋樓，彩轎曰洋轎，衣有洋縐，帽有洋筒，掛燈曰洋燈，火鍋名為洋鍋，細而至於醬油之佳者亦名洋醬油，顏料之鮮明者亦呼洋紅洋綠。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註：陳作霖：《炳燭裏談》，轉引自陳登原《中國文化史》下冊，第300頁。）。不過，最初的這種變化主要還只是限於通商口岸等少數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尚不普遍。到19世紀末，中國被迫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已增至70余個，清朝政府自開的口岸也有20多個。於是，洋貨在中國的傾銷更加暢通無阻，已深入到廣大的中小城鎮，甚至在某些鄉村也不難見到洋貨。例如在直隸的玉田，人們消費的洋貨已“不可勝數”，“飲食日用洋貨者，殆不啻十之五矣”（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第1106頁。）；即使是在雲南昭通偏避之區的商店裏，也可見到不少洋貨，包括各種哈刺呢、嗶嘰、羽紗、法蘭絨、鐘表、玻璃等，壹應俱全，而且其售價“並非貴得驚人”（註：姚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第1106-1107頁。），因而能夠為普通民眾所接受。
除進口洋貨日益增加之外，甲午戰爭以後，西方各國又通過逼迫清朝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攫取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設廠權，從而利用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就地生產和銷售各種商品。在此之前，洋商雖已在中國的某些通商口岸建廠，但為數較少，也未取得合法權利；甲午戰爭後則不僅獲取條約的認可，而且建廠數量急劇增加。於是，在中國本土制造的各種洋貨更加充斥市場。由於其價格較諸進口洋貨更低，所以也更易深入中國普通民眾的家庭，以至於“人置家備，棄舊翻新，耗我貲財，何可悉數”（註：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三聯書店1957年，第239頁。）。洋貨的日趨普及，更進壹步推動了中國人消費方式的變革。
不僅如此，洋商還將西方的生活與消費方式也直接引入到中國。包括在租界建西式洋樓和西式馬路，參與賽馬、賽船、網球、足球、業余劇社、公園或室內的音樂會等。同時，洋商還在中國創設許多與新生活與新消費方式直接相關的公用事業。例如在上海租界，1862年即出現了第壹條西式馬路——靜安寺路；1865年首次安裝了煤氣路燈，並建立了第壹條陸路電報線；1874年法國商人米拉從日本引進第壹批人力車；1882年英國商人創辦的上海電光公司開始設置路燈；次年又架設自來水管首次放水；1908年有軌電車通車，1914年無軌電車也開通。所有這些，最初雖主要是服務於租界的外國僑民，但也無不影響到中國人生活方式與消費方式的改變。不久之後，在上海南市的華界也相繼出現了電燈、電話、汽車、自來水，並仿照租界改建和新建了多條馬路。如徐家匯壹帶“市面大興，既而電車行駛矣，郵政設局矣，電燈、路燈、德律風、自來水次第裝接矣。……日新月異，宛似洋場風景”。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產生並獲得發展，更進壹步導致普通民眾消費方式的變革。隨著工商業的不斷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男耕女織的傳統生產模式以及相應的消費方式都不得不發生變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破壞之後，許多人被迫離開土地進城當學徒和做工，連婦女也進入紗廠或絲廠謀生。這樣，傳統的消費方式自然隨之改革。過去的家庭多是以土布自制衣服鞋帽，現在則以做工的收入購買包括衣服鞋帽在內的各種新式消費品。即使是在農村，也有越來越多的農戶，因工商業的發展和國內外市場的擴大，開始從事商品化的農業生產，手中擁有了壹定的貨幣，從而得以購買壹定數量的新式消費品。清末民初的湖北蒲圻縣即有不少農戶種植茶葉和麻，“民國元、二年來，茶價與麻價互漲，財力既裕，居民遂奢僭無等”，許多“農民亦爭服洋布”，中產之家更是“出門則官紗仿綢不以為侈”，“壹般青年均羔裘如膏矣”（註：宋延齋：《蒲圻鄉土誌》，轉引自嚴昌洪《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頁。）。
奢侈的高消費過去僅僅是限於官僚、地主之家，因此官僚雲集的京城往往也是消費之都。到近代，其情形則發生了某些變化，消費之都開始向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地區轉移。不僅如此，工商業越是發達的地區，消費方式的改變也越明顯和越迅速，這壹特點更進壹步表明消費方式的變革與工商業的發展緊密相關。例如上海是近代中國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地區，消費方式的變革在上海即顯得十分突出。
開埠之後的上海，進出口貿易發展之迅速和商業繁榮之程度都在全國名列前茅，也是富商大賈能夠縱情享樂而流連忘返的好處所。相比較而言，上海可以說是最早模仿和接受西方生活方式而出現近代消費革命的大都市。即使是素有人間天堂之稱的蘇州、杭州，與生活方式令人眼花繚亂的上海相比，也多有不及之處。19世紀70年代初的《申報》即曾發表過這樣的文字：“凡中國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惟洋涇浜壹區幾於無微不至，無美不臻。”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從消費觀念、消費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變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稱翹楚。在晚清，西方的許多娛樂消費方式已傳入上海，使得“蕞爾壹彈丸地”的上海，能夠“舉中國20余省，外洋20余國之人民衣於斯，食於斯，攘往熙來，人多於蟻。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煙花以快冶遊，有車馬以代步行，有戲園茗肆以資遣興，下而煙館也、書場也、彈子房也、照相店也，無壹不引人入勝”（註：《申報》1890年12月1日。）。文人墨客描述近代上海商業之繁華和娛樂之豐盛的各種詞句更是數不勝數，諸如“海天富艷，景物饒人”，“孤冢荒郊，盡變繁華之地；層樓高閣，大開歌舞之場”；“華屋連苑，離廈入雲，燈火輝煌，城開不夜”等等，這些都表明洋洋大觀的上海是壹個使人樂不思歸的好地方。中國古代的商人大多崇尚節儉，所獲利潤主要用於購買田地，但及至近代其消費觀念也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在上海各種娛樂場所奢侈消費大擺排場的各色人等中，即不乏發財致富的商人。壹些大商人的交易談判，也改在娛樂場所進行。可見，上海的現代生活對商人也有相當的吸引力。同時，娛樂方式的多樣化，又給商人提供了更多的賺錢機會。
有些研究上海歷史的學者認為，畸形發展的近代上海，稱之為當時中國的色情消費之都或許並不過分。這也是近代中國消費方式變革過程中色情消費泛濫的表現。當時的上海灘上，可謂妓院林立，名花如雲，人稱“十裏洋場，粉黛三千”，“妓館之多甲天下”。據20世紀20年代上海知縣估計，上海妓院“有名數者，計千五百余家，而花煙館及鹹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註：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上海書店1984年，第554頁。）。上海妓女的人數也多得驚人，根據本世紀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報告，租界華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達12.5%。在近代上海，狎妓冶遊已公開化，其方式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圍、乘車兜風、聽書、吊膀子白相等，種類之多頗有使人應接不暇之感，這種現象在其他許多大城市中是不多見的。有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無論男女，壹入上海皆不知廉恥”，“上海男女淫糜無恥，為中外所羞言”。但更多的上海人，特別是上流社會並不以此為恥。當時在上海流傳的所謂“七恥”中，有壹恥是“恥狎幺二”。之所以“恥狎幺二”，乃是因為“幺二”系地位很低的次等妓女。而能夠與那些地位較高的“長三”妓女廝混，則不僅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大張旗鼓地開展選花榜的活動，也反映了上海風流場的興盛。選花榜即是在妓女中選美，1882年已在上海開始舉行。許多報刊為此大肆宣傳，不少文人與嫖客各自為其鐘情的妓女捧場，有時相互之間因筆墨官司鬧得不可開交。妓女壹旦榜上有名，立刻身價百倍，其大幅玉照登於各家報紙，成為家喻戶曉的著名人物。與狎妓冶遊成風的社會習俗相適應，上海的色情業也較諸其他城市更為發達興盛，商人非但自身可以躬逢於花天酒地之間，而且還能通過發達的色情業贏利增財，遂趨之若鶩樂此不疲。
從這方面看，近代的上海似乎又是壹個藏汙納垢的黑色大染缸，消費方式的變革也存在著不良傾向。小說《文明小史》第14回所寫的壹件事也反映了壹部分人對上海這方面的憎恨：壹位青年執意想去上海讀書開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強烈反對，並說“少年弟子壹到上海，沒有不學壞的，而且那裏的混帳女人極多，花了錢不算，還要上當。……有我壹日，斷乎不能由妳們去胡鬧的。”（註：參見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0頁。）確實，近代的上海在當時的許多中國人眼中似乎是壹個花花世界，在這個花花世界中人人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為聰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為漂亮；拖著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時可以變為卷發美人；音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幾天之後可以變為儀態大方的太太。”（註：陳旭麓：《論“海派”》，載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頁。）
總之，近代的上海是壹個神奇的經濟中心和消費魔都。這種神奇不僅體現於上海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壹個以往不甚起眼的小縣城壹躍成為遠東巨埠的大上海，同時，它又是壹個無奇不有、光怪陸離的萬花筒，既使人驚訝贊嘆，又受人指責攻擊。盡管如此，上海仍以其強大的神奇魔力，吸引著全國各地乃至西方各國壹批又壹批的新移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國消費方式變革的過程中，有以下幾點值得註意的趨向：
壹是趨新趕時髦。這實際上也是近代中國商業文化的壹個明顯特征。消費方式變化中表現出的這種傾向，顯然是受到商業文化的影響。例如在商業發達的上海，各業商人無不以種種標新立異和趕時髦的方式，千方百計引導人們加入消費新潮流，以便從中獲取厚利。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推崇各種時髦之舉。19世紀末的《申報》曾發表文章對這種盲目趨新趕時髦的風氣予以批評：“此邦之人鈕於時尚，惟時之從，壹若非時不可以為人，非極時不足以勝人。於是妓女則曰時髦，梨園競尚時調，閨閣均效時裝，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頭易面，口談時務以欺世子。”（註：《申報》1897年7月14日。）受其影響，追趕時髦的消費方式與習俗也日益突出。近代上海的風氣即時時變更，以至“三數年間，往往有如隔代”。特別是“有客籍之人旅遊過此者，謂之較之兩三年前街市有不同焉，以滬上求時新，其風氣較別處為早，其交易較別處為便。而不知在土著之人觀之，則凡諸不同者，不待兩三年也，有壹歲而已變者焉，有數月而即變者焉”（註：《申報》1897年7月14日。）。類似的現象並不僅僅發生於上海，在其他許多城市中也大都如此，只是變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及上海，其原因則是其他地區商業貿易的發展也遠遠不及上海。
二是日益將消費與社交或交易聯在了壹起。在傳統社會中，除了交友和增進感情聯絡之外，消費壹般都是單純的消閑享受性活動，其方式也比較簡單。而在近代，消費的目的則日趨多樣化，有的是為了從事壹般社交活動，但應酬拉關系也成為其中非常重要的目的之壹。尤其是對商人而言，所謂社交實際上也是為了建立人際關系網，了解各地行情，廣泛招攬生意。正因為如此，消費變得更加奢侈豪華，而且方式也五花八門。包括到煙店開煙燈，上茶樓打茶圍，赴酒樓設宴叫局，上妓院吃花酒，進賭場碰和賭牌，以及到戲場看戲和在書場聽書等，都成為非常時新的消費方式。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耗費巨資。近代上海報界文人包天笑曾說：“上海那時的風氣，以吃花酒為交際之方，有許多寓公名流，多流連於此。”（註：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第359頁。）《滬江商業市景詞》也描述道：“各行貿易待評量，借作茶樓聚會場。每至午申人畢聚，成盤出貨約期忙。”無論是社交還是交易，壹旦與侈奢豪華的消費聯在了壹起，即大多帶有某種功利色彩，而不再是單純的情感互助行為。有的甚至是出於欺詐目的，通過交際酬酢謀取不義之財。
三是盲目崇洋和講求虛榮。隨著西方文化的輸入和消費方式的變化，傳統的習俗受到猛烈沖擊，中國人在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費等方面，盲目崇洋和講求虛榮的傾向日益明顯。特別是在青年闊少中，崇洋心理十分盛行，“他們看著外國事，不論是非美惡，沒有壹樣不好的；看著自己的國裏，沒有壹點是好的，所以學外國人惟恐不像”（註：《大公報》1903年4月17日。）。當時曾有人作詞諷剌這種盲目崇洋的行為：“洋帽洋衣洋式樣，短胡兩撇口邊開，平生第壹傷心事，碧眼生成學不來。”在交際酬酢日趨盛行的風氣之下，講面子、圖虛榮的消費性格也隨之產生。從當時的生活水平看，侈奢的消費畢竟只有少數富裕者能夠承受，但那些並不富裕者為了虛榮，也常常擺闊氣，穿時髦西裝，出入酒樓妓院，而實際上是“外若繁華，中多拮據，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年之受債主逼辱者，皆昔日揚揚得意目為闊少者也”；“今之被錦繡而乘車馬，飫梁肉而炫珍奇者，皆家無擔石儲者也。至於冠婚喪祭其素豐者，既動費不貲，其素歉者亦恥居人後，豈知爭壹時之體面而費數載之補苴，甚非計之得者乎旨哉？”這種現象的出現，與當時流行的商業化、功利化社會風氣有著密切關系。由於“風俗日漓，見有高車駟馬美食鮮衣之客人皆敬羨，即日事借貸人亦常能應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獨行之人，雖品行端方，文章華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註：《申報》1876年5月22日。）。在這樣扭曲的社會風氣之下，迫使許多人都不得不講求表面上的虛榮。
四是打破了以往在消費領域中的等級尊卑觀念。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中，尊卑有別，等級森嚴，這種現象即使是在消費領域中也多有體現。例如服飾、器皿等被視為社會等級標誌的高檔次消費品，過去壹般都是王公貴族、宦官士紳享用，普通民眾則無法染指。如果冒然使用就會被認為是僭越，引起封建貴族的強烈不滿和譴責，甚至帶來不測之禍。到了近代，由於工商貿易的發展和觀念意識的變化，消費已逐漸成為大眾的消費，傳統的消費等級觀念也被打破，消費中所受到的唯壹限制是金錢，只要有了錢就可以享受壹切。過去，“商賈不衣錦，中產家婦女無金珠羅綺，士大夫壹筵之費不過壹、二千錢”，現在，“無論士庶輿臺，但力所能為，衣服宴飲，越次犯分不為怪”，“向時緞衣貂帽，例非紳士不得僭，今則輿臺胥吏亦有服之。壹切器用必用紅木、楠、梨等。尋常燕［飲］享，無海錯山珍，群以為恥”（註：黃葦、夏林根編：《近代上海地區方誌經濟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頁。）。特別是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這種變化更為突出。例如上海灘上“幾至無人不綢，無人不緞”，“優伶娼妓之服金繡者亦幾視為尋常”；出門乘轎原本是達官貴人的特權，現在則“不分貴賤，出必乘輿”，“有轎役之身分超乎轎中之人者，殊可駭也”。此時，從消費方式中，已難以分辨出等級尊卑，形成了“等威不能辨，貴賤不能別”的新局面。清末上海竹枝詞曾描述說：“高車駟馬過通衢，誰識當年舊博徒，冠履於今真倒置，縉紳家世半屠潔。”對於這種現象，道學之士大為恐慌，他們驚嘆當時的社會“凡事任意潛越，各處皆然，滬上尤甚”，並諷刺那些僭越之人“體制之不諳，禮節之不聞……更不知冠裳為何物，妄人妄服，求欲列於縉紳之間”（註：參見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頁。）。盡管道學之士竭力反對，但這種變化仍以無可阻擋之勢繼續向前發展。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消費方式的變革，雖伴隨著許多消極的負面因素，並且產生了種種不良影響，但從另壹方面看，這壹變化也有其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對促進工商業的進壹步發展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眾所周知，消費水平的提高與工商業的發展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也互相促進。壹方面，工商業的不斷發展將提高人們的消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狀況，也改變整個社會的消費習俗；另壹方面，消費需求的迅速增加與擴大，也會刺激工商業在原有基礎上的進壹步發展。因此，對近代中國消費方式的變革需要從多方面予以客觀的認識與分析。
此外，近代新型商業文化的形成，對人們消費方式的變革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作為商業文化載體的商品，具有強大的活力和影響力，它在改變人們消費習俗的過程中發揮著相當深刻的影響。陳旭麓先生論及近代上海的發展變化時，即曾強調五光十色的商品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消費習俗乃至整個固有文化。他指出：“其實說怪也不怪，這是商品在改善人們的面貌，在熔解中國的固有文化。”（註：陳旭麓：《論“海派”》，載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頁。）從實際情況看，商業文化也確實推動了近代消費方式的變革。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甚或某壹時期流行某種款式或消費習俗，大多是由新的商品起先導作用。這稱得上是商業文化的另壹種重要功能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