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快遞跑單王”的賬單
在這個新壹線城市，29歲的項凱是壹家快遞網點的“跑單王”。
為了對抗三伏天，他將起床時間提早至6點之前，趕在炎熱吞沒他的精力之前完成壹天中最繁重的派件任務。由於中午悶熱得厲害，網點負責人要求“小哥們”必須留出壹小時來休整喘息，待到烈日稍收回鋒芒，這個黝黑的90後男人又會繼續自己的“暴走之路”，直至夜晚9點的燈火。
項凱不是沒有想過離開這個行業。
在這座城市待了5年，足跡幾乎都局限於方圓三公裏內，他已經熟練到看壹眼收件人名就能知道住址、3秒鐘可以爬上壹層樓，他相信自己天生適合做這份工作。
然而，仿徨總在工資單到來的那壹刻發生：老家的愛人和孩子盼來了經濟的補給，但於他而言，靠著壹份不交“五險壹金”、透支體力的工作，要留在這座城市，不敢想。
項凱的境遇，是當下中國數百萬快遞員的縮影。
近日，交通運輸部、國家郵政局、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 社會 保障部、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全國總工會聯合印發《關於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聚焦快遞群體權益保障的背後，是關於“快遞員收入”和“ 社會 保障與認同”的討論。
據中國快遞報社發布的《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和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按照全國300萬快遞員人數計算，能實現月入過萬的僅為3.9萬人，150多萬快遞員的月收入低於5000元。
快遞員派送壹件網購商品，能賺多少錢？
項凱所在網點給出了答案：小區派費壹單1.2元，寫字樓派費壹單9毛錢，扣除派件罰款、電話話費和短信費、快遞櫃使用費以及車費等開支，平均壹單下來，快遞員凈賺不到1元錢。
而在這1元錢壹單的薄利背後，是高強度的工作節奏。
網點的15名“快遞小哥”中，項凱是“派單王”，每天工作至少12小時。
項凱的6月工資單裏，實際匯票、派件收入為14378元，刨去網點支出面單成本、開票稅、中轉費、三輪車租金和罰款等6714元。此外，項凱還有壹部分收件收入。在片區內有壹些做醫療器材和做燈具建材的公司，每天有30多票，壹個件壹般收客戶4-5元，減掉網點底價和打包等費用，收壹單約賺1-2元，項凱的6月收件費為1592元。
所以項凱的收入公式是：純收入=派件費14378+收件費1592-各項支出6714元=9256元。
這份勉強接近1萬元的收入，已是這個小型網點裏最高的了。項凱說，網點快遞員平均工資為6000-7000元左右。而由於網點流動性大，快遞員基本沒有“五險壹金”等社保保障。除了留下用以支付房租和夥食等壹千多元的基本生活費，項凱會把大部分工資節余交給老家撫養孩子。
按照這份收入，可以清楚地計算出項凱每月要付出的具體工作量：
至少需派件9800多票、收件1000多票，合計要經手上萬包裹。在全月無休的條件下，項凱每天要完成300多票快遞配送或攬收。這意味著，如果按照壹天工作12小時計，每個快遞包裹僅有2分鐘的處理時間。
這看起來是壹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於壹般人來說，在上千客戶的片區裏光找到收件人的所在地就需要1-2分鐘，碰上沒有電梯的老舊小區要求配送到家的客戶，完成壹個派件要花的時間更長。
為節省時間，項凱甚至已經熟練到看壹眼收件人名就知道住址、3秒鐘爬壹層樓的速度。即使是在近來38 的高溫天裏，他咬牙堅持沒有減少送件量。為避免中暑，項凱會避開中午烈日灼人的時段，通過提早開始工作、延遲下班時間，來保證派件按時完成。
2016年，項凱只身壹人離開老家安徽亳州，來到數百公裏外的陌生城市打拼。新的落腳地，沒有熟人、沒有文憑，快遞員為他提供了迅速融入這座城市的身份。
在交通網絡發達的今天，數百公裏不算遠。但過去的5年，項凱幾乎全年無休，除了過年回鄉和家人短暫相聚，不敢生病，也沒有任何 娛樂 生活。“以前過年能回去多待幾天，現在春節也要送貨，基本上回去兩三天就得回來，要不然客戶就有可能被搶走。”
繁忙的工作、和家人的分離，這些辛苦和思念，項凱都能克服。令這個男人難受和焦慮的，是客戶投訴導致的“被罰款”。
盡管已是壹刻不得閑，項凱還是會收到壹些收件人的電話，或詢問責備“為什麽上午就顯示在派送，到了晚上還沒送到？”“為什麽沒有送到家裏來，要放豐巢快遞櫃裏？”
面對這些電話，他壹般都會耐心解釋，但最怕的就是不打電話、直接向公司投訴的客戶。壹旦投訴被認定合理，就會面臨100元罰款，如果投訴到郵政管理局，罰款更是500元起步。
除了派件及時性，虛假投遞、包裹破損、態度不佳、用戶差評……都會導致罰款。壹些客戶還會仗著罰款規則，對快遞員提出苛刻的要求，甚至制造丟件的假象“敲詐”快遞員。由於缺乏保護機制，快遞員往往只能默默承受。
“我們也很想從客戶那裏獲得些暖意或是被尊重的感覺。”項凱說。
6月，項凱的工資清單裏就有因“虛假投遞”產生的罰款。為趕派送時間，他壹不小心誤點了“壹鍵簽收”選項，原本放在收發室代收包裹標註成“本人簽收”。雖沒丟件，但收件人不依不饒，壹個電話直接投訴到了公司。項凱因此被罰100元，半天的辛勞打了水漂。
“很難保證壹個月沒有任何罰款，現在公司都是‘以罰代管’的模式，遇上苛刻的用戶只能自認倒黴。”項凱說，他的網點裏曾有因不堪罰款而辭職的快遞員。“因不熟悉業務被罰款5000多元，數額甚至超過了當月收入。”
盡管單量逐年增多，但項凱明顯感到錢越來越難賺：
派費和收件費的價格在不斷降低。尤其是收件費，原本向客戶收取7-8元壹件的價格，現在價格被競爭對手壓得越來越低，已經降到了4-5元。
按照該快遞公司的考核標準，如果網點沒有實現壹年20%的單量提升，不足的將被扣錢。所以，即使是被壓到無利可圖的收件業務，為了不丟客戶、完成考核增量，也要咬牙拿下來。這些都讓項凱任務量變得更大，而收入卻並無提升的空間。
從業20多年的“老快遞人”文濱也對此深有感觸。
20年前跑快遞，文濱很有自豪感。2000年快遞員的工資能拿到千把元，壹個包裹利潤有3-4元，壹個月派個300票日子就過得很舒坦。
在文濱的記憶中，2010-2012年是快遞的黃金時期，當時快遞員月收入平均有七八千，不比在寫字樓裏的白領差，更比幹農活賺得多好幾倍，年賺三五百萬的大型網點也不少見。
但他沒想到，這個行業如今出現太多未知數。
2017年開始，快遞行業結束了業務量年均50%的高速增長，增速下降到25%左右。行業蛋糕縮水，各家快遞公司想要繼續保持20%-30%的增長，只有靠價格戰廝殺、瘋狂內卷搶市場。
前些日子，快遞行業再次因新入局者極兔速遞燃起激烈戰火。極兔並沒有更具優勢的商業模式或效率更優的物流解決方案，而是以壹己之力，將各家公司之間原本“少賺不虧”的價格戰，拉到了“大家壹起虧，看誰扛得久”的燒錢戰之中。
在電商重鎮義烏，極兔甚至壹度打出“8毛錢發全國”史無前例的最低價，不惜以虧本價格吸引中小商家客戶。
迫於壓力，各家快遞公司都不斷降低價格，配送的利潤空間被壹再擠壓。據今年5月經營月報顯示，順豐單票收入相比兩年多以前下降30%以上，而韻達、圓通、申通的單票收入均同比下降，低至2.02元、2.04元和2.07元。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中通快遞，其壹季度財報顯示，單票價格同比下降了12.4%。
順豐近日發布的業績報告顯示，2021年上半年，順豐歸母凈利潤預計在6.4億 -8.3 億元之間，同比下滑了八成左右。
“現在已經不能用刺刀見紅來形容，是傷筋動骨了。利潤殺到這麽低，就是誰漲價誰先死、不漲價壹起等死的狀態。”文濱說。
“招人難”，是網點面臨的又壹難題。以前，看到快遞點的門頭，就會有人找上門來問“要不要招快遞員”，而現在，快遞員這壹“全年無休、薪酬不算高”的辛苦行當，已經沒有太大吸引力。幹到兩年以上，基本就算是老員工了。
中國快遞，在世界上壹直被視作“不可思議的神話”。
據國家郵政局數據監測，今年上半年，中國快遞業務量已突破500億件，比2018年首次達到500億件提前近半年，比2020年提前約2個月。
快遞行業規模和速度的崛起，激活了中國的市場經濟。這背後，有物流各個環節智能化的提升，也有活躍於末端配送的300多萬快遞小哥的功勞。
然而，行業中難以剎車的價格戰和尚不完善的保障機制，令快遞從業者們備受煎熬。
近日七部門聯合印發的《意見》，著眼於保障快遞員合理的勞動報酬，讓快遞員享受更好的 社會 保障、 社會 認同，提出了制定派費核算指引、制定勞動定額、糾治差異化派費、遏制“以罰代管”等四個方面的針對性舉措。
比如，國家郵政局已經指導中國快遞協會在部分城市開展末端派費核算試點；對於超出勞動定額的情況，將引導快遞企業考慮工作時間和工資收入等因素，讓快遞員擁有相應的勞動報酬。
多家快遞公司也在行動。比如，有的宣布出資建立“快遞小哥關愛基金”，有的表示要開始為快遞員繳納“五險壹金”。
政策的落地，本質上在於促使整個行業回歸理性、 健康 持續發展。
國慶70周年慶典的群眾遊行隊伍當中，有1000名快遞小哥。當時媒體評論：他們是新時代新職業的代表，首次亮相群眾遊行活動，說明人群的職業構成越來越多元化，折射出70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下午兩點，項凱騎上裝滿快遞包裹的三輪車，沖向烈日。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項凱、文濱均為化名）
編輯 李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