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10年半月談的半月評論.希望能幫幫忙
拒絕“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當下中國人的腦海中，有著特別豐富的想象。
它是引領現代化巨輪遠航的飄揚的旗幟，它是撬動全球化大國崛起的神奇的支點，它是普通中國人從傳統走向未來的壹個璀璨的夢想。
在中國應對後危機時代挑戰、加快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之際，城市化又被賦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當我們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趕、去推進的時候，有沒有思索過、詰問過：城市化的真諦、城市化的意義是什麽?我們需要的究竟是怎樣的城市化、為誰的城市化?
聆聽各級政府宏大敘事中的城市化構想，投身今日中國呼嘯前進的城市化浪潮，我們首先應當關註、應當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數，而是城市化的內質和價值。
許多地方正鋪開改天換地的“新造城運動”。鄉村城鎮化、郊區城市化、縣城城區化，由此引發了緊鑼密鼓的“圈地運動”，更有暗潮洶湧的“圈縣運動”。可是，如果脫離制造業服務業的支撐，僅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資產泡沫就能舉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發展、就業謀生的機會在哪裏?
許多地方正熱衷經濟增長的“新城市拉動”。意在加快城市化進程，拉動進城打工農民和失地農民的消費升級，進而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創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費的基礎是什麽?城市化並非僅僅是建制的擴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脹，城市功能的開發，公***空間的拓展，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福利的普及與提高，如何及時跟進?
許多地方正推進城市經營的“新地標活動”。政府壹味追求“現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樓房，更豪華的商務區，更宏大的花園廣場，更具動感的都是韻律……令人目眩的種種商業地標、產業地標、文化地標，往往變成造價驚人的工程，變成財富和技術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嚴如何提升?
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城市化意味著什麽?是壹種新的發展，人的創造力量的解放和財富源泉的湧流;是壹種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變革和生活品質的提升;是壹種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進步和人文價值的升華。
城市化的靈魂應是以人為本。踐行以人為本的重心在哪裏?在於堅守社會的公平正義，在於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於保障弱勢群體基本的生存條件和發展機會。我們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開掘“管理者的財源”、打造“投資者的樂園”，更當努力建設“勞動者的家園”。
看壹看身邊的城市化浪潮，我們應當警惕：不少城市借助於區區壹紙戶口登記的戶籍改革，借助於統籌城鄉壹體化的制度創新，便擁有了更多的土地資源和發展空間，同時也產生了眾多的從鄉村湧向城市的失地農民。當城市化難以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足夠的就業機會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時，“失地”和“變市民”更可能換來的僅僅是無業市民的身份。
還有億萬進城謀生的打工農民，承受著危機沖擊和產業轉型的巨大壓力，甘冒著減薪欠薪和隨時失業的現實風險，支付者種種職業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長的人生代價，托舉起城市的高樓大廈，召喚出城市的昌盛繁榮。可是，至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還被拒絕於城市的發展之外、社會之外、體制之外。讀壹讀媒體關於南京農民工凍死街頭橋洞的新聞吧，我們如何卸下心頭這不能承受之重?
看壹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們亦當清醒：交通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密集，然而，與之伴隨的是機動車對路道資源的壹再擴張，是自行車道、步行者道的壹再被擠占、被壓縮，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斷然取締。中國是壹個自行車大國，是壹個恰逢低碳社會到來、無法重復美國消費故事的國情，步行和自行車交通仍是我國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者還難以進入“有車壹族”，他們日常的出路又在哪裏?他們行走的路權如何保障?
房地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火熱，然而，與之伴隨的是房價對普通百姓的重壓和裹挾。有業內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遺憾就是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問題。當時希望通過經濟適用房既解決百姓住房，又拉動經濟增長，卻出現了有錢人買了多套經濟適用房，有的城市還沒有廉租房的政策。後來，國家下達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結果也基本踩空，從而造成民生住房體系的嚴重缺位。於是，我們在壹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壹邊的高檔社區裏居住的是擁有壹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壹墻或壹路之隔的“棚戶區”裏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來流動人口。社區圍墻，成了貧富的“楚河漢界”。
還有，城市普通教育發展中門檻不斷擡高的擇校和地產與名校牟利的“勾兌”，文化設施建設中競相攀比的豪華和風格樣式的崇洋，道路環境整治中對馬路攤點的清理和對“美麗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劇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艱辛。
當我們還在問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艱難求解之時，壹個新的城市二元結構圖像又已隱約浮現。
這裏，有城市的財力問題，有發展的階段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的執政理念，是發展的價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徑選擇。
人民城市，應當人民做主，人民創建，人民***享。
《半月談》2010年第2期半月評論：
必須從根子上鏟除“拉票”行為
堅持在幹部選拔任用過程中擴大民主，是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黨中央前不久頒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專門就擴大幹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問題提出了新的要求。
幹部選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幹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幹部選拔工作不僅是沒有群眾基礎，而且貽害無窮。任何事物在發展進程中，都不會壹帆風順，可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近年來我們在幹部選拔任用過程中擴大民主，隨之卻出現了壹些“拉票”現象。“拉票”行為破壞了幹部選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實性，影響極壞。因此，必須從根子上鏟除“拉票”這個毒瘤，這是當前乃至今後壹段時期幹部工作的重點。
所謂“拉票”就是在幹部推薦過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薦資格的壹些同誌投票推薦自己，從而使自己達到升遷的目的。這種靠“拉”，不靠“幹”的行為，不符合黨的幹部任用工作原則。如果縱容這種行為，就會形成壹種誤導：“幹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時不是把心思用在幹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經營關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馬馬虎虎，關系方面卻是左右逢源。隨著打擊和查處“拉票”行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為從原來的的赤裸裸地進行，轉變成了悄悄地進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詩外”，用在了平時。
變換花樣的“拉票”行為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新特點。
壹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壹些領導幹部在工作中公權私用，該堅持的原則不堅持，做老好人，搭順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對方對自己心存感激，讓對方背上人情債。這種人對上如此，對同級、下級也是如此。可以想象，以這樣的態度和工作出發點，能不耽誤工作和事業！當然，在這種人看來，耽誤工作和事業不要緊，要緊的是自己的選票不能丟！他們認為，堅持原則，不光得罪人，還丟了選票，沒有群眾基礎，妳幹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況，評價有些工作好與不好沒有硬性指標，對這種人來說，上下擁護，大家“認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親信幫忙。手下培植幾個信得過的人，平時在有意無意間幫自己鼓與呼，往自己臉上燙金。這實際上是壹個“利益***同體”，他們有壹條***同的“利益鏈”。這些“擡轎子”的人，壹般都是領導幹部的親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領導受提拔重用的，平時領導信任，關鍵時刻為領導挺身而出。這些親信們時時處處維護領導權威，利用手中的職權，與方方面面搞好關系。這種行為看起來是無可厚非，實際上在拿組織原則做交易，他們是在用公權為上司爭取“票倉”。
三是在親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資。民主是個好東西，好就好在它對權力起到了約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們的印象中，有些人為了職務升遷，總往領導家裏跑。如今，情況有點變化，他們的親朋好友們平時也會主動“出訪”，走家串戶送出自己的“關心和愛護”。事實上，對於這種感情投資，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們去的人家，壹定是對他們有用的，是手中有選舉權的人，那些沒有選舉權的人自然不會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們”出面保駕護航。這些年，領導幹部傍大款現象屢禁不止。在查處的領導幹部腐敗案件中，往往是領導幹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牽扯出來。領導幹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廣大，憑借手頭闊綽，他們結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結成了壹張張的關系網。到了關鍵時刻，沒有這些大款擺不平的事。領導幹部平時結交大款朋友，認真經營關系，關鍵時刻大款們會異常活躍，到處遊說，為他們的領導朋友賣力地爭取每壹張選票。
上述種種行為，比幹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這些手段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必須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選人用人問題上，要防止簡單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認真分析、比對，把幹部平時的表現和考核獲得的各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科學論證，防止工作簡單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預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絕“拉票”行為的相關工作機制，讓那些“拉票”者無可乘之機，無可鉆之空，無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處力度，要有鋼性的措施，對“拉票”行為決不手軟。
鏟除毒瘤要下猛藥。要從輿論上形成聲勢，在舉措上形成機制，讓“拉票”行為無處藏身，沒有市場，沒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上，還要讓被查實的“拉票”者受到嚴肅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從根子上鏟除“拉票”行為。
《半月談》2010年第3期半月評論：
迎接壹億新生代農民工
今年中央壹號文件首次明確提出關註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後出生，現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們占到全國1.5億農民工的6成，大約有壹億人。對壹號文件的這壹新提法，社會給予了高度關註。
正如人們所議論的，拖著“拉桿箱”進城的他們和“扛著蛇皮袋”進城的父輩們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後者可工可農，可進城可返鄉，而前者當中很多是“五谷”不識、從沒下過田土的“農盲”，他們的人生目標是圓“城市夢”。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這壹群體描述為“三高壹低”。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正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等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社會結構滯後經濟15年”。以這壹億新生代農民工為例，他們身處城市，城市卻拒絕接納，根在鄉村，鄉村已無法回歸。在社會保障、就業培訓等很多方面沒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納。他們，正是“社會結構滯後”的代表性群體。
當這壹億新生代農民工在中國的舞臺上走來，我們首要的姿態應是擁抱、歡呼。
他們，是中國產業發展可依賴的人才大軍。壹切資源之中，人的資源最寶貴。相比父輩而言，他們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見識大為豐富，接受新技術、新知識、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強。事實上，他們大部分已經成為中國制造業、服務業等的主要勞動力來源。當中國步入老齡化時代，他們將是中國發展最活躍的生產力群體。
他們，是中國城市化最有潛力的群體。今年的壹號文件，側重支持城鄉統籌以及城鎮化發展。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更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可靠支柱與巨大潛力在農村的消費與農民的城鎮化。這壹億人的父輩，或許半輩子在城裏尋找生存發展的機會，但靈魂深處還是頑強維系著“葉落歸根”、還鄉定居的鄉土情結。而夢想城市生活、積累壹定資本的他們，無疑將是城鎮化的熱烈響應者。
但我們確實不能回避，這壹億新生代農民工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新課題。驀然回首，他們來得如此快，如此龐大，以至於我們必須承認，政府與社會還缺乏足夠的準備。迎接他們，須總結借鑒近30年對待農民工的經驗與教訓，政府的治理要創新，民間的力量要參與。
迎接他們，就不應使之成為被城市冷漠對待的壹群。他們雖然擺脫了收容遣送等舊規定的束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也開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業機會的獲得、同工同酬、勞動維權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平等、被歧視的方面。他們雖然在城市裏奮鬥，但常常只能棲身工棚或棚戶區，無法像城裏人壹樣進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說，他們的父輩給社會的壓力主要是就業，那麽他們面臨的身份認同、性、婚姻、保障等問題，則遠遠超出了就業的範疇。
迎接他們，就要避免他們成為頹廢消極的壹群。南方壹個大省3大監獄壹份調查報告指出，農民工罪犯9成在26歲以下。他們當中有的已經完全看不出他們父輩們所具有的勤勞、堅忍、節儉與執著，在城裏找工作挑肥揀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願做。或滯留城裏遊蕩，或回鄉後偷雞摸狗，令留守村裏的老農搖頭嘆息，令基層派出所頭痛。他們當中部分人極易形成遊民，成為社會秩序的潛在挑戰者。
迎接他們，就要力爭使他們在社會結構中成為可以向上流動的壹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存在的普遍社會現實，但是壹個正常、健康的社會，除了以健全的社會保障保護每壹個人的生存權利，還應該給每壹個人的發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機會。如果貧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富有者，文盲能夠通過努力成為知識分子，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弟能夠通過奮鬥，成為企業家、官員、教授——這樣的社會，才會充滿活力、和諧穩定。
迎接他們，就要讓他們成為能夠發出自己聲音的壹群。盡管這是壹個龐大的群體，盡管他們就居住在城裏，但是在城市的輿論場裏，他們如同隱士，社會很少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戶籍在鄉村，但是很多人沒有回鄉參加村委會主任“海選”，而在城裏他們又往往難以參與政治選舉與公***生活。他們應該盡可能被納入到政治參與的進程中來，從而能夠理性、大聲地表達利益訴求。
當這壹億新生代農民工走來，每壹級政府、每壹個公民須明白：沒有這壹群人的和諧，社會就難以和諧；沒有這壹群人的成長，中國就難以科學發展；沒有這壹群人的幸福，我們的國家就很難說使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增加；而從長遠來看，沒有這壹群人的自由發展，其他“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就難以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