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篇文章能改變現實嗎?

只有壹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妳說的那些事老是重復出現。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後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麽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壹個知識分子的誌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梁文道 兩百多年前，被譽為“兩個世界的英雄”的托馬斯·潘恩出版了《常識》壹書，壹年內發行了50萬冊，當時200萬北美居民中幾乎每個成年男子都讀過或聽過別人談這本小冊子。最近，活躍於香港和內地媒體的知名評論家梁文道先生也出版了壹本《常識》，其受歡迎程度會是怎樣，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與潘恩的《常識》是壹篇長文不同，梁文道的《常識》是壹本時事評論集。之所以與前賢的著作重名，作者有兩點考量：壹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於這種知識分子的傳統”；二是“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範圍”，不似流俗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公***關懷和常識寫作，正是梁文道的話語立場和評論視角。 公***關懷 梁文道在序言中對潘恩贊賞有加。這不只是因為“幾乎所有轟動壹時的小冊子都消失在故紙堆中了，而惟獨潘恩的《常識》是個例外”，更因為“他壹直向往西方知識史上壹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即小冊子。他援引擅長小冊子書寫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話說，出版的“真正意義是‘面向公眾’”，而知識分子寫小冊子就是“讓壹種想法公之於世，交給公眾研判思考，再醞釀出變化社會的土壤”。盡管這本《常識》並不是小冊子，但其書寫本身秉持的無疑也是壹種知識分子的公***情懷。在他看來，“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因而“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寫作時事評論是為了“幹預生活”，是期待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世界完美起來，而不是追求成就自我的“江山不幸詩家幸”。 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願意“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他們中的很大壹部分過著“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生活，至於是否“壹心只讀聖賢書”卻未必好說。當然，選擇做壹名純粹的學者也無可指摘，何況壹名學者在進行公***發言之前本應該做好自己的專業，就像孔子所說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那樣。讓人意氣難平的是，從事公***發言的知識分子往往遭到專業知識分子的鄙夷，被認為是不務正業或者嘩眾取寵。也許這就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癥狀？事實上，這種“純學者”的傲慢與偏見並非今日中國獨有，而毋寧具有某種“普適性”。 仍以潘恩為例。盡管憑其理論貢獻他本該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享有獨特的地位，但西方出版的許多政治思想史專著卻沒有潘恩的壹席之地。在大多數西方學者看來，潘恩只是個宣傳家、鼓動家，充其量是個小冊子作家，卻絕非政治思想家。其實，正如朱學勤先生指出的那樣，潘恩的“著作並不是閉門整理前人思想資料的結果，大多是應時而作的戰鬥檄文，無意中卻給近代政治思想史留下了壹份珍貴的遺產”（《托馬斯·潘恩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實踐與理論是相互促進的，公***關懷本身是壹種價值，而其對學者專業發展的促進也不無價值。專業學者完全沒理由鄙夷從事公***發言的學者。梁文道是位學者型的評論家，雖然未聞他在學術上有何貢獻，但這並不能抹殺其公***發言的價值。 常識寫作 潘恩道出的常識在他那個時代其實是非常驚世駭俗的，說那是常識乃是為了消除讀者的接受障礙，從而令其筆下的真理顯得自然可信。這裏有必要交代壹下潘恩的“話語策略”。按照朱學勤先生的說法，作為下層人民壹員的潘恩，“知道怎樣用他們的語言說出他們的要求”。所謂“他們的語言”，無外乎簡明直白，不兜圈子，不作過度闡釋，有壹說壹，直指人心。這樣壹種性格也是梁文道的追求。前文已經說過，他很反感那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好像不上溯到終極本源就無法顯示自己的深刻似的。很多問題，特別是中國的很多問題，其實本來很好解釋，完全沒有必要雲山霧罩地談文化談心性，那樣反倒掩蓋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不過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在他看來，“在公***事務上面，種種關於‘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只要以常識度之，很多問題也就無所遁形了。 致力於說出常識或者以常識寫作，其實也是中國報刊評論的壹個傳統。比如當年的《努力》周刊、《獨立評論》和《觀察》，盡管其撰稿人大多留過洋，但寫起文章來卻從不擺洋譜，而是白話開篇，如話家常。 強調常識，不只是壹種策略需要，更因為常識常常被遺忘和壓制，造成常識稀缺，因而需要“時時勤拂拭，不教染塵埃”。常識來自於人類屢被印證的經驗認知，當然，這些認知和成果未必會被普遍接受，而違背常識的事情也就由此在拒絕接受的地方發生。事實上的確存在把常識當新知的問題。若是欣然接受倒也罷了，最怕的是視為異端加以拒斥。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常識幾時能夠刷新國人的視聽、給人“欸乃壹聲山水綠”的快慰呢？在信息面前，世界是平的，在常識面前，世界何時也是平的呢？ 指認常識 梁文道對於常識的理解還有壹層，即“常識是壹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吉爾茲語）。簡單來說，就是不同的文化***同體有不同的常識觀念，甚至不同的亞文化***同體也有不同的常識觀念。比如香港人和內地人雖同屬華人文化圈，但其常識觀卻不盡壹致，香港人認為是常識的內地人未必認為是常識，反之亦然。梁文道提出這個命題並非只是出於理論認知，而更是某種真切的生命體認。作為壹個香港人，他試圖接受內地人的常識，並以此來思考眼前的問題，但這種“進入”是為了“跳出”，也就是獲得某種“地方性知識”，而不是為了融入其中自如地生活。同樣，如此跳來跳去的姿態也適用於獲得內地人對香港人常識的“發現”。這樣壹來，他的時評就不只是簡單的時評，而是在做壹種詮釋的工夫，以把壹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壹壹揭出，逐個指認。 那麽，梁文道到底為我們揭出了哪些常識？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名為“理解當代中國的七十張關鍵切片”，涉及國恥、抗戰、漢奸、接班、問責、城管、教授、低俗等諸多命題；下編名為“窺視世界的局部角度”，又細分為“政治激進派的豪賭”、“壹個國家的夢想與現實”和“世界到底有多平”三個單元。常識幾多，讀書便是。 有意思的是，這組時評文章壹旦被賦予“揭出常識”的使命，似乎就超越了時評易於過時的命運，從而獲得了某種持久的價值。換句話說，人們閱讀這些文章，不是為了了解作者對某個具體事件的看法（事過境遷，人們可能也已沒有了興趣），而是為了獲得作者對某個抽象命題的認知，而這壹認知適用於以後遇到的同類具體事件。這就是《常識》不同於壹般的時事評論結集之所在。 胡唐 □媒體人士，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