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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給點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奇人異事(鬼怪的)

魏晉南北朝小說從內容上看,壹般都將它分為誌怪與誌人(或稱軼事)兩大類,它們在寫法與審美意識上,有較大的區別。顧名思義,其所以稱誌怪小說,就是因為所寫內容,大都是鬼怪仙妖,奇禽異獸,及遐荒異域、洞天福地的怪異之事物。從其源流關系而言,《山海經》等古代神話傳說,對誌怪小說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山海經》記載的各種奇魚、怪獸、異人的形態與性能,為誌怪小說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特別是對博物誌怪的影響更為明顯。當然,誌怪小說得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自有其特殊的土壤、氣候。儒學的相對衰微,玄、佛、道思想的勃興,士人以新老莊思想——玄學為武器,從傳統儒學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而佛、道思想對作家藝術思維空間的開拓,豐富了誌怪小說的想象力。在探討魏晉南北朝小說的審美特征時,我們必須考慮民族文化積澱,玄、佛、道思想的盛行與士人心態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只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誌怪小說的審美特征,誌人(軼事)小說的審美特征則擬撰另文。

誌怪小說最突出的審美特征,當然是怪異,否則也就不成其為誌怪小說。形成這壹審美特征的原因,壹是上承神話傳說的影響;二是佛、道思想的潛移默化;三是民間傳說中的奇聞異事;四是人們好奇尚怪的心理。形成壹種審美傾向,既是美的創造者帶有群體性審美意識的驅動,又是美的鑒賞者審美心理需求的回應。怪異的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壹是描寫奇異之物的怪誕形象或特異性能,顯示其藝術魅力。這在博物誌怪類作品中,表現尤為突出。例如《神異經》,就是以記載異物奇人為特色的,某些異物的記載脫胎於《山海經》,而有所創新,寫奇人異物,構想新穎奇特。《神異經·東荒經》中東王公的形象是“人形鳥面而虎尾。載壹黑熊,左右顧望”。這與《山海經》中西王母的形象“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可謂天作之合。於是在《神異經》“天柱”條,就把東王公和西王母寫成愛侶,同受大鳥左、右兩翼的覆庇,相會於鳥背,西王母是很主動的,頗有人情味。《十洲記·炎洲》對“風生獸”的記述,富於怪誕而有文學性的幻想,而且善於鋪敘誇飾。風生獸的生命力真強:“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同“燃”),灰中而立,毛亦不,斫刺不入,打之如灰(“皮”字之誤)囊。”被打死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十洲記·聚窟洲》寫西域使者獻給漢武帝壹只小如貍貓的猛獸,神奇怪異,聳人聽聞:“壹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系;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騖……”為了表現其怪異,極盡誇張渲染之能事。這兩種博物誌怪小說都假托東方朔之作,實為東漢末至魏間人所撰,後壹種神仙道教幻想藝術的色彩較濃。張華《博物誌》中《馬化》、《蟒》等篇,也有較強的怪異性,誌怪小說的意味頗重,對唐人傳奇的同類題材作品《白猿傳》、《李黃》等的影響亦大。從審美角度看,《蟒》更具有怪誕奇異之美,那位“長意思人”的探險殺蟒的怪異行動中,包含著正義戰勝邪惡的意蘊。《八月浮槎》奇幻美妙近乎神話傳說。《詩經·小雅·大東》寫道:“彼牽牛,不以服箱。”“彼織女,終日七襄。”這裏,牽牛、織女只是徒有虛名不幹實事者的比喻,而在小說中,卻借美麗的想象聯系起來,乘槎者從海上到天河,見牛郎、織女,這壹探索宇宙空間的幻想是非常大膽而優美的。

比之於上述幾種誌怪小說,郭璞《玄中記》中的《狗封氏》(瓠)、《姑獲鳥》、《狐妖》諸條,在對異物的描寫手法上,顯得更加絢麗多姿,禽獸亦具人性,瓠為能娶帝王之女為妻而建功立業;姑獲鳥脫毛為女人,與男子結合,生兒育女;百歲狐變為美人,“使人迷惑失智”。禽獸精怪的奇異變幻,豐富了誌怪小說的審美價值,亦為後世誌怪傳奇小說塑造精怪狐鬼形象提供了藝術經驗。

二是著意表現奇人或神靈言動行為的怪異,變幻的奇妙。這在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王嘉《拾遺記》諸書中,以及幹寶《搜神記》的某些篇章中,表現得最為充分。這裏我們不論其創作意圖如何,只著眼於這些作品的審美價值。《列仙傳·園客》的故事頗具藝術美。園客其人善良、勤勞,姿貌又好,辛勤種植香草數十年,收獲的是五色蛾,生桑蠶。養蠶時,有壹位好姑娘主動與他結為夫妻,蠶繭豐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壹繭六十日始盡”。這正是農民希望有幸福婚姻,生產喜獲豐收的心理表現。“訖則俱去,莫知所在”,給人以遐想與懸念,神秘離奇,而仙味並不濃。道教神仙文化滲入誌怪小說,極大地豐富了藝術想象,創造了不少奇異絢麗、具有藝術魅力的意象。《神仙傳》固然有故神其教之嫌,但其中也不乏精彩的誌怪小說,《張道陵》就是突出的代表作。張道陵得道後,“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壹陵,與賓客對談,***飲食,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分身法的奇妙想象,不僅為誌怪小說增強了審美的吸引力,而且為後來的神魔小說,在藝術構思、表現技法上提供了借鑒。張道陵“七試趙升”,是道教文學想象藝術的傑作,洋溢著浪漫主義色彩,文學氣息、韻致都很濃郁,提高和豐富了人們的藝術幻想,使人從中得到怪異美的享受。

對變幻之術的描寫,是道教文學或佛教文學的壹大優勢,而為傳統的儒家文學所望塵莫及。《神仙傳·壺公》所寫的神仙變幻之術,離奇光怪,扣人心弦。壺公跳入壺中後,費長房依言效法跳入,“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他們對飲時,“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變幻層次之多,比現代魔術似猶勝壹籌,意象也更復雜奇異。變幻之奇,借助於豐富的想象,才能創造出穎異新奇的意象,而這正是審美心理的需求。宗教文學在當時之所以能夠盛行,因為它滿足了人們的審美心理。《拾遺記》作者的想象力就非常豐富。《拾遺記》“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如《顓頊》條,寫“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讀者從中得到審美享受,並為“曳影之劍”的神奇功能所傾倒。《宛渠之民》條描寫的“螺舟”,也是飽含藝術想象情趣的:“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沈行海底,而水不浸入,壹名‘淪波舟’。”這在當時,也是神仙家的幻想,“曳影之劍”、“螺舟”都無法與現代的導彈、核潛艇相比,我們卻不能不佩服神仙家的幻想之奇異,富於創造性。又如《燕昭王七年》條所描寫的申毒國(即印度)道人屍羅,其變幻吐納的意象,比後來吳均《續齊諧記·陽羨書生》只少壹個層次,而其復雜變幻之情,則各有千秋。它們同受佛經的影響。佛教與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對文學,尤其是對小說藝術意境的開拓,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對怪異之美的創造與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是寫人與鬼神戀愛甚至生兒育女的奇異之事,為表現誌怪小說怪異美的壹個重要題材。曹丕喜談神仙鬼怪,他撰《列異傳》就是“序鬼物奇怪之事”。其中的《談生》篇,可以算是寫人鬼戀愛異事的濫觴之作,踵其步武者亦不少,如幹寶的《搜神記·崔少府墓》、陶潛的《搜神後記》中的《徐玄方女》、《李仲文女》等都具有代表性,其中有喜劇性的,而更多的是飽含悲劇意蘊。前者如描寫馬子拯救被枉殺的徐玄方女,真誠的愛,使死了四年的女子復活,這在現實生活中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卻是人們的美好願望。作為誌怪小說,則於奇幻荒怪中顯其真情,筆調雅潔而神韻氣息宛然如現,使讀者感到愛情的美。談生與睢陽王女的鬼魂結合時有約:三年後談生才能用燈照看她的軀體。兒子二歲時,談生出於好奇,“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終於釀成悲劇。《李仲文女》是因秘密泄露,家長急於發冢開棺,遂以悲劇告終。女鬼復活的理想破滅,遺恨黃泉。《搜神記》中的《王道平》、《河間男女》則都是寫女子為忠誠於愛情而死,又因愛情的力量起死回生,愛情在戰勝死亡的同時,也戰勝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辦婚姻。這種離奇怪異的藝術構思方式,體現了古代青年男女渴求婚戀自主的美好願望,而在當時現實生活中,又因受封建婚姻制的約束,婚戀自主的理想往往成為悲劇,也促使誌怪小說中這類題材作品審美心理的怪異性向更高層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