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在推進城市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為什麽小城鎮規模擴大,城市規模相對縮小,不利於解決城鄉矛盾
[關鍵詞]城鄉差距; 城市化; 比較收益
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走了壹條損害和忽視農業來推進工業化的道路，如通過壓低農業產品價格、相對提高工業品價格和計劃強制征收農業產品等辦法積累工業化資金，忽視對農業提供水利、道路、農田基礎設施、教育衛生公***服務、社會保障等等，使城鄉發展的差距越來越大。這種狀況需要反思和調整。那麽，重視農業和農民的發展和收入，最終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途徑是什麽?可能有兩種思路：壹種是在糾正過去錯誤的基礎上，在鄉村內部解決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政府加大投入，支持農業，增加農民的收入，以此來縮小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另壹種是在糾正過去錯誤的基礎上，除了對農業提供政府補貼，對農村提供應有的公***設施、公***服務，以及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外，主要還是想法轉移農村中過剩的人口，轉移農業中過剩的勞動力，發展規模化的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以此來縮小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筆者認為，後壹種思路和道路是對的，而前壹種思路和道路是錯誤的。
壹、農業增加值和就業比率同步下降的規律性趨勢
無論我們如何對農業加大投入，無論政府怎樣支持農村和農民，但是，在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上，GDP和勞動力在農業領域中比率的下降，是壹個被世界各國的實踐證明了的經濟規律。我們來看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所反映的這壹趨勢。年數據。
可以看出，1960年到2003年間，從農業增加值占GDP總量的比率看，低收入國家從1960年的49%下降到了2003年的24%，下中等收入國家從37%下降到了11%，中等收入國家從24%下降到了10%，上中等國家從18%下降到了6%，發達國家則從6%下降為2%;而從農業領域的就業比率看，1960年到1990年，低收入國家從77%下降到了69%，下中等收入國家從71%下降到了36%，中等收入國家從62%下降到了32%，上中等收入國家從1960年的49%下降到了2002年的17%，而發達國家更是從1960年的18%下降到了2002年的4%。
從上面的數據變化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業相對於第二和第三產業來看，是壹個弱勢產業，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領域的生產總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率是下降的，如果不轉移農業中的勞動力，通過發展農業來富民，實際上是行不通的。而隨著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的下降，農業領域中的勞動力比率也是持續下降的，只有這樣，在農業領域中的勞動力和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才能相應地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否則，如果農業增加值在GDP中比率下降很快，而農業中的勞動力轉移很慢，農民的收入必然會相對下降，農民與非農民的收入差距毫無疑問會持續拉大。
而中國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雖然從1960年的40%下降為2007年的11.3%，但是，勞動力就業比率則僅僅從81.0%下降為40.8%，同生產結構的轉變看，勞動力的轉移相對緩慢。這就是中國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最為基礎的原因。
二、小規模經營、勞動生產率低與農民收入少
中國現有18億畝耕地，7億多農村人口，每個農業人口只有2.3畝耕地，31000萬農業勞動力，每個勞動力平均耕地不到6畝，2.4億農戶均耕地也只有7畝多。黃河和長江中下流域的壹些地區，許多農村每人耕地不到1畝。按照江陰對2008年種糧成本和收益的調研，稻谷生產總成本為865元/畝，其中現金成本555元(種子23元、水費50元、農藥化肥212元、機械作業費270元)、人工成本(家庭用工折價)180元、土地成本(自營地折租)130元。稻谷總收益為1078元，畝(畝產550公斤、1.96元/公斤)。凈利潤為213元/畝，現金收益為523元/畝。小麥生產總成本為525元/畝，其中現金成本300元、人工成本110元、土地成本115元。小麥總收益為532元/畝(畝產370公斤、1.44元/公斤)。凈利潤為7元/畝，現金收益為232元/畝。(唐青：“江陰農民種糧成本效益剖析與扶農政策建議”，江蘇糧網，2009年2月2日)
我們假定，2008年全國18億畝耕地全部種糧食，種米和種小麥各壹半，每畝地平均利潤110元，種糧食總利潤為1980億元;種糧人工成本收入平均每畝145元。總的農業勞動收入為2610億元;地租性收入122.5元，總收入為2205億元;總計為6795億元。假如全國平均農業生產力水平為江陰的60%，種植1.5季，則總的農業收入為6115億元，假定收入全部歸農民所有，每個農民人口在農業上的年收入平均也只有873元，勞均只有1973元，戶均只有2548元。種糧的收入，較樂觀估計，也只有2008年農民全部純收入4761元的18.34%。
種糧，乃至依靠土地要素獲得的收入比例，還將會持續下降，主要原因是：(1)土地要素是有限的，數量不會增加，而且會隨著城市、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建設而日益減少;(2)土地的邊際收益率是下降的，這是壹個經濟規律，也就是說，在現有並且日益減少的土地上再增加產量，新增加產量部分的成本越來越高，而其收益相對會越來越低;(3)由於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社會保險水平的提高，農業勞動力的成本也會不斷地上升，讓成本不斷提高的勞動力去從事低收益的領域，勞動力的收益相對其他產業將日益下降;(4)從1978年以來農業產品的價格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相互變動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速度要比農業產品價格的上漲速度快，農業增產的收益部分，往往被生產資料價格的快速上漲所抵消掉;(5)農業只有規模經濟，才能相對降低各種有關成本，如果城市化推進速度過慢，農業勞動力不能持續轉移。還是小規模生產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過慢，農業收益增長的速度相對非農業收益的增長而過慢，結果只能是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江陰的調研表明，在稻谷、小麥生產總成本中，家庭用工折價、自營地折租進入生產總成本體現了種糧成本的真實性。有自營地的農民種糧現金收益有755元/畝/年，得益於國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等支農惠農政策的落實，化肥、農藥與機耕費等現金成本占了稻谷生產總成本的64.2%，表明農民的種糧成本還偏高。種糧比較效益還偏低。而2008年度農資價格的大幅上漲提高了農民的種糧成本，抵消了國家給農民的補貼收益。種植小麥，產量低、成本高、售價低，基本無利可圖。(同上)
三、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區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大
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發展城市是導致城鄉差距，並且使差距越來越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戰略上應當抑制城市的發展。加大力度去發展農村。這樣城市化的速度放慢，城市化水平較低，城鄉差距就會縮小。但是，客觀現實並不這樣。有的研究項目，也進行了城鎮化與農民增收的負相關性分析，認為越是推進城鎮化，農民收入增加越受到影響。(程洪寶：《城鎮化與農民增收的負相關分析》，《學術論壇》2005年第12期)這是壹個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錯誤的分析結論。實際上。壹個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壹個地區的城市化水平是高度反向相關的：壹個地區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城鄉收入差距越小;而壹個地區的城市化水平越低，則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越大。這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
從上表可以看出，壹般來說，在城市化44.3%到88.7%的省市區範圍內，人均GDP在15074元到87035元範圍，城鄉差距在1：1.87到1：3.48範圍;而城市化在22.6%到44.0%範圍的省區，則人均GDP在8824元到19593元範圍，城鄉差距在1：2.74到1：4.57範圍。
其中壹些個別數據。如廣東城市化水平在63.4%的情況下，城鄉差距1：3.08，主要是因廣東產業向粵北轉移不夠，以及粵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力形成的;而重慶城市化水平在50%的情況下，城鄉差距1：3.48，則是重慶水庫山區及其他地區自然條件較差，以及對水庫移民補償不力導致的。陜西在城市化水平42.1%的情況下，城鄉差距高達1：4.10。則主要是當地農民外出務工比例比其他省區低造成的：而西藏在城市化22.6%較低水平的情況下，城鄉差距在1：3.93的水平上，則是因中央政府對西藏農村的支持所致。從城市化率與城鄉收入差距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看，上表中全部數據計算的相關系數為-0.764，剔除廣東、重慶、陜西和西藏四個特殊地區外。相關系數為-0.797。可以看出，總體上，除去特別因素，中國的實踐也表明，在壹個地區中，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高度正相關，而與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高度反相關。因此，要想縮小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關鍵是推進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