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什麽治國
孔子主張以禮治國。禮的原則 “尊重”原則：要求在各種類型的人際交往活動中，以相互尊重為前提，要尊重對方，不損害對方利益；同時又要保持自尊。 宋刻本《禮記》 “遵守”原則:遵守社會公德，遵時守信，真誠友善，謙虛隨和。 “適度”原則：現代禮儀強調人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壹定要把握適度性，不同場合、不同對象，應始終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把握好壹定的分寸。 “自律”原則：交流雙方在要求尊重自己之前，首先應當檢查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禮儀規範要求。壹 、孔子所處的政治環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處的政治環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亂、軍事上諸侯國互相征伐。自從周平王東遷後，周王室衰微，地位壹落千丈，實際上和壹個中等諸侯國差不多。各國為了在眾多的諸侯國中得到壹塊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戰爭持續不斷，小國被吞並，大國不斷崛起，先後出現“春秋五霸”。各國內部，卿大夫勢力強大，動亂時有發生，弒君犯上現象屢見不鮮。 在這種情況下，周代從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時期傳下來的禮樂制度也隨之崩潰了，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①]這段話中孔子所說的“天下無道”的情形就生動地描繪出了春秋時期混亂的政治局面。 隨著禮樂制度的崩潰，人們的道德也逐漸淪喪。春秋是壹個講究實力的時代，凡是講實力的時代，道德都是沒有市場的。 面對這樣混亂的社會，孔子作為壹個對社會負責任的人，提出了壹系列改造社會的政治思想。 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國工具是“禮” 孔子是壹個十分懂得“禮”的人，據說他小時候就把禮器當玩具玩，《史記》中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27]可謂天賦異秉。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28]孔子對於夏禮、殷禮都很精通，但他認為夏、商、周的禮儀是壹代比壹代進步的，他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9]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30]。可見，他認為周禮是最為完善的。 “禮”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內容，“禮起源於氏族社會的風俗習慣”[31]。也就是人類在原始***產主義社會時代的習慣法，這些習慣法在進入王政時代後，被領導階級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較系統的制度，於是，夏有夏禮，商有商禮，周有周禮，“禮”成了國家穩定的壹個重要保證，而“禮”經過了夏商兩代的改進，到了周代，經過周公的系統化，成為更加完善的壹種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見於先秦典籍《儀禮》之中。周禮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種典禮、儀式當中，不同社會地位的參與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嚴格的具體行為規範。通過這些行為規範區別尊卑、親疏、賢愚等社會範疇，界定每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具體位置，協調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32]。到了孔子時代，周公所作的“禮”已經徹底崩潰了，社會進入了“天下無道”的時期，孔子在這樣的社會裏能夠站出來，用壹種“雖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力圖改變社會現狀，這種精神是我們後世子孫們所應該敬仰和學習的。 孔子要用“禮”來治理國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經問老師：“衛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33]子路覺得老師有些可笑，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要想“正名”確實是壹件異想天開的事，他問：“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這“名”怎麽正呢？孔子對子路解釋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34]所以說，孔子認為“正名”是治國的首要工作。所謂“正名”，就是建立壹個名實相符的社會，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盡職，不得僭越。齊景公曾經問孔子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樣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要有兒子的樣子，孔子要建立的是壹個秩序合理嚴謹的社會。因為當時的社會是壹個秩序混亂、禮崩樂壞的社會，季孫氏曾經用八佾的規模在庭院舞蹈，古時壹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據《周禮》規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諸侯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壞周禮的事件，對此，孔子表現出極大的憤慨，發出壹句響徹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見，當時禮制的破壞程度有多麽厲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張。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還提出要以“禮”為行為規範的思想，即“齊之以禮”的思想。“禮”的實行有兩條缺壹不可的途徑：壹是自下而上的途徑，孔子在教導他的學生子貢時說為人要“富而好禮”[37]，在教導他的學生顏淵時說要“克己復禮”[38]，在教導他的兒子孔鯉時說“不學禮，無以立”[39]，這就是說民眾自己本身要以“禮”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要求人們做到“非禮勿視，非禮無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徑，即領導者要以“禮”治國，即孔子所說的“上好禮，則民易使也”[41]，“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42]。領導者以“禮”為行為規範，民眾就會效法，國家就會穩定，從而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 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實際上就是孔子的治國思想。孔子繼承了西周以來把禮作為治國之經緯的思想，認為禮是治國之本，形成了以禮樂教化治國安邦的總體思路。 孔子不滿當時“天下無道”，動蕩不安的社會，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救世情懷，奔遊列國，汲汲以求，倡導“德化”、“禮治”。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之。”（《為政》）他提出“為國以禮”（《先進》），集中表達了他對禮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孔子對周禮抱著很尊敬的心態，而在實際上又有所損益。在繼承中創新，目的是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禮”的，在《論語》中多次談到自己對西周禮樂的向往。子曰：“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這態度談和感情畢竟是有壹定的保守性的，因為周禮再好，也只是代表壹個逝去了的時代，盡管那個時代曾經確實是輝煌的。 如果孔子果真面對當時禮崩樂壞的社會形勢，壹味地維護周禮，那他肯定是壹個地地道道的保守派。但是，事實上，他對周禮也有許多不滿之處，並在推崇周禮的前提下，對周禮進行了許多“損益”。如“周禮”重視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遲問知時則主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子路問事鬼神的問題，孔子明確地告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他的弟子都認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輕鬼神，革新了“周禮”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禮”規定的宗法制、世襲制在孔子這裏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舉賢才”（《子路》）打破了親親尊尊，主張“學而優則仕”（《子張》），向社會打開了取士的大門。 孔子通過對周禮的損益創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使之他整個思想體系的制高點，並與“禮”配合，在修己的同時治人，在人的倫理道德完善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良好秩序。 另外他的禮樂治國中也能看出來孔子“引仁入禮”才使禮具有了深層意義的內在本質,仁的發現原本是對禮樂的意蘊深入開掘的結果,而禮樂的價值也正是由於仁的發現而重新確立。所以,仁與禮樂的關系是:“仁”是“禮樂”的內在根據,仁心外化而成禮樂,依禮樂而行則成仁,禮樂與仁相輔相成,恰好成為壹對辯證統壹的關系。 周公制禮作樂是孔子禮樂治國的理論基礎,周公“引德入禮”,對禮樂進行加工改造,使禮從原始的實物交易行為中抽象出來,進而納入道德範疇之中,這為孔子“引仁入禮”重新確立禮樂的價值作了的鋪墊。人性論也是孔子禮樂治國思想得以實施的重要理論基礎,雖然孔子未曾講過人性究竟是善是惡,但是他認為人皆有道德屬性且傾向於善,因此教化可施。孔子禮樂治國的內容即“樂治”和“禮治”。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