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理解
《中庸》開頭三句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三句話雖然只有短短15個字，卻極為重要，南懷謹先生說：“這三句話，是影響幾千年中國文化最大的東西，尤其後世的、宋元以後的理學家，儒家們，所有講的儒道、理學的道理，他的修養、功夫，統統從這裏出來的。那麽再會同佛、道 家、所有的修養方法，構成中國文化宋元以後儒家的另壹套、另壹個哲學體系”。
南懷謹先生是當代的國學大師，對儒、釋、道家學說思想都有廣泛而深入的的研究，他當然不是隨隨便便這麽說的。那麽，這三句話到底在說什麽呢？為什麽這麽重要？要理解這三句的真正內涵，我們先從這幾個關鍵字“天命、性、率性、道、修道、道”下手。
對於“天命”，後世有多種解讀。有的解讀為“上天賦與的自然稟賦”，把“天”做名詞、“命”作動詞來解讀；有的把“天命”看作名詞，合起來解讀為“與生俱來的自然稟賦”。但不管作動詞，還是作名詞，對於我們理解“性”都沒有太大影響，反正所謂的性，就是我們天生就有的東西。我們關鍵要把握什麽是“性”、以及有什麽本質特征。
那什麽是“性”呢？有什麽本質特征？對此，儒家學者做了各種各樣的定義和解釋，大戴禮記。本命》說：“（天理）分之於道曰命，形之於壹曰性”，意思是分布流行在道上，就稱作命，具體到某個形體上就叫做性；心學大家王陽明認為“心即理”、“心即性”，說：“性壹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程載說：“心也、性也、天也，壹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這三人說法大同大異，反正就是說“性”就是人天生就具有的天理，所謂的天、命、心、性之類，都是壹回事，只是角度不同，說法不壹樣而已。
至於“性”特征，說法就各不相同了。有“性善論”、“性惡論”、“性無善無惡論”、“性有善有惡”各種說法。孟子認為人的天性本來是至善的；並與告子有過壹番辯論，最後誰也沒說服誰；漢代大儒董仲舒說：“吾之性命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己善；吾上質於聖人之說善，故謂性未善。”，他還拿禾苗與大米來打比方，說禾苗就好比性，大米就好比孟子所說的仁義禮智，禾苗雖然能長出大米，但大米不是禾苗。言外之意就是說”性“雖然具有發展為善的潛質，但性的本質並不是善。在這壹點上，董仲舒、告子、以及稱為厚黑學教主的李宗吾看法基本壹致，都認為性是無善也無惡的。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先生晚年也認為性是無善無惡的。在我看來，人性是無善惡的，這就好比菜刀，用來削菜做飯，就是善的，用來殺人，就是惡的，關鍵看妳怎麽去使用它。孔子說：“吾十王有誌於學，。。。。六十而知天命”，以聖人的才力，學習了四十五年後，才終於知道什麽是“天命”這個“性”，我們智淺才薄，所以三言兩語也解釋不清楚，也沒那個能力解釋清楚，因為我們也體悟不到這個“天命”——”性“的本質與內涵。
既然後世有各種說法，而又沒有統壹的結論，我們這裏又是在講《中庸》的內容，那我們還是看看《中庸》是怎麽說“性”的。《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從真誠到明白事理，叫做性；從明白事理到真誠，叫做教。能夠真誠了就自然明白事理，完全明白事理後，也就自然會真誠了。”從這裏可以看出，性的第壹特征是真誠，第二特征是明白事理，這為後世的“性善論”打下了基礎；而教的目的，是讓人通過明白事理，然後再做到真誠，這又為後世的“復性說”打下了基礎。至於怎麽做到明白事理然後實現真誠，朱熹認為，要通過自己已有的知識，再去推究天下的事物的原理，這樣時間壹長，功夫夠深的話，就能明白所有的事理，最後心這個本體的作用就自然明白了；王陽明認為：心即理，心即性，不用那麽麻煩，每個人都有良知之心，在自己心上去體認，通過省察克治的功夫，時時處處反省檢視自己是否有不好的意念，在這不好的意念則萌發時就堅決把它掃除幹凈，事事物物上致自己的良知，遇到事情後，反思自己做得不好的，然後改正，時間長了，自然就會做到真誠，他們兩人的區別，在於從哪先下手，這就是宋明理學區別。
從《中庸》作者所反映的觀點來看，“性”至少是“真誠且明白事理”的，這也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基本觀點，或者說理想。
那什麽叫“率性”呢？就是任由自己的天性，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索性——盡著自己的性子來，現在多數翻譯把“率性“解釋為“遵循人的天性”。
“率性之謂道”，就是由著“性”這個與生俱來的自然稟賦去行事就稱為“道”。這種思想，與釋家禪宗所說的“直心是道場”思想不謀不而合。
什麽是”修道“呢？就是按遵循道的原則去修養，結合第二句話，實際上就是”按照遵循人的天性的原則去修養”。這就很容易讓人產生困惑和誤解：既然是按照遵循人的天性原則，人的天性又是“真誠且明白事理”的，那教育就是要完全釋放人的天性了；既然是完全釋放人的天性，那後面又說“修道”，那修個什麽呢？正是因為有這些困惑，所以，現在網絡上流行兩種對立的說法。有的說教育要釋放孩子的天性，有的說教育不能任由孩子的天性，要加以約束。這兩種觀點很難說不對與對，關鍵就看他怎麽理解這“性”，是指先天的“本性”呢，還是指受後天環境影響所表現出來的受蒙蔽了的性。儒家認為，雖然人的天性是光明正大，盡善盡美的，但人生下來（聖人除外，只怕聖人也不能例外），甚至還在胎腹中時，就已打上了社會環境的烙印，不可避免的受生活環境影響、受自己私欲的蒙蔽，原本光明正大、至善至美的本性就不能完完全全發揮它的作用、原原本本的表現出來了。這就好比鏡子，原本是明亮無瑕的，但鏡面上不可避免的蒙上灰塵，灰塵雖然對鏡子本身沒有影響，但會影響鏡子本身那明亮的光的發揮，再不能原原本本的反映所映照的物體原貌了。這是儒家與道家的根本區別所在，道家沒有人的本性受後天影響這壹說法，認為人所表現出來的，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崇尚任性、無為、道法自然。大家在《莊子》壹書中，看到莊子在他老婆死後，不但不感到悲傷，反而敲盆打鼓的載歌載舞；其中壹個朋友去逝了，其他朋友吊唁時，不但不感到悲傷，反而為他感到高興。《世說新語》裏，劉伶在家喝醉酒了，赤身裸體的在房子狂奔亂跳，壹點都不覺得難為情，客人勸他，他反而說自己是以天為屋、以屋為自己的褲襠，怪客人為什麽鉆進我的褲襠來；阮籍在酒店喝醉酒了，就鉆進漂亮的老板娘被窩，與老板娘壹起睡。。。。這些所謂“率性”而做出的驚世駭俗舉動，是不是天性本有的，我們沒辦法評斷。但至少，人是社會的人，不能完全由著自己的性子來（不管這是道家所謂的天性，還是儒家認為的受到習氣沾染了的性）。由著自己的性子，輕則會招致其他社會成員的非議，重則會妨礙他人的性的施展，所以儒家重教化，用禮儀和道德節制、規範、引導人的行為，使人的行為“發而皆中節”。孔子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恥且格。”就是主張用道德來引導、以禮來規範人的行為。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儒家、道家，也包括釋家都認為人的天性是至善、完美無缺的，但對人在現實生活中所表現行為，到底是天性還是後天受到了蒙蔽的性，認識上有根本不同。儒家要“修”的不是人的天性，而是“天性”受到蒙蔽後所表現出來的、非本性的思想，如果儒家要“修”的是人的天性，也不會說“修道之謂教”，而會直接說“修性之謂教”了。所以儒家所說的“修道”，實際上包涵兩方面內容：壹是對由著自己受到蒙蔽的天性而表現出來的思想行為進行修治、修正；二是對自己的天性進行涵養。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修養。而且是修治、修正在先，涵養在後。現在網絡上流行的另壹種觀點，說不能放任孩子的性子（當然，他們所說的性子，不是孩子的天性，而是天性受到蒙蔽後的作用發揮），而要用規矩來約束，原因就在這裏。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中庸》壹書的內容和布局來領會。《中庸》在講到“誠”、“性”之前，先講到禮，說：“宗廟之禮”、“效社之禮”、“義者，宜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就是告訴大家，首先要用“禮”來節制人的行為，然後才可以談盡性、談誠。這也告訴我們壹個道理，只有做到“入乎其內”，然後才能做到“出乎其外”，最後才能實現“超乎其上”。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表明，他花了五十五年的學習與修煉，才完全找到什麽是自己的天性，從而才可以做到隨心所欲、完全由自己性子來行事，而不違背、不逾越規矩。他是把規矩擺在前面的。我現在反省自己，學生時代，仗著學習成績好，經常不守學校規矩，結果走了幾十年彎路。
說到這裏，我們對什麽是《中庸》作者所說的“教”清楚了——按照遵循人的天性的原則修養就是教育或者說教化。“教“的目的，就是要做到“發而皆中節”、達到“和”，最終目標，則是讓人明白事理而做到真誠。我們前面講過，“性”的本質特征-真誠且明白事理，所以，“教”的目的，實際上就是要恢復人的本性。
至於教什麽、怎麽教，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當然是首先要讓人明白事理。這正是《中庸》壹書前半部分的主要內容。 “中庸”、 “索隱行怪。。。吾弗為之矣”、“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君子之道四”、“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凡為天有九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三”。。。。。這都是在講“教”的內容——“事理”。
明白事理後，自然就會誠了，那麽什麽是誠？誠有什麽好處和表現？這就是《中庸》後半部分的內容了。“唯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因為只有聖人能做到至誠，所以後面又專講聖人。
實際上，壹部《中庸》講來講去，是圍繞壹個“誠” 在講。所以，王陽明等後世儒家學者，認為《中庸》的主要內容就是講“誠”。